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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總編輯、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 博士生導師鄒東濤
記者 吳禮明 盛賢明
 鄒東濤教授（中）、黃琦副社長（左）共同接受主編吳禮明博士會客訪談
 掛在鄒東濤教授房間名言
 掛在鄒東濤教授房間書法
 鄒東濤教授接受記者采訪
編者按：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涌現出一批基礎知識扎實、理論功底深厚并又有開拓創新精神的經濟學家，他們精心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把脈”，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鋪路，保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沿著健康道路持續發展。他們站在了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的最前沿，他們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是共和國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中國社科院著名經濟學教授鄒東濤就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 從秦巴山區走向大學、走向省城、走向京城，鄒東濤以自己的勤奮牢牢地把握了人生發展機遇，并以憂國憂民的崇高情懷，關注著中國的改革進程，關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 他不做象牙塔中的理論閨秀，而以更廣泛的非經濟視野分析“社會經濟”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不做溫文爾雅的經濟理論家，而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高度，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種種現象和傾向；他不做經濟學理論的奴隸，而是把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在經濟社會領域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很多新問題、新思路、新觀點，極大地豐富了經濟學理論，為中國經濟社會的改革、發展做出了貢獻。 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鄒東濤這樣的經濟學家，今后的發展也必然會涌現出更多像鄒東濤一樣的、受黨和人民歡迎的經濟學家。 在中國的經濟學界，提起中國社科院著名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鄒東濤，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從20世紀80年代起，憑借著憂國憂民的愛國思想，憑借著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極大熱情，鄒東濤根據中國的國情，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撰寫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專著、論文，助推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成為90年代“進京三杰”之一。 2008年夏天，記者在老友黃琦的陪同下，走進了這位令人仰視的著名經濟學家的辦公室。寒暄時，鄒東濤遞給記者一張名片，細細看來，鄒東濤不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導，而且還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總編輯、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 采訪鄒東濤，其實是一種巧遇。記者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辦事，剛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開完會的鄒東濤便迎面在總署大門口與記者相遇。老友黃琦立即慧眼識英雄，相互介紹過后，才有了這個歷史性的采訪。中等個頭的鄒東濤，看上去要比他的實際年齡小了許多，一雙具有洞穿力的雙眼中透出濃濃的善意。他沒有大家的架子，坐在一起，就像久違的朋友重又相逢。他告訴記者：“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我的命運幾乎與共和國的命運同出一轍：在不太長的歷史中經歷了貧窮、曲折、奮進、成長。 三十學“藝”為報國 鄒東濤出生在陜西省漢陰縣，這里是中國最貧窮、最落后的山區之一。小學畢業后，鄒東濤便來到縣城就讀中學。鄒東濤回憶道，縣城中學離家有8里地，一天要往返兩次吃飯，步行32里。就是這每天32里山路的跋涉，竟成了鄒東濤“背誦古詩文之路”，那些至今仍能熟記的古詩文、毛選、毛主席詩詞，很多都是在這條路上背誦下來的。 初中二年級時，喜歡古詩文的鄒東濤寫了《學思》：“孔孟天下尊文圣，李白杜甫大詩人。我進學堂已八載，當汲先哲精氣神。光陰荏苒留不住，莫荒白了兩邊鬢。胸中常有鴻鵠志，插翅騰飛萬里云”。鄒東濤謙虛地笑著說：“這首初中時的處女作，現在看起來還有點狂妄，使我至今感到愧對孔孟李杜”。 但是，胸有鴻鵠之志的鄒東濤怎么也沒想到，一場“文革”擊碎了他的大學夢想。1968年，鄒東濤隨著滾滾的上山下鄉浪潮，來到一個更為貧困的生產隊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970年鄒東濤報名參加了襄（樊）渝（重慶）鐵路的配套工程–––修筑公路大會戰，被任命為民兵連團支部書記和民兵營文書。 1971年初，鄒東濤以出色的工作表現被選拔到縣財政局當了一名小干部，干起了具體的經濟工作——公房管理、工商稅務兼辦公室文書。 建于1912年的西北大學是西北地區資格最老的大學。 鄒東濤從小就知道西北大學并仰慕它，并產生了一種朦朧的潛意識：長大也要進西北大學。 遲到之大學女神終于垂青于鄒東濤。1973年，國家實行“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選拔“工農兵學員”。鄒東濤在考場上一炮打響，成了全縣應試“狀元”，被西北大學物理系點名錄取。 大學畢業后，鄒東濤被分配到安康地委五七干校作理論教員。工作之余，他在浩瀚的書海里漫無邊際地遨游。鄒東濤非常實在對記者說，當時，對人生充滿了迷惘。 此時，西北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女學生朱玲（現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自學《資本論》和經濟學，經 有了目標就有了動力。鄒東濤利用一切空余時間自修經濟學、思考社會經濟問題和撰寫論文。1983年，終于以總分第一的優異成績成為西北大學經濟學研究生。 進入經濟學殿堂探索游弋的鄒東濤發現，這座殿堂是那樣的宏大深邃。馬克思的宏篇巨著《資本論》雖在這個殿堂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也只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經濟學分支不僅五花八門，而且還在不斷地發展、創新。他說，作為一個經濟學的探索者，雖不可能窮盡所有的經濟學知識，但主要的知識板塊和結構則不能有空白。 于是，鄒東濤從讀“經濟學說史”開始，然后主攻《資本論》。當《資本論》體系基本了解之后，接著向“當代西方經濟學”開戰。 “學習—消化—產出，這是我鉆研經濟科學的基本路徑”鄒東濤說。 在攻讀了當代西方經濟學之后，鄒東濤陸續出版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著作。其中《宏觀經濟學》還獲得了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中青獎。 當這幾個主要經濟理論板塊基本掌握之后，鄒東濤似乎有一種輕松感，好像初游故宮之士在中軸線觀賞了幾個主要大殿一樣。他認為，經濟學是致用之學，這對處于經濟發展時期的中國來說尤為重要。如果僅僅躺在經濟學史和經濟學原理上徘徊不前，就失去了經濟學研究的目的和現實意義。因此，鄒東濤在研讀了經濟學史、《資本論》、當代西方經濟學之后，就轉向社會主義現實經濟問題的思考和探索，僅在西北大學期間，就發表了上百篇論文。 三年的研究生學習，七年留校工作，鄒東濤從一個改行易流的研究生，一步一步地成長，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前進。 “這十年是我中青年時代最重要的十年。可以說，我是在西北大學這塊土地上進行經濟學知識的原始積累，立下了經濟理論的奠基石，并一磚一瓦地在這塊奠基石上筑屋建廈”。鄒東濤的話語中充滿了對西北大學的眷戀和深情。 投身改革志不移 在中國的古典范文中，對鄒東濤印象最深和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它不僅影響他對古文的愛好和興趣，更是影響到人生觀和世界觀的錘煉。鄒東濤說，范仲淹的文豪字膽，憂國憂民的崇高情懷以及他的改革精神幾十年來深深銘刻在心，并一直以其為人生楷模。 因此，鄒東濤認為，同共和國一樣，自己是改革開放才真正走上成長正軌的。改革是時代的旗幟，也是每個人發展的旗幟。他說，作為改革事業的忠誠擁護者，沒有什么別的東西可以回報社會，唯有以對改革研究和經濟發展的探索回報社會。 基于這樣的思想，鄒東濤比常人更加關注我國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在讀研期間就著手組建了西北大學研究生會，并把研究生會的主要工作定位在宣傳和探索經濟體制改革上來。尤其鄒東濤被吸收參加了陜西省委宣傳部“改革理論研究小組”后，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相繼撰寫發表了《摒棄十種“左” 的經濟體制觀念》、《我國經濟體制形成、演變和改革的歷史回顧及其經驗教訓》、《蘇聯、東歐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回顧及其對我國的啟示》等論文，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988年，針對社會上出現的經濟體制改革回潮、倒退的現象，使鄒東濤敏銳地意識到“體制復歸”問題，便約華中理工大學林玨合作撰寫了《警惕體制復歸》一文在《工人日報》上發表，為各級政府解決經濟體制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黨的十五大之后，全國掀起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熱潮，鄒東濤及時寫出了《對經濟改革新突破的熱潮要科學理智有序地引導》一文，并明確指出：當改革在某些方面存在著思想理論障礙和出現某些低潮的時候，我們應該積極推動改革的熱潮；但當群眾性的改革熱潮興起之后，我們則應該科學理智有序地加以引導。這就是說，沒有熱潮時，我們要“熱”；有了熱潮時，我們則要“冷”。既保證了改革目標的正確性，又保護了群眾改革的熱情，對我國成功地進行經濟改革起著積極的作用。 中國的改革初期，只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向何處發展沒有確切的定論。為此，理論界掀起了探索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特征的熱潮。有的人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是商品經濟，更多的人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是公有制及其計劃經濟。 鄒東濤說，如何認識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這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長時期未能解決好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他認為，不能簡單地認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而應讓實踐進行檢驗。 1991年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吳敬璉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第一次公開宣傳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同時也印證了鄒東濤在1986年提出的打破“鳥籠經濟學”：拆計劃經濟之“籠”，放市場經濟之“鳥”論述的前瞻性。 就在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后，鄒東濤陸續撰寫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旗幟鮮明地批判計劃經濟體制，主張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如：《從二元機制的“非凸組合”看中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中國的出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選擇》、《世界市場經濟體制與中國理論 》等，從各個方面論證了一個基本觀點：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功能優于計劃經濟；計劃經濟一條龍，走到哪里哪里窮。 為了研究和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路，1992年鄒東濤撰寫成了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六集電視政論片解說詞《走向輝煌：古海新潮；走出樊籠；誰主沉浮；產權變革；政府之謎；文明之光》，主編了《世界市場經濟模式叢書》，系統地研究和介紹了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印度、港臺澳、澳大利亞、獨聯體及東歐、東盟、非洲、拉丁美洲的市場經濟體制，并對各種不同的市場經濟作了比較研究，為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在《世界市場經濟模式叢書》的“總序”中，鄒東濤不但重點論述了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艱難道路，而且高度評價了鄧小平南巡談話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意義。 創新理論促發展 鄒東濤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分析支配、影響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經濟關系、運行機制、調控機制，探尋其中的規律，這是當代中國經濟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他說，在研究中，經濟學者絕不能做象牙塔中的理論閨秀，而要以更廣泛的非經濟視野分析“社會經濟”問題。 競爭是市場機制的核心，是商品經濟的最高權威，是優勝劣汰的強大機制。多年來，鄒東濤把對競爭問題的研究視覺集中在經濟領域，展開了對經濟競爭的深入研究。1986年初，在完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競爭》的學位論文后，鄒東濤又與楊秋寶（現中央 1993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于研究競爭理論的鄒東濤來說，感到由衷地高興并為之歡呼。并當即寫下了《競爭、法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的日子里》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中論述道：人類社會不能沒有競爭，但又不能自由放任地競爭。競爭和無政府主義并存，必然會給社會帶來禍害和災難。法律是市場經濟的保護神，如果沒有法律，市場經濟只會成為互欺互詐互殘的混亂無序場所。市場經濟秩序的核心是競爭秩序，管住了競爭秩序就從根本上管住了市場經濟秩序。 1993年底，鄒東濤在中央國家機關第一次公開招考選拔廳局級領導干部中勝出，被選任為國家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長。 新的崗位、新的高度進一步開闊了鄒東濤思考的視野，增強了其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使鄒東濤始終站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前沿。 作為土生土長的西部人，鄒東濤對家鄉的貧窮刻骨銘心，他超前思考西部經濟發展問題，曾經步行考察過安康地區的多數縣，到西部所有省市自治區作過調研。1996年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調研報告，對黨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新疆問題的文件起到了參謀作用。他參與組織完成并出版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東西部經濟協調發展研究》。撰寫的《什么粘住了西部騰飛的翅膀——鄒東濤西部發展文集》一書收錄了鄒東濤自1970年以來關于西部大開發的文稿近50篇。他提出的“解放思想，黃金萬兩；觀念更新，萬兩黃金”、“要使西部經濟‘火’起來，首先要使思想觀念‘火’起來”，成為影響廣泛的名言，是京城經濟學“西北風”主要成員之一。 在解放思想方面，提出“把解放思想進行到底”、“解放思想，黃金萬兩；觀念更新，萬兩黃金”、“作中國貓，抓中國鼠”等。 在中國改革方面，提出“改革是綱，綱舉目張”、“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能老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中進行，而要駕著科學之船過河或順著橋過河”、“對中國社會的‘診斷’和‘治療’，不能像西醫那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要像中醫那樣，進行全面的辨證施治”等。 在市場經濟方面，提出“計劃經濟一條龍，走到哪里哪里窮”、“打破‘鳥籠經濟學’：拆計劃經濟之‘籠’，放市場經濟之‘鳥’”、“要防范市場通行官場規則，官場則通行市場規則”等。 在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所有制改革與發展、綜合配套改革等方面，提出，“國有企業不應有行政級別”、“對剝削現象要從制度和經濟機制兩個層面來分析。剝削作為一種制度，與社會主義的本質具有對抗性；但作為一種經濟機制，與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又相容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形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要不失時機地過渡到‘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股份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形式或者典型形式，它是人類社會的‘第五大發明’、‘第四大發現’、‘第三大應用’”等。 20多年來，鄒東濤以極大的改革熱情和深厚的專業知識功底，以一個“思想者”的特殊身份，站在世界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高度，關注、審視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過程。 20多年來，作為改革的關注者和探索者，鄒東濤出版了20多部專著、撰寫了數百萬字的論文，豐富了中國經濟學的知識寶庫，為政府的決策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為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規劃網北京8月26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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