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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上海市“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是上海在更高起點上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這一論斷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熱烈討論。今天邀請有關專家、學者對上海“十二五”規劃《綱要》進行解讀分析，希望能讓廣大市民深入理解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內涵，了解未來五年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從而共同推動規劃的落實。 增強服務經濟加快產業融合 ■陳憲 上海的“十二五”規劃，根據國家對上海的戰略定位和要求，明確了“兩個基本建成”（即基本建成“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總體目標。在此基礎上，規劃制定了“十二五”期間上海發展的主要目標，首要的，就是“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明顯改善，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基本形成”，并提出了第三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比重達到65％左右的量化目標。這就意味著，在“十二五”的五年中，以服務業、服務貿易與投資和服務消費等為主導的經濟活動，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經濟活動，將在上海得到持續較快的增長，并由此推動上海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 規劃在主要目標中還指出，“十二五”期間，上海“城市服務功能全面增強，‘四個中心’核心功能初步形成，城市信息化整體水平邁入國際先進行列，城市交通體系更加完善，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基本形成，城市文化更加繁榮、更具魅力。”這里的城市服務功能和“四個中心”核心功能，是建立在包括金融、航運等現代服務業充分發展基礎上的；城市的信息化和交通體系，則構成服務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上海未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保證，就在于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的健全和完善；作為支撐城市文化發展的文化產業，將是后服務業社會的主導產業。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規劃要求“按照加快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的方向，著力推進高端化、集約化、服務化發展，促進三二一產業融合發展。面向市場、發揮優勢，加快構建以現代服務業為主、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先進制造業支撐的新型產業體系，不斷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全面提升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這里，出現了三個關鍵的概念和提法：服務化、產業融合和新型產業體系，值得引起各有關方面的高度關注。 服務化和產業融合是現代社會產業和經濟發展的特征性事實，也是理解現代產業體系的基本概念。與工業革命引發工業化一樣，服務革命同樣帶來了現在被稱為服務化的社會進化過程。服務化的需求首先來自制造業。服務化的需求不同于服務的需求，后者主要是指來自消費者的需求。如果把制造業服務劃分為投入服務化和產出服務化兩個層面的話，產出服務化更為接近服務化的內涵。 產業融合是指由于技術進步和放松管制，發生在產業邊界的技術創新或制度創新，改變了原有產品或產業的特征和市場需求，導致企業之間競爭與合作關系的改變，從而導致產業界限的模糊化，甚至重新構造產業體系。產業融合不僅意味著傳統產業走向模糊化和經濟服務化的一種趨勢，而且代表著產業間新型的競爭協同關系的建立，以及更大的復合經濟效應的出現。產業融合既包括信息技術對不同產業的滲透、嵌入和提升，也包括三次產業之間，以及各產業內部不同行業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 綜觀信息技術革命以來的歷史，產業體系的內在構造發生了深刻的演化。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引導的產業分化與融合，改變了產業的內涵和外延。在原有產業體系分類的基礎上，被稱之為“2.5產業”即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標志著以服務化和產業融合為重要核心的現代產業體系的形成。服務化與產業融合將影響產業間的平衡關系，改變資金、人才、信息、物資等要素在各產業間的配置，有可能使產業結構演進次序或演進規律發生新的變化，從而演化出新型產業體系。 必須看到，制造業國民經濟的物質基礎，是一國經濟實力的體現。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是從工業化起步，歷經制造業的高速發展后逐步向服務經濟轉型，盡管制造業的比重日益下降，但其絕對值、科技含量及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并未降低。對于大國經濟而言，工業化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并未結束，制造業的實力還不夠雄厚，而缺乏創新與創造的制造業，不足以支撐真正意義上的服務經濟。當前，世界分工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上的位置，中國要實現產業鏈上的躍升，從“中國加工”、“中國制造”跨越到“中國創造”、“中國服務”，同發達國家在服務領域競爭，絕非朝夕之事。另外，無論從一國內部，還是從全球一體化的角度來看，產業鏈可以延伸、拓展和重組，但不能斷裂，也就是說，產業鏈必須完整，制造業必然要占據一定的比重，虛擬經濟必須以實體經濟作為支撐，否則，經濟將處于動態不穩定中，其抗風險性將大為降低。因此，當前以服務化為核心的中國現代產業體系，并不是以服務業取代制造業，而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與互動，服務要素對制造環節的嵌入和提升，實現“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的轉變。通過推進服務化，實現產業鏈上的能級躍升、價值增值以及增長質量的提高。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執行院長、教授） 建設“四個中心”提升城市功能 ■楊建文 上海在“十二五”規劃中確立了“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基本思路，這既是上海在服務全國背景下所尋求到的一條發展道路，也是國家戰略所賦予上海經濟發展的一種內在要求，更是上海城市功能建設的一個基本方向。 “四個中心”建設的歷史進程從19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這段時期里，上海緊緊圍繞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先后建成了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外匯交易所、黃金和鉆石交易所等10大要素市場，為上海形成真正意義的國際金融中心奠定了微觀基礎，并拉開了上海服務全國的序幕。特別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恰逢全球制造產業大規模轉移，上海因其在金融業和要素市場上率先發展，迅速地提升了自身動員、組織、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吸引了大量制造業外資，在促進自身制造業大發展的同時，實現了“退二進三”的產業升級目標。不僅如此，上海也通過制造業的區域分工和技術外溢，有力地帶動了長三角區域和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末，在此期間，伴隨著全球制造業快速東移，客觀上對上海提升航運能力提出了要求，也正是因此，上海又在“三個中心”的基礎上加入了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提法。至此，“四個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這一體系中，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建設帶來了上海人流、物流的發展，反過來又拉動了資金流、信息流的涌動，所有這些“流”匯集在一起，共同助推著上海國際大都市的日益成型。 “四個中心”建設面臨的新形勢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打破了全球經濟的平衡格局，中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客觀上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提出了嚴峻的考驗。但必須看到的是，中國國內市場的培育、發展與擴張，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復蘇與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在內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基礎上，我國已經處在經濟轉型的戰略性階段，其核心的內容則是由原來的依賴于外部市場轉向依賴于國內市場，讓內需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穩定增長、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來源。同時，內需市場的完善與發展，也是我國解決民生問題的市場保障與必然結果。內需與民生將共同成為我國“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兩個關鍵著力點。正是在此全新的經濟形勢與發展環境之下，上海自身的城市功能定位也必須適應戰略轉型的需要，著力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發展質量的提升。具體的表現是，上海以往依賴低端要素（如低勞力成本、廉價土地和環境）驅動經濟發展的方式，必須轉變為依賴于創新和龐大國內市場需求來驅動城市經濟的發展。以戰略轉型為主軸的國家戰略目標仍然需要上海加快建設“四個中心”建設，真正成為溝通國內外和服務國內的重要途徑與平臺。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內涵則必須在適應內需戰略轉型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與充實，“四個中心”建設要體現新時期戰略轉型的特點，在服務內需、服務民生中找到新的發展動力，找到“四個中心”與服務全國的新結合點。 “四個中心”建設的新征程對上海來講，“十二五”時期是“四個中心”建設承前啟后的一個階段，上海需要適應新形勢下環境與條件的變化，創新發展內涵，轉變發展思路。具體來講，主要涉及兩個關鍵環節。 第一個環節要求上海“四個中心”的建設，既要向外開拓，放眼全球，進一步推進“四個中心”的國際化進程；又要向內開發，服務國內，滿足內需拉動轉型發展戰略的需要。在“十二五”時期，上海一方面要抓住戰略機遇，提高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的國際影響力和資源配置能力，進一步提高市場開放度和貿易便利化水平，建設與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相互促進、聯動發展的現代國際貿易中心。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優化與發揮上海金融市場對全國經濟的服務功能，優化現代航運集疏運體系在相關經濟腹地的樞紐服務功能，實現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相互融通的貿易發展新格局。向外與向內的協調發展是“十二五”時期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一個重要特點，而其中重心在后者，服務全國是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根本落腳點。 第二個環節要求上海“四個中心”建設，既要為經濟，也要為民生，經濟發展與服務民生在“四個中心”建設中也要形成互動。民生的根本仍然是以經濟為基礎，最終表現為內需市場的啟動與經濟發展的轉型。金融中心建設突出對社會民生領域的金融支持，加快對保障性與消費性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貿易中心建設要通過營造更好的消費環境，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引導消費潮流，完善擴大消費需求政策，在全國內需轉型發展過程中發揮應有的功能作用。 綜合來看，全方位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是“四個中心”建設的應有要義，中心建設既要帶動周邊、服務全國，也要在全局功能定位中發展自身。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優化資源環境實現綠色轉型 ■諸大建 中國的“十二五”規劃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系統性地轉入綠色發展的階段。與國家的發展轉型相對應，上海的“十二五”規劃針對上海實際提出了有系統性的資源環境管理戰略與行動，為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創新與轉型提供了有發展前景的路線圖。對此談兩點看法。 一是上海“十二五”形成了由四大戰略組成的系統性很強的綠色治理框架與指標體系。從物質流的角度看，上海的資源環境管理應該包括城市輸入端的能源資源管理、輸出端的污染排放控制以及作為城市發展基底的生態基礎建設等。上海的“十二五”規劃圍繞以上方面建立了包括能源減碳戰略、資源節約戰略、污染控制戰略、生態建設戰略等四個部分組成的綠色治理框架。如此系統性和高強度地進行綠色規劃，用以指導上海未來的綠色發展，這在以前的綜合規劃編制與研究中是不多見的。特別是，上海的綠色治理規劃，在提出有針對性的行動領域的同時，提出了一系列高質量完成甚至超越國家要求的管理指標或控制指標。 為實現資源環境管理目標，上海的節能環保投入將從以前占GDP比重的3%增加到4-5%。考慮到“十二五”期間，上海的人口規模、經濟規模以及城市空間仍然在高強度地增長，如果能夠實現以上這些與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相對脫鉤或絕對脫鉤意義的指標，可以說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是有顯著的綠色發展特征的。 二是上海需要通過運用資源環境天花板促進整個城市的綠色創新與轉型。一般來說，對于城市中的資源環境管理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戰略。傳統的態度是停留在資源環境領域談論被動性的治理工作，經濟社會增長本身并沒有太多的綠色創新與轉型，這種情況下資源環境管理只是西瓜皮上的一層綠色。更新的思路則是讓資源環境管理的目標作為具有約束性的天花板，倒逼經濟社會發展在資源環境容量允許的限度內展開并且進行優化。這樣做的話，既能夠高效率地實現資源環境管理的控制目標，同時可以更積極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與轉型。如果認識到制約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已經日益來自資源環境容量的限制，那么上海“十二五”創新與轉型的關鍵就是綠色導向的創新與轉型。因此，需要進一步建立用資源環境天花板倒逼經濟社會模式轉型的思想，需要用三類管理指標從三個方面推進上海未來的綠色發展： 從當前看，要運用資源生產率指標提高上海產業發展和城市發展的效率。在以資源環境容量為天花板倒逼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的進程中，要像重視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那樣，重視用單位工業土地的產出、單位能源的產出（其倒數就是單位經濟的能源消耗強度）等資源生產率指標作為產業轉型和城市轉型的促進手段。例如在產業結構上，要按照資源生產率的高低來淘汰劣勢產業、扶植均勢產業、引進優勢產業。“十二五”規劃提出工業土地產出要達到每平方公里70億元就是一個很好的目標。可以展望，如果能夠以每3-5年為一個時間區間，按照資源生產率的高低，在產業之間和產業之內進行有強度的結構性置換，那么經過連續10年幾個行動計劃的努力，到2020年上海的發展就有可能形成資源生產率高、經濟產出好、同時兼顧勞動就業的產業結構，同時也有利于上海的城市空間實現騰龍換鳥式的更新。 從中期看，要運用資源環境總量指標促進上海產業與城市的綠色轉型。雖然當前階段的工作重點是提高城市發展的資源生產率，但是研究表明，技術效率的提高經常被經濟社會的物質規模擴大所抵消。上海實現綠色轉型的要害在于控制城市增長的自然資源規模與污染排放總量，在這個前提下通過大幅度提高資源生產率來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具體地說，政府在推出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資源環境管理政策如污染交易、資源收費等政策之前，要伴隨有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等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方面的總量控制目標，并落實到規劃、實施與評價的全過程，落實到城市生產、城市生活、城市空間等各方面。 從長遠看，要運用人均資源環境消耗指標促進上海城市更高水平的發展。目前，上海的人均能源消耗、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等指標已經超過中國的平均水平和世界的人均水平，其中很大一部分消耗在工業生產方面而不是與民生有關的方面。上海到2020年要建設成為具有綠色競爭力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就需要研究中國人均水平、世界人均水平以及紐約、倫敦、東京、巴黎等世界級城市人均資源環境消耗的水平，就需要確定上海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資源等主要資源以及二氧化碳等排放物可以承受的峰值規模與人均水平。 （作者為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 推進社會建設增強發展軟實力 ■施凱 這次制定“十二五”規劃，社會建設得到空前重視，甚至被視為規劃是否具有新意和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加強社會建設關系到一個城市的軟實力。軟實力概念，是20世紀90年代初，由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首創，相對于GDP、城市基礎設施等硬實力而言，是指一個城市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影響自身發展潛力和感召力的因素。 一、社會進步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從理論層面看，最終決定一個地區發展前景和后勁的是軟實力。軟實力的強弱取決于通過社會建設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一種具有公共物品性質和使用價值的資源。社會資本是繼貨幣資本、物質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后一個國家或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社會資本是不可或缺、可開發的發展要素，是一個地區綜合實力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是可以用來創造新價值的投資新領域。 從實踐層面看，社會建設的相對滯后已成為改革發展穩定的瓶頸。首先，社會建設滯后已成為政府職能轉變的瓶頸。當前城市運營管理成本太高，政府大包大攬的模式已不可持續。但要政府轉變職能，向社會放權，又缺少合格的社會主體。其次，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當前面臨的困境也與社會建設滯后有關。再次，當前社會穩定遇到的突出問題，更是與社會建設滯后有關，最突出的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導致的公平正義的缺失，以及由此引發的利益沖突。所有這些問題，不可能通過GDP的增長自動解決，我們需要的是社會制度的創新。 從上海市情看，增強軟實力、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已成為必然選擇。上海正處在第四個十年發展期，也是發展的轉型期。一方面，傳統意義上靠投資拉動、土地批租、區位優勢獲得的發展先機正在逐步喪失；另一方面，走向高端的產業經濟，人才優勢的發揮，都對制度創新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所幸的是上海有深厚的歷史人文積淀。先人們的思想智慧給上海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更多的內涵。 二、提高社會建設水平、增強軟實力的關鍵環節處理好自治和共治的關系。由于長期計劃體制的影響，加之社會管理尚未完全擺脫政府包攬的局面，因此，基層社會的自治有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政府與社會的合作共治，應該成為當前解決社會問題比較現實的選擇。從共治的角度講，一方面要解決民主選舉很投入，而民主管理、決策、監督缺乏制度支撐的問題，使群眾對公共事務管理的參與常態化；另一方面要搭建政府與社會合作共治的平臺，社區管理委員會就是個很好的載體。 處理好德治和法治的關系。德治和法治都是社會管理的基本手段，但有很大不同。德治是教人往上走，屬倡導性；法治有強制力，但法不責眾。特別是兩者不能混用，否則社會難以穩定。德治和法治現在面臨的不是加強哪個的問題，單靠教育和處罰都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社會管理的長效機制在于學法、守法、用法要內化為每個公民的自覺需求。 處理好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權利義務并不是兩個孤立的行為，只強調義務，難以堅持；只強調權利，缺少實現的基礎。在我們這個人口大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共資源的短缺將會長期存在。如果每個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這個社會是無法維持的。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分配的相對公平。 三、推進社會建設、增強軟實力的主要選項努力推進民生改善。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問題的本質是民生問題。城市管理頑癥的背后，往往都有一個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比如群租屢禁不止，反映了住房政策設計缺乏全人口概念，在考慮戶籍人口住房問題的同時，沒有同步考慮流動人口的居住問題；亂設攤，反映了多樣化就業政策和對低收入人群需求照顧的缺失。但是在解決民生問題上，政府的責任不僅是加大投入，更不是簡單的給予，重要的是通過民主決策，創造群眾自我管理的機制，在花錢辦實事的過程中培育市民的公共意識。 努力擴大社會參與。現在在一些社會矛盾的處置中，社會力量的作用正越來越顯現出來，這是一種社會進步。因為政府要完全從運動員、教練員的位置上走下來有個過程，因此，政府處置社會問題的公信力必然會受影響。同時，社會組織還是公民有序參與的重要組織形式。 努力打造誠信社會。不守誠信的社會是管理乃至交易成本和風險很高的社會。服務經濟對社會誠信的要求更高。打造誠信社會可借助信息技術手段，將德治與法治有機結合起來。我們還應逐步擴大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圍，由目前僅在金融機構使用擴大到經商投資、公共服務、職業錄考等各方面，把守法的主動權和成本核算真正交給公民自己，從根本上扭轉目前城市管理的被動局面。這在技術、法律層面已沒有問題，我們需要的是決心。 （作者為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主任） 統籌城鄉發展促進上海轉型 ■王振 上海“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轉型發展的重大任務，優化市域空間布局，充分發揮郊區在新一輪發展中的戰略作用，積極推進新城、新市鎮和新農村建設，構建覆蓋城鄉的基礎設施體系、公共服務體系和城市管理體制，進一步提升城市現代化管理水平，構筑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統籌城鄉發展是手段，促進經濟轉型，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是根本目的。特別要充分認識到，強化城鄉統籌發展機制，更是促進上海轉型發展的關鍵舉措、重要路徑。 一、充分認識統籌城鄉發展對促進上海轉型發展的重用性必須從轉型發展的高度去認識上海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意義。轉型發展是上海未來發展的重大抉擇和必由之路。加大城鄉統籌發展力度可以為上海的轉型發展提供有效的動力和積極的空間。 一是郊區是上海創新驅動的重要實踐區，統籌城鄉發展將進一步激發郊區的創新力。衡量創新驅動成效的核心標志，是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成長壯大。隨著工業布局的全面郊區化和研發基地的郊區布局，無論是科研資源和創新型人才的集聚，還是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郊區的創新地位和功能更加突現，并已呈現出巨大的集聚潛力。 二是郊區是上海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統籌城鄉發展將進一步確保上海的又好又快發展。根據2010年的最新統計，上海GDP的58.3%、工業的90%以上已集中郊區，同時郊區也是上海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轉型發展的主體空間。今后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增量空間將轉移到郊區。同時轉型發展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淘汰布局在郊區的一批落后產業項目，騰出建設用地資源用于培育更具競爭力和高附加值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使這些新興產業成為上海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三是郊區是上海人口布局優化的重要載體，統籌城鄉發展將進一步發揮郊區新城、新市鎮的人口集聚功能。2010年的人口普查初步結果顯示，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經達到2300萬規模，其中70%以上集中在中心城區以及“攤大餅”區域。多年來上海一直試圖通過郊區衛星城建設疏散人口，轉型發展包括了城鎮體系結構和人口分布結構的調整優化。統籌城鄉發展，把城市建設的重點轉移到郊區，加快新城、新市鎮發展，構建現代化的新型城市群體系，將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上海的人口布局問題。 二、著力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統籌機制全面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實質就是要進一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并從著重于經濟二元結構調整轉變到社會二元結構調整。 1、加快建立健全城鄉一體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統籌機制“十二五”期間，要以規劃為先導，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加強中心城區和郊區的整體性統一規劃，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優化城鄉空間布局，形成國際大都市型的城鎮空間布局體系。特別要以新城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培育產業基礎扎實、人口集聚規模、城市功能完善、生態環境良好的現代化新城，形成更加科學合理的城市群體系和“以城帶鄉”的有效機制。 要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尤其是世界上幾個主要國際大都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機制，引入到上海的城鄉建設中來。重點要建立健全三個機制：一是城鄉規劃統一機制。二是城鄉土地管理統一機制。三是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統籌機制。 2、加快建立健全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統籌機制充分認識社會保障在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爭取在“十二五”期間實質性地推進社會保障的一體化發展，加快縮小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差別。要在加快推進城鄉社保體系接軌上取得新突破，把被征地農民，即參加小城鎮社保的農民（鎮保）納入城鎮社保體系（城保），同時加快推動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向城鎮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向城鎮基本醫療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向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并軌，努力實現基本社會保障的城鄉同一平臺、同一標準、同一待遇。 近期應積極推進三項改革：一是積極擴大城保覆蓋面。二是積極提高農業從業人員及退休人員的保障水平。三是加強財力支持，推進全市統籌。 3、加快建立健全城鄉一體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統籌機制把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發展作為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任務和目標，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完善設施、健全組織、培育功能、優化服務，構建城鄉均等發展的公共服務體系。要積極推進兩大機制建設：一是建立健全公共服務資源均等化配置機制。二是建立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城鄉一體化運行機制。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法律社會咨詢中心主任、研究員） 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充實豐富新內涵 ■蒯大申 上海“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加快建設更具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充滿魅力的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奮斗目標。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是上海文化建設的總目標，也是上海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十二五”時期，上海的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與以往相比，具有新的時代背景。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要求，將貫穿于“十二五”時期乃至更長歷史階段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也將成為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的新要求。因此，上海的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也被賦予新的更為豐富的內涵。 新內涵之一：知識城市一個有目的有計劃地培育知識、鼓勵創新的城市，被稱為知識城市。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應對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就業緊張、社會隔離等問題，順應世界知識經濟發展潮流而提出的一種新型城市發展戰略。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日益普及，知識經濟迅速崛起，在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城市發展模式正在從資本、勞動力、資源稟賦等資源型要素逐步轉向人才、制度、文化、創新等知識型要素。 知識城市的形成是城市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結果。就發展動力而言，知識城市以創新為動力，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以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文化創新為重要支撐。就產業結構而言，“以知識為基礎”的第三產業在知識城市的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知識城市的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的知識型產業演進，知識型服務經濟對城市經濟的貢獻率不斷提高。 新內涵之二：智慧城市在知識經濟時代，國際大都市必然是高效、便捷、開放的網絡化、數字化城市。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注重城市的開放性和信息資源的整合性，為知識生產、知識交流、知識共享、知識服務構建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應用服務平臺。智慧城市是知識城市的基礎，也是21世紀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基礎。 先進的信息技術與發達的文化傳媒不僅服務于政府、企業和各類社會組織，也給廣大市民提供了更加平等、更加高效的接受教育、參加培訓、享受優質公共服務、參與文化創造和國際文化交流的機會。這便在無形中提高了整個城市的文化資本含量，為城市的經濟轉型和文化創新提供了智力資源儲備，為更好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奠定堅實基礎。 新內涵之三：學習型城市創新驅動，轉型發展，需要在全社會培育濃厚的創新文化氛圍。努力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統籌各類文化教育資源，構筑良好的教育服務網絡，為全體市民和全體勞動者提供多種學習渠道，增強市民創新意識，提高市民的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使整個城市真正成為一座學習型城市，是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的重要任務。“十二五”期間，上海將更加注重提升城市的文化內涵和知識含量，保障廣大市民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充分發揮公共圖書館網絡、博物館美術館網絡和社區文化服務網絡的學習平臺作用，讓每個人都有平等地獲得思想和知識的機會，廣泛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提高公共文化活動的群眾參與度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斷提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服務質量和水平，努力將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打造成全體市民的創新引擎，為全社會科學發展、創新發展提供廣泛的文化氛圍和社會基礎。 新內涵之四：宜居城市未來中國的沿海城市能否率先完成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型、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就在于這些城市能否成為充滿創新活力的、具有高生活質量的宜居城市。“生活質量”概念不同于“生活水平”、“福利水平”等概念，它是影響人民生活品質的所有條件―――經濟發展、社會公平、科教衛生、文化氛圍、生態環境、國際交往、社會治安等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它不但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而且反映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質量。 創新人才的全球競爭，要求一個區域、一個城市盡最大努力為企業家、各類專業人員、各類創意人群和勞動者創造一個他們樂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因此，高品質的宜居生活環境就日益成為一個區域、一個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宜人的街道、住宅和交通，優良的教育、醫療，良好的法制環境與社會安全和諧，固然是一座宜居城市的必要條件，高素質的市民、較高的城市文明程度、完善的文化藝術基礎設施、豐富多樣的文化娛樂生活和社區生活、開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氛圍、鮮明的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也同樣是一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宜居城市必要的文化內涵。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規劃網上海5月15日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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