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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敏感人群由低收入群體向中等收入階層擴展，影響類型由生存型向發展型擴大。原本屬于“社會穩定器”的中等收入人群生活質量下降，不安全感加重 “每月工資約為4000元，給家里寄1000元，吃飯開銷約1300元，單間房租650元，交通、通訊等費用要200多元，衛生洗滌化妝等日用也要幾百元。”在廣州眾音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工作的王苗利最近幾個月大幅削減開支，盡管如此，給《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算完自己的開銷賬后還是懊惱不已，“我是真正的‘月光族’，一毛不剩。” 這一輪物價上漲，聯合利華漲價、出租車費漲價、可樂漲價，很多快餐店、西餐店都跟著漲價，而這些都市生活習以為常的消費，現在頓時讓城市小白領們壓力陡然增加。”王苗利以自己舉例道，以前每周一次的朋友聚會改為每月一次了，自己盡量不埋單；每周一次去商場購物也縮減為每月一次；打電話盡量用公司電話，自己少花話費，“雖然現在的房租已很便宜，還計劃再去找更便宜的房子。” 2009年以來，我國物價持續上漲，直至今年6月份CPI再創新高。盡管首當其沖的是低收入人群，但也使得物價敏感人群正在向中等收入人群擴大。一方面，由于本輪漲價的品種，如成品油、出租車、鮮瓜果、家禽、鮮蛋、鮮奶、快餐、服裝、房租價格等，都是城市白領的集中消費區域；另一方面，這一人群的家庭資金鏈脆弱，而近期密集出臺的提高住房按揭首付比例、提高房貸利率等政策，普遍累及中等收入人群。 “縮小收入差距，是我國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提低擴中限高’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基本原則。”采訪中，社會研究人士指出，國家應啟動對這一群體收入和經濟狀況、社會心態的調查研究，梳理近兩年來出臺的各項政策法規對這一群體的沖擊程度，今后在出臺各類政策時，要注意不能“誤傷”這一群體，在制定新政策時對這一群體予以保護，“目前輿論中的‘意見領袖’、信息發布活躍者多為白領階層，有引導輿論的條件、能力和手段。而他們的負面心理和對抗情緒，對未來政府的行政和管理將是很大的挑戰。” 在廣東省燃料公司工作的蔡文雅月工資4000元左右，勉強已算中等收入人群。她告訴本刊記者，“以前買菜很少看價錢，也很少看關于物價的報道和信息，但現在不僅看新聞報道，還通過網絡等其他渠道關注漲價情況。只要有物價的信息，我都會高度關注，尤其是對于自己經常要消費的產品。” 這一感受與統計部門的調查結果是一致的。據廣東調查總隊調查，5月份，廣東食品類的16個種類中，有14個種類同比上漲。其中，鮮瓜果價格上漲17%，家禽價格上漲16.6%，鮮蛋價格上漲15.4%，這些都是白領階層的日常消費量較大的產品。而且5月份廣東私房房租價格上漲13.3%。由于房租基數大，增支的絕對額也大，對于租房居住的年輕白領更是巨大的負擔。 面對通脹引導造成的生活壓力，白領們借用美國蘋果產品iPod，把自己自嘲為“iPod一族”：即沒有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稅負重（overtaxed）和高債務（debt-ridden）。在“iPod一族”看來，CPI連創新高，主要“推手”是食品。 通常以為，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費中，日常消費品對城市白領影響不大。但是，本刊記者此次調研發現，此輪物價上漲中，水果、禽蛋、牛奶、快餐、交通、洗滌化妝、服裝等日用品，教育培訓支出，都在悄然走高。而恰恰是這些產品，在白領消費中占大頭。但由于它們在CPI中權重較輕，其價格增長過快卻不像糧油、豬肉那樣受到政府高度重視，甚至根本沒有進入政府視野。 比如，成品油漲價影響有車族，出租車提價影響打車族，洗滌化妝品提價影響愛美族，快餐提價影響“朝九晚五”族，房租提價影響租房族，醫療保健品提價影響養生族，圖書和教育培訓費提價影響充電族，房貸利率提高影響“房奴”，個稅調整影響中高收入納稅族 據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調查分析，2010年廣東居民對個人生活狀況評價，較深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2009年還要低——滿意度下降了7.1個百分點.同時，認為當年生活狀況有改善的比例較2009年減少了6.8個百分點。月收入6000～8000元、8000元以上的兩類人群，對當前物價表示“不能承受”的，分別達到18.9%和18.4%。多達57.1%的人明確表示提高出租車燃油附加費后減少搭乘出租車。 所有這些正在不斷暗示，物價持續上漲，使物價敏感人群由低收入群體向中等收入階層擴展，影響類型由生存型向發展型擴大。這對醫療健康和個人用品要求較高、較多使用娛樂文化用品和服務產品、處于發展型消費的城市白領群體來說，影響已經很明顯。 物價不斷攀高導致不少人“囊中羞澀”，這不僅帶來了居民消費數量、層次的下降以及消費方式的變化，而且可能使中產階層減少，導致社會結構發生變化。本刊記者已經感受到了不少細微變化。 居民日常性消費行為趨向“節衣縮食、精打細算”。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對廣東地區2000多名居民的抽樣調查發現，高達八成受訪居民預期2011全年當地物價“明顯上漲”或“有所上漲”。其中，預期“明顯上漲”的較2009年大幅上升近20個百分點，高達63.9%的人表示有打算壓縮日常消費支出。 教育學習等素質提升消費及文化、娛樂等發展型消費行為受到抑制。在廣州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的魏光告訴本刊記者，他月工資3000多元，因為英語比較差，他曾參加過一些培訓班，以提高自己的英語，但近幾個月只能維持基本生活花銷，已無財力去承擔培訓費。蔡文雅也有同感，“物價上漲之前每個月能余下1000元左右去旅行。現在這點結余都被漲價‘吃’掉了。” 購買力下降導致中產階層消費方式發生新變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網購和團購的日漸流行。現在，許多城市白領不得不放下身段，像街坊大媽那樣光顧地攤、流動攤販。 “物價上漲造成的生存環境變化還帶來了心態失衡問題。”研究人士告訴本刊記者，城市白領一族原來屬于對價格不太敏感的群體，然而本輪物價上漲卻引發了他們焦慮、悲觀、失望等負面情緒，“尤其是其家庭收支鏈十分脆弱，‘月光族’、‘負翁’十分普遍，其心態動蕩暗藏重重隱憂，甚至造成其安全感缺失、被剝奪感加重、價值觀改變。”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今年以來，隨著居民消費物價持續上漲，銀行存款已進入負收益時代。而當前城市白領經濟狀況的一個主要特征是“手停口停”：工作時高收入，一離職顆粒無收。職場競爭激烈，稍一松懈很容易被后起之秀甩下，智力、體力嚴重透支。 比如，許多人的奮斗目標是在多少歲前實現“財務自由”：掙夠可保后半生衣食無憂的錢，輕松灑脫地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但高收入養成的高品質生活習慣，一旦遭遇政策變化、通脹等不確定因素，大部分人很難找到“無憂感”，也就找不到“夠”的感覺，從而對“以辛勤勞動換幸福生活”的價值觀產生懷疑。 36歲的葉石健是廣州一家美資建筑設計公司的設計總監，稅前年收入50萬元。讓人意外的是，他告訴本刊記者自己也不感到輕松，“個稅調整，我們是加稅對象。每月個稅8000元，辛辛苦苦，兩三成收入交了稅。接下來可能實施的房產稅、遺產稅，對富人來說無關痛癢，實實在在承受負擔的是白領。” 事實上，城市白領是通脹造成個人財產縮水的“重災區”。為了應對通脹，讓個人財產保值增值，白領沖殺在各種投資理財領域，炒股、買分紅型保險、買銀行理財產品但近兩年來，股市行情如“過山車”，個人資產找不到“避風港”，可以說是“不投資理財，存銀行看著貶值心慌；投資理財，看著市場行情漲漲跌跌心更慌”。 葉石健說：“物價上漲對白領造成的壓力，與其說是經濟層面的，不如說是心理層面的。就是一種被剝奪感，一股莫名的憤怒，覺得這種被剝奪是政策造成的。經濟政策不穩定，讓人很沒有安全感。”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廣東地區民眾對“物價水平”的不滿意度已經從2002年的18.9%上升至67%，9年之內增加了48個百分點。 物價上漲使白領群體深感壓力的同時，其價值觀也受到沖擊，薪酬成了白領擇業的最重要取向。王昱從中山大學計算機系畢業3年，已換了5次工作。他告訴本刊記者，“換工作只是為了更高的薪酬。會僅僅為了多一千元的月薪而跳槽。” 與此同時，出國移民成為白領討論較多的話題。許靜原在廣州一家媒體工作，現已辭職，正在辦理出國移民手續。她向本刊記者表示，“物價上漲，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剛剛初步積累財富的白領群體，還沒來得及享受幸福，又要應對高物價的壓力。國外有很多保護白領的舉措，出國可能是我們過上輕松幸福生活的出路。”近年來，國外移民機構也瞄準中國這個精英層面，尤其是今年以來，手機上的移民信息多過房地產信息。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認為，社會的慣性更加容易支持最底層的民眾，而城市白領的利益不容易獲得社會同情，其所面臨的困難容易被忽視。因此，中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肖濱教授告訴本刊記者，“提低擴中限高”是我國調整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則，“國家應重視城市白領層面的心態變化。” 他建議，可適當考慮加大對白領階層的跟蹤關注和調研，梳理當前白領階層的心理狀態和已經出臺的各種調控措施及其對白領階層的影響，積極疏導負面情緒，并在未來出臺有關調控政策時，將政策對中產白領階層的影響納入考量，避免出現政策“誤傷”。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陳冀 吳濤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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