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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新生
經過八個多月的反復修改，廣州市治理城市擁堵的方案最終出臺。在公布的方案中，沒有北京限制私家車上牌照的內容，也沒有部分城市實行單雙號限行的規定，更沒有征收特別擁堵費的改革措施。這是一個各方都能接受，但卻需要實踐檢驗的治堵方案。 廣州方案惹人注意處，在于公務用車，之前各方普遍認為廣州要想減少城市擁堵現象，必須減少公務用車。恰恰在這方面，廣州方案語焉不詳。 這反映了現代公民社會一個普遍性的規律——當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分配不能達成一致的時候，人們總是把目光投向政府，希望政府能夠減少開支，解決公民之間無法解決的問題。 現代公民社會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法律關系，一種是公民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另一種則是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治理城市擁堵必須首先解決公民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建立一種平等的博弈機制，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在妥協的過程中取得共識，在包容的過程中不斷凝聚共識。 在利益格局已經形成的情況下，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權利義務訴求是不同的。政府不要急于把矛盾交給公民，由他們通過協商來解決。因為在既得利益集團的作用下，傳統的協商機制不可能發揮作用，相反地，反復不斷的聽證會、辯論會非但不能化解矛盾，反而會激化矛盾，割裂共識。政府應當全面充分地公布交通規劃設計方案，鼓勵公民參與討論提出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誤解，減少分歧。與此同時，政府應依法及時公布政府公務用車情況，通過加強預算支出管理，防止把城市公共產品資源配置的問題，變成一個激化干群之間矛盾的導火索。 筆者始終認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城市規劃問題。城市規劃必須貫徹社區自治的原則，充分尊重社區居民的意見，根據社區居民的需要解決公共產品的供需。 治理城市擁堵問題應該從社區自治入手，讓社區居民在規劃階段充分表達意見，而不是等到購車之后，再來尋找城市交通擁堵的解決方案。假如社區居民愿意承受交通擁堵所帶來的麻煩，那么，他們可以放心大膽地購買私家車，反過來，如果社區居民不愿意承受，那么，他們就應該為城市公共交通設施建設付出更多的代價。如果在城市交通規劃階段社區居民沒有發言權，那么，對政府出臺的系列改革方案，社區居民肯定會提出反對意見。 所以，在治理城市擁堵中，無論是廣州方案還是北京方案，都是無奈之舉。城市的規劃部門把城市變成一個大的包圍圈，各種交通環線把城市緊緊包圍，這樣的交通設計方案肯定讓城市水泄不通。為何不遵從社區自治原則，把現代化的都市變成適合人類居住的功能社區呢？作者系武漢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中國規劃網武漢8月8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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