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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6日，國家人口計生委、公安部等6部門在京啟動集中整治“兩非”(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行為)專項行動。從2011年8月到2012年3月，在為期8個月的集中整治期間，6部門將通過聯合查處一批案件，依法處理涉案單位及有關責任人，完善B超使用、終止妊娠藥物銷售等相關管理制度。 “危害不亞于上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 “男女比例協調本是自然進化的規律，然而在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已成為一個社會頑疾。”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目前，除西藏之外，其他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均偏高。” 出生人口性別比也叫嬰兒性別比，正常情況下，每出生100個女孩，相應出生103—107個男孩。 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齡，男女數量趨于均等。因此，聯合國設定的正常值為103—107。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偏高。”原新說，108.47、111、119、118.06，將1982年以來，全國人口“三普”、“四普”、“五普”、“六普”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數據連成一條曲線，“V”型反轉初露曙光。這意味著近年來綜合治理工作取得成效，但當下水平仍高出警戒線11個百分點。 “我們正進入一個‘男盈女虧’的時代。”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指出，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的累積效應已現端倪。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推算，目前我國0—19歲年齡段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萬。10年后，上千萬適齡男性可能面臨“娶妻難”。 “其直接影響是‘婚姻梯度擠壓’現象凸顯。”翟振武說，同齡適婚女性短缺，男性就會從低年齡女性中擇偶，“老夫少妻”增多；擠壓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別的地區發展，“城里哥找鄉下妹”。 “婚姻擠壓之痛不僅在于產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貧困人口承擔。”翟振武憂慮地指出，由于農村出生性別比失衡比城市嚴重，今后“剩男”將更加沉積于邊遠貧困地區。貧窮又無子嗣的男性劇增，可能會增加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行為，危及婚姻家庭和社會的穩定。 國家人口計生委宣教司司長張建強調，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與人口老齡化交織，將加劇人口結構的不合理性，未來的社會階層結構、消費結構、組織結構等都將更為男性所主導，其深遠危害，不亞于上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 集中整治“兩非”專項行動領導小組組長、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依法打擊“兩非”行為，是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偏高近30年，給人口安全、社會穩定帶來巨大隱患。 “女孩失蹤”背后的“兩非”黑市，B超成為直接“殺手” 余燕麗是安徽省潛山縣余井鎮進士村人。 懷孕6個月時，經丈夫托人聯系，余燕麗來到縣里一家醫院做B超鑒定胎兒性別。得知是個女孩后，他們找到一家個體診所，進行了終止妊娠手術。回家后，兩人對周圍人謊稱“不小心，自然流產”�！ � 在性別比失衡問題突出的農村，“女孩失蹤”的背后，隱藏著一個龐大的非法胎兒性別鑒定市場。 據介紹，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區，從事非法鑒定性別的活動由隱藏變為半公開，由“坐等上門”變為“上門服務”，鑒定時的懷孕時間由16周以上縮短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圍變為有組織的跨區域大范圍作業，從非法鑒定胎兒性別到人工終止妊娠，提供“一條龍”服務。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翟振武說，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直接原因，是少子化和B超普及帶來的“兩非”行為。 據介紹，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日本、中國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普遍出現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因為那時B超設備開始普及，許多人懷孕4個月后，經B超鑒定胎兒性別，男胎保留，女胎引產。 傳統觀點認為，農村的男孩偏好是為了解決勞動力、增加收入和養老問題。 但是，一項欠發達地區人口問題的調查報告顯示，近些年來，在經濟貢獻方面，生男不比生女強。而在我國沿海等富裕起來的地區，發達的經濟條件和日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并未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攀升的勢頭。 “根子在于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楊菊華認為，在許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繼嗣問題，也是“面子”問題。一些家族、宗族觀念嚴重的地區，生男孩意味著家族香火不斷，有了兒子的婦女可以免遭家人“不爭氣”的指責。 “生育觀上的男孩偏好，還是女性弱勢地位問題。”楊菊華分析，目前，我國婦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長的幅度基本趕上男性外，其它指標都明顯落后于男性。 “治標”重在打擊技術越軌，“治本”在于提升女性社會地位 “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趨勢，短期內必須依靠國家的強力干預。”翟振武認為，“治標”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打擊技術越軌。 日前，安徽省長豐縣崗集鎮計生、衛生等部門根據群眾舉報，統一行動，在一居民出租屋門口，抓獲剛剛為他人做完性別鑒定準備離開的個體游醫李某和助手張某，當場查獲作案工具和交通工具。 據查，他們攜帶一部只有手掌大小的便攜式B超機，開一輛小型轎車，白天沿街“攬客”，晚上在出租屋檢查，百姓聞訊而去。 “‘兩非’現象隱蔽性強，當事雙方‘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案件排查難、取證難、查處難。”國家人口計生委政法司司長趙延配說，“此次集中整治‘兩非’專項行動將加強部門合力，完善胎兒性別鑒定和終止妊娠登記、孕產期全程服務管理制度，依法嚴肅處理涉案單位和人員。” 據介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母嬰保健法》等相關法律雖然嚴禁“兩非”行為，但力度有待加大。比如，對于沒有行醫資格的人從事“兩非”，依據法律可按非法行醫罪追究刑事責任；對于醫務人員涉足“兩非”，卻只規定了行政處罰，其中的罰款額度僅有1萬—3萬元，沒明確刑事責任。 翟振武認為，在重拳出擊“兩非”行為方面，一些國際經驗值得借鑒。韓國也曾經歷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階段，韓國為此立法規定，對于利用B超鑒定胎兒性別和選擇性別引產的醫務人員，一是罰款3000萬韓元(相當于20萬元人民幣)；二是吊銷醫師執照，終身不得行醫；三是追究刑事責任，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性別比長期嚴重失衡是社會背負的“高利貸”，在災難爆發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計。國家人口計生委性別比治理辦公室主任羅邁說，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問題，除了“治標”，更要“治本”，采取利益導向等綜合治理措施。 楊菊華指出，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實質上是女性發展權益問題。推進兩性的公正、平衡發展，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才是“治本”之策。（記者 李曉宏）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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