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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崖口，近100畝面積的曬谷場上，村民集體收稻谷的場面在珠三角其他地區已難得一見。 張鑒來 攝
◆當1978年前后，“人民公社”相繼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崖口村集體決定保留集體生產制度，并成功延續至今。 ◆崖口“烏托邦”體制分為兩部分，一是處于核心地位的集體生產，按勞分配；一是處于外圍的市場化制度，學者稱這是集體應對市場經濟風險的巧妙方式。 ◆隨著政府布局經濟發展“大棋子的揚起”，崖口村的未來有些迷失，或許珠三角最后的農耕文明不久后也將消失，“人間桃花源”景象將成為追憶？ 被媒體稱作珠三角最后一個“人民公社”的中山崖口村，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位37年一直維系該制度，且使其煥發出勃勃生命力的村支書陸漢滿，在超齡12年后卸任，而中山“翠亨新區”的規劃也讓這個特殊村莊的未來制度充滿變數。 這些年來，有在村里實地調研多年的學者說，崖口的集體制度是村民進入市場的特殊道路、應對市場風險的一種巧妙方式。也有農村問題專家說，崖口村通過集體進入市場，最大限度地保護了村民中的鰥寡孤獨者，體現了社會主義扶弱的特質。 無論前景幾何，陸漢滿在珠三角——這個資本和市場非常活躍的城市群——已經創造了“神話”。中山大學農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吳重慶說，崖口在集體經濟制度的框架內，不斷因應社會的變化，靈活地調整集體分配，在工業化引擎強勁的珠三角證明了遠去的集體經濟制度的發展空間與潛在活力。 崖口的“烏托邦” 1978年人民公社相繼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但陸漢滿和村里的黨員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保留集體生產 崖口村位于廣東省中山市東南部，背靠云梯山，面朝廣闊的伶仃洋，占據水陸交通要道。臺風將起時，晴空萬里，可看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大嶼山島，山海間36平方公里之上，生活著3000多村民。鄰居翠亨村是偉人孫中山的故鄉。民國元年，孫中山曾攜夫人從澳門登陸崖口并發表演講。 村志在第一頁撰寫崖口基本情況：一村兩制——崖口仍為人民公社制度，同時按照市場經濟實行自由擇業——這是崖口的獨辟蹊徑。 1974年在公社打雜的陸漢滿被任命為崖口村支部書記。那個年代，他的主要工作是算政治賬，農村支持城市建設。“國家各項上調任務重，單糧食上調任務，崖口村每年要負擔163萬斤，水稻生產水平低，村民日子很清苦。” 1978年改革開放，人民公社相繼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兩年后蛇口工業區的設立奏響了“春天的故事”。但陸漢滿和村里的黨員等150多人開會討論了半個多月，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保留集體生產。 一直以來，陸漢滿都否定這種制度的設計初衷是為了政治理念，而是為了如何活下去。 于是帶有歷史記憶的情景仍在港澳人“眼皮底下”悄然保留。這個村仍保留著大隊，下面分13個生產隊。村里統一組織農耕生產、記工分，統一分配糧食，現有一半人外出，一半人留下參加生產。 每天，50多歲的村民譚中祥像上班打卡一樣，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掛到工作內容一欄，就去出工。時間由自己來定，以完成任務為評分標準。 年終，每個生產隊收獲的糧食，村里會以高于市場價格的一半收購，男60歲、女55歲以上的老人和18歲以下的青年，每月免費供應35公斤的谷糧，剩余村民將以市場價30%購得糧食。 每年水稻收割后，村里大隊會按照稻谷的產量與各生產隊結算，各生產隊再與各社員按工分進行結算。所以，工分多的社員收入也相應多。“這很好地體現了多勞多得的原則。工分是最科學、最合理的折算方式。”54歲的糧食生產管理員譚國健說。 集體的力量 他帶領全村3000多人，從最初的肩挑背扛，到與大公司合作，筑堤圍海造田。30年后，崖口向大海要了3萬多畝土地 被狂飆突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包圍，單純的集體經營農業顯然是虧本的。 連續數年深入崖口村調查研究的經濟學教授曹正漢說，不應用大鍋飯來形容崖口的“烏托邦”體制，應分為兩部分來看，一是處于核心地位的集體生產，按勞分配；一是處于外圍的市場化制度（出租經營和合作經營）。 用陸漢滿的話來說，集體制度也應該兩條腿走路，“既要社會主義，也要資本主義。”為了補貼虧本的農業，陸漢滿帶領村民做過很多“資本主義”的嘗試。 1979年崖口村甚至比蛇口工業區更早引進了中山第一批外來加工業、三來一補企業。如果延續下來，崖口村可能跟珠三角大部分地區并無二致——要么工廠連片，要么高樓林立。 廢水、廢氣、垃圾，對環境產生了很大影響，讓他看到了辦工廠的后患。“老實說，我也想要賺錢，但一想到土地上如果連菜都種不了，那有錢也沒用了。有時候有些錢不能賺，寧可窮一些，也不能辦廠。當時也有人反對，提出工業興村。我不說啥，也不解釋。” 在崖口寫出畢業論文的曹正漢說，崖口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優越的地理條件，這些環境因素恰好為陸漢滿等人實現“保護弱者，按勞分配”的社會理想準備了物質基礎。 珠江經橫門口在崖口匯入伶仃洋，裹挾著大量泥沙順流而下，海岸線不斷淤長，久而久之，灘涂向前推進，后方形成大片新的陸地。它似海非海、似陸非陸，是蠔和蝦成長的搖籃——陸漢滿預測到，這些海水養殖場將在20年后變成陸地上的淡水養殖場，100年后變成肥沃的耕地。 他帶領全村3000多人，從最初的肩挑背扛，到與大公司合作，筑堤圍海造田，30年后的今天，崖口向大海要了3萬多畝土地。“三件大事”中的第二件正是圍墾，這成為陸漢滿一生的榮耀。 正是這些圍墾地用于出租養殖水產品，一年可以收租金1000萬元，這些錢足夠維持農業就業補貼以及各項管理、基建、救災。而以出租的形式運作，則在最大程度上杜絕了經辦人的貪腐。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沈原教授認為，陸漢滿的這種做法是通過農民共同體的力量化解市場經濟的風險，從而保持了千百年來的農耕田園式的生活。 不賣地的村支書 《我們為什么不肯賣地？》一文曾廣為流傳，7條樸素的道理被擺了出來：家有萬貫不如日進一文…… 2001年的一天，崖口7個自然村里的祠堂外，貼著相同內容的“大字報”。緊接著，部分村民拿著一封請愿書和17個村民簽名的“崖口反腐敗行動小組”名單，要求崖口村支部公布20來年的財務狀況。 這件事一度打破了崖口村的寧靜。“上訪者的目的是要搞倒陸漢滿，瓦解公社制度，好賣地分財。”每當回憶此事，從崖口村走出的學生、陸漢滿的擁躉譚順寧就很火。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吳重慶說，崖口擁有遠多于周邊鄉村的水田山地和圍墾灘涂，這對于珠江三角洲極度活躍的資本來說，無疑是嘴邊的一塊“肥肉”。 陸漢滿也意識到，矛頭對準了他。他向鎮政府匯報后，發表《告崖口海內外鄉親、崖口村民書》《我們為什么不肯賣地？》，向村民解釋事件經過，并對公告中提出的問題作出正面回應——他知道，最重要的是爭取崖口3000多村民的支持。 南朗鎮政府組織18人工作組進駐崖口，審計組對崖口近20年的財務收支進行全面審計。一個多月的審計后，崖口村重歸平靜——工作組沒發現任何經濟問題，干部們是清白的。 《我們為什么不肯賣地？》一文曾廣為流傳，7條樸素的道理被擺了出來：家有萬貫不如日進一文；土地永遠是崖口人的，賣了只分一代人，后代會罵我們吃掉他們生存的資本；賣土地分到錢，各人都來爭，從此村無寧日…… 能怎么辦？陸漢滿也在問自己，他的壓力越來越大。2002年，崖口村保留了小規模面積的圍墾土地，留給崖口村委會管理，收益用于補貼農業生產，而剩余的兩萬畝圍墾地進行了股份制分配。在籍農業戶口的村民，每人分到5.5畝田，一次性界定到人。 這個決定對陸漢滿來說是艱難的。記者發現，在陸漢滿寫給經濟學教授曹正漢的書面答復中透露一個內因：珠三角土地資源越來越緊張，土地財政作用愈發重要，分地到人可以回避正面爭奪的矛盾。 到了2008年10月26日，異常熱鬧的一天，陸漢滿一個人獨自躲到了村里安靜的角落。 此前，崖口村全體股民以高達99.14%同意1.17萬畝土地征用協議。他們每人將獲得14.2萬元的現金補償，和養老保險兩項加在一起大約有17萬元——這也意味每個村民5.5畝的土地股份只剩下了2.5畝。 這是陸漢滿的決定第一次沒有得到大多數村民的擁護。他告訴記者，那段時間曾有不明是非的人到他家潑了大糞，一到夜里他就聽到屋外有人裝鬼叫。當有人勸他也簽字賣地時，他反駁說，“如果我必須賣地，那我就到中組部要求退黨。” 陸漢滿說，他看到周邊村上世紀90年代就將土地賣了，但分到的錢很快就花完了，又失去了生計，現在的生活過得并不好。那份“五畝五分田”一分也不出讓，他只有用一生的積蓄為自己一次性購買了養老保險，銀行賬戶里只剩下139元。 迷茫的未來 矛盾困惑崖口村每一個村民。村民譚中祥告訴記者，他也希望多拿到一些錢，但如果土地賣光，不知道還能做什么 陸漢滿退了下來，崖口卻走到了十字路口。 今年3月14日央企招商會上，中山市政府與香港招商局集團簽訂協議，規劃在位于珠江入海口的南朗鎮和圍墾新區開辟“翠亨新區”。很快，“翠亨新區”規劃從概念謀劃階段正式進入前期工作階段，當地媒體發表一篇評論提到“先謀后動，動則要快”。 新規劃在低調中快速成型，而譚順寧和很多學者擔心的是：這一帶只有崖口村有大量的土地。 當地政府的意圖很明顯，一位官員對外表示，“廣州有中新知識城，深圳有前海灣，珠海有橫琴新區，東莞有松山湖，中山靠什么戰略平臺帶動發展？” 而一位知情人透露，政府的想法是：雖然中山發展比較均衡，但城區對經濟的帶動能力有限。所以政府考慮有必要培育能夠帶動全局發展的新增長極，所以需要整合孫中山故里和東部沿海區域資源。 對于政府的新規劃，陸漢滿不愿意多談，他只說，37年來崖口村積累的財富有五六十億元，“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個人都是歷史舞臺上的匆匆過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但這還是急壞了對崖口制度有著非常深厚感情的譚順寧——幾年來，他已匯編了兩本10多斤重的崖口歷史資料，詳細記錄了村里這三十幾年的各項重大決定是如何形成的。而一直觀察崖口的專家、學者同樣想保留這樣一個集體經濟制度的珍貴樣本。 “我們應該對人類所創設的、凝聚了先賢智慧的重大社會制度懷有基本的敬意與理解，人民公社制度失敗并不能代表集體制的失敗。”吳重慶說。 矛盾困惑崖口村每一個村民。村民譚中祥告訴記者，他也希望多拿到一些錢，但如果土地賣光，自己不知道還能做什么。接任陸漢滿的新書記譚偉欽稱，他會延續集體經濟制度，但外部市場經濟的競爭給村民和干部帶來壓力，未來只能由全體村民說了算。 一生堅持“三不原則”——不陪吃飯、不用手機、不講自己只講村務——的陸漢滿和村民用了37年營造了外人眼中的“桃花源”。 這是陸漢滿家外的景象：山清水秀，稻田連阡陌，果飄香魚歡躍，勞動者忙碌于田間地頭，農業生產設施和大型收割機械隨處可見。 這一切，或許，陸漢滿終究會失去。●南方日報記者 趙洪杰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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