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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什么？解釋有很多。在“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眼里，城市像少女，規劃設計師的使命就是把她的發式、裝束和衣飾設計得非常完美—— 如今的中國，正在掀起新一輪城市化浪潮。對于正在改造、更新中的中國城市來說，如何在政府、規劃、民意之間尋找平衡，這似乎是一個極難求解的問題。 劉太格說他的優勢在于既了解西方，又了解東方，因而深深地懂得對于中國來說，現在究竟什么最重要——“不應該為現代而西方，而是為現代而民族”。 城市，應該是一個健康的人體 記者：您曾經批評上海的浦東，說那是一個“城市中的孤島”。可是同樣也有人批評新加坡，說這個城市太枯燥，缺少亮點。您怎么看？ 劉太格：很多人批評新加坡規劃不成功，因為沒有地標性的震撼建筑。問題是，城市最重要的是震撼性形象還是功能和環境？我認為震撼性的東西能夠在功能合理、方便舒適、環境優美的基礎上取得當然最好，但是不要為震撼而震撼，犧牲城市的基本規劃條件。 健康的城市是一個人體，把人照顧好可以健康長壽。城市也一樣。現在許多國外人出現一個動向——尋覓清潔城市。 交通擁堵、大氣污染，不能簡單歸罪于城建工程。實際上，它們與規劃大有關系。規劃的作用是培養一個健康的人體，建筑設計的作用是配上好看適當的衣服，震撼性的設計則是衣服上的勛章。有些政府是直接做勛章，不管衣服，勛章亂掛；而如果城市規劃不健康的話，衣服穿上去也是不美的。10年前，許多人來新加坡都跟我說：“你們太可憐，城市太枯燥。”我對我的規劃同事們說，不要聽他們的，繼續做我們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機理做好了，繁華會自動生成。現在，很多人跟我說，新加坡好多了。 規劃師是與城市、與土地“戀愛”的人 記者：我聽說您有一個“城市如機器”的理論，把人說成機器似乎太冷酷了，把機器說成人又似乎太柔情了。我們到底該把城市看作什么？ 劉太格：這是兩種不同的解釋角度。我說城市如同機器，是因為城市本身像一個完整的機械，環境、建筑、社區等等，構成了機械的全部。這樣有利于我們解析一個城市的要件組成和功能劃分，從而有利于城市的規劃設計。 我說城市如人，是因為城市有經絡、細胞、器官，也有內臟、骨頭。我們從環境、色調、背景建筑等方面切入，做城市規劃設計，都要順著對方的肌體、肌理進行設計。所以，我經常打這個比方：規劃師好比與城市、與土地“談戀愛”，美好的城市猶如少女一樣，她的發式、裝束、衣飾都要設計得非常完美，讓她變成一位傾國傾城的美少女。這就是規劃設計師的使命。 正是有了這兩種不同的角度看城市，所以我們做規劃時，有時需要數據，以冷峻客觀的眼光對城市作重新的規劃布局；有時需要情感，以敬畏人文、尊重歷史的心理對城市從頂層到細節進行設計。如果只側重一面，未免太無情或者太情感化了。 在岸線使用上平衡好民眾與工港區的分配 記者：您是揚州城市總體規劃的專家顧問，一直視揚州為“初戀情人”、“終身愛人”。在與揚州這么多年的“戀愛”中，您怎么看待揚州的城市規劃？ 劉太格：揚州是一個生態系統非常豐富的城市。這幾年，我在做揚州城市規劃和廣陵新城規劃時發現，揚州有湖、江、河，有鐵路、車站、機場，還有港口。特別是做港口規劃時，我提醒揚州市的領導們，水岸線資源要盡可能控制住，留住生活的岸線。實際上，這幾年揚州的領導尊重了我的建議。現在揚州是一個典型的“功能與美景”疊加的城市。 回看整個亞洲，許多國家、城市為了政績功利做了許多破壞性的事情。我們是不是冷靜一下——到底是以項目，還是以生態系統帶動城市發展？我的建議是，生態條件不是每個城市都豐富，也不是每個城市都一樣，有益于健康的事情“必須要做”，有益于提升修養的事情“鼓勵去做”，特殊專長的事情“各盡所能”。 我重點講“水城文章”。水是城市的好友，因此在做規劃時要遵守合理的規劃程序，在土地、岸線使用上平衡好民眾與工港區的分配。在中國，許多濱水岸線不是留給民眾，而是留給工廠的。這幾年我在中國內陸城市做了好多規劃，是為了盡量為民眾爭取“天然生活岸線”。濱水區不是都適合搞建筑的，不同區位要有不同設計手法，比如在濱水區可以設計自然保護區、公園、濱水步道等等。 先技術，后民意 記者：新加坡有一套法律法規體系，確保規劃法制化，但中國在這方面比較缺乏，而您卻總是強調規劃技術的重要性。究竟該怎么看待法規體系與技術重要性的問題？ 劉太格：這是東西方很大的分歧。很多中國規劃師問我新加坡規劃是怎么管的，其實這方面的法規文件隨時可以買到，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我勸你們不要像新加坡這么嚴，因為中國的很多規劃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專業還管制，才是更大的災害。 我到底是如何幫助中國的規劃師作決定的呢？我的回答是：先談技術，后談民意。 西方的城市是要從瘦變胖，而東方的城市則是要重造一個人。這種技術從哪里來？城市骨架哪里來？血脈怎么放上去？因此我一直強調，規劃技術對于亞洲城市非常重要。就像一輛汽車，內部的機件和技術是基礎，外面的包裝就是藝術文化，外面包裝再好，里面是假的、爛的，怎么行呢？所以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規劃的哲學家，還要規劃的技術工匠。 我當建屋局長時，經常收到這樣的信，說我們這里需要一個公共交通車站，請你設立一個，不過千萬不要放在我的門口。民意就是這樣。目前新加坡征集民意，基本不是一般的民意，而是相關社團的，他們往往比較理智，收集的資料比較多，而且有宏觀的思路。除此之外，我們也做方案展覽，期限是幾周，任何市民都可以去看而且可以書面提供意見。民意“不是大禮堂鬧一鬧”，而是有序的。在方案技術公示前，規劃師要了解社會存在的真實問題，這才是更有意義的民意。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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