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譚元亨

　　講完亭臺樓閣，自然也該講講“園”了。只是這個園并不怎么好說，因為說的人多了，而且講得非常精辟、到位，留下的空白幾乎沒有。再說，若只是重復他們已經說過的一切，那就沒有什么意思了。所以，這個題目，一直拖到今天，才又重新拎起。

　　只是如何出新？

　　朋友抓住我曾寫過的一部城市美學書中的一段話，稱當從此下筆。那段話是這么說的：“玄學的'無'與后現代的'無意義'可以說是兩個系統，玄學的隱喻與象征性，與后現代的徹底消解模式，意義更不可同日而語。片面追求后現代的效果，在中國是不可取的，尤其在建筑上……”

　　的確，這段話我并沒有說透，還留有很多發揮的余地。后現代，用流行的話語來說，是撕碎、撕碎、再撕碎，粉碎一切體系或系統，撕碎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或者說，撕碎便是目的，毋須有一個怎樣的終極意義。這自然是一種歷史性的反叛。于園林而言，西方的園林，過去一直講究幾何圖形的拼接，有明晰的軸線，軸線左右，更有均勻的對稱，包括花草，也都人為地修剪成有規則的幾何圖形，形式上是整齊一律的，突出的是人工美與幾何美，視人工美超過自然美。這與西方遠古的理念：人是萬物的尺度，天人相分，人定勝天是分不開的，并由此導出她們的審美觀。黑格爾在其《美學》中更談到，西方是要把大自然改造為一座露天大廈。所以，樹木必須是栽成有規則的行列，形成筆直的林陰道，連籬笆也務必是整齊劃一的墻狀。這樣的園林結構，能令其主人感到井然有序，得到一種心靈的滿足。

　　而后現代對這種規整劃一模式的反叛，便是要將其打碎、打碎、再打碎。為此，她們甚至以中國園林為“武器”，為楷模，認為這與其之后現代的組織是異曲同工的。今天的西方建筑師們，是這么認為的：“后現代就像中國園林的空間，把清晰的最終結果懸在半空，以求一種曲徑通幽的、永遠達不到某種確定目標的'路線'。”她們認為，中國園林是以一種“非理性”的方式所構筑的，介乎于永恒的樂園與塵世之間。而“后現代派的同樣手法，用屏障，用不重復的題材，模棱兩可和玩笑，把它們的面目弄得復雜斷殘，把我們對時間和廣度的正常含義都弄得不明不白。”

　　盡管他們為后現代與中國園林找到那么多的“相同”之處，最后他們卻仍不得不承認：“中國園林有實際的宗教上和美學上的背景，有隱喻式建筑的慣用體系，而我們復雜的建筑藝術沒有這類在含義上可以接受的基礎。因而它不能像中國園林那么精確，那么深邃，融會一體。在一個工業化社會中這種隱喻和玄學究竟能去多遠是值得懷疑的。”

　　這一質疑，無非證明他們無法進入我們的話語系統，從而也無法理解中國玄學或道學在園林規劃中的體現，大有夏蟲不可語冰之隔。盡管他們一直在努力彌合后現代與中國園林之間所未能確定的鴻溝，但不理解的話，這一彌合則無從談起。

　　的確，中國園林，首先是從“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學出發，講究的是與大自然的“神遇”，追求的是恬靜、淡雅、質樸、適意——把人生哲學與自然哲學融匯在一起。于是，尺幅之內，不僅景畫變化萬千，而且情致也豐富多彩，不僅自然、自主，而且自由、飄逸……凡此種種，與后現代的焦慮、碎裂，顯然是不相為鄰，甚至成為一種對立，所以，后現代又如何能從中獲得其真諦呢？

　　從意念上劃分清楚了二者，我們方可真正進入講“園”。同時，我們也就不難解讀后現代在理解中國園林上，走入了怎樣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