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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指標大面積的負增長以前也曾發生， 但外貿出現負增長卻著實罕見。 本報記者 郭麗萍、徐偉 發自深圳、北京 2012年，深圳的經濟沒有出現期待中的“開門紅”。深圳市統計局近日在官網公布了1–2月的主要經濟指標。數據顯示，深圳經濟特區多項重要經濟指標呈現負增長的態勢。 據統計，在2012年前兩個月，深圳規模工業增加值為720.65億元，比上年同期減少3.0%；規模以上工業銷售產值為2754.43億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4%；工業產品銷售率為100.2%，比上年同期減少了0.1個百分點；出口總額32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了6個百分點。 這是在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經濟下滑之后，深圳首次出現多項經濟指標負增長。 除深圳，廣州、東莞以及長三角的上海等中國主要經濟地區，在今年1–2月的經濟指標也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專家指出，雖然只是一兩個月份的現象，但也說明中國經濟在今年的表現充滿了變數和不確定性，這反映中國經濟依然高度依賴歐美經濟，轉型升級以及擴大內需的道路依然很漫長。 內外夾擊 深圳2月份的出口總額為138.20億美元，除了出現同比下降，還有一點引人注意的是，在進口總額為155億美元的鮮明對比下，深圳少有地出現了逆差。 一個普遍認可的原因是，作為外向型經濟的典型，國際市場需求的疲軟，直接導致了深圳特區多項經濟數據的負增長。 不僅是深圳市，1–2月，整個珠三角地區都受到了外部市場的牽連，廣州、東莞的主要經濟指標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下行，經濟運行明顯回落。廣東省工業生產大幅回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66.80億元，增長5.0%，增幅為2009年7月以來最低，同比回落10.2個百分點；廣東3.8萬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共實現利潤393.92億元，同比下降31.6%，是2009年下半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進出口增長放緩，1–2月，廣東累計完成進出口 1268.4億美元，同比增長1.1%，增幅為2010年以來最低。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教授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因為經濟不景氣，發達國家消費能力減弱、需求市場萎縮，對于以出口到國外市場為主要經濟增長動力的珠三角地區而言，是非常嚴峻的。” 公開數據稱，廣東省外貿依存度約為110%。而袁易明指出，深圳的外貿依存度高達百分之幾百。因此在面臨外部市場蕭條的同樣條件下，深圳面臨的壓力也尤其大。 除外部因素，珠三角地區多項經濟指標的負增長或放緩，還由于自身內在發展規律的使然。這些沿海的發達地區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長以后，迫于國內外經濟發展和市場的變化，開始進入轉型的陣痛期。 袁易明分析：“人均GDP增長到1.5萬美元左右之后，就很難靠原來的規模增長來實現高速增長。產業原有的增長方式碰到了很大的障礙，已支撐不了它的高速增長，而新的增長方式正在孕育過程中，即出現增長動力的替換，或者說新的增長動力的尋找，也就是結構調整的問題。” 廣東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廣東省1–2月的投資結構，也已經表現出二、三次產業結構有所調整的跡象：第二產業投資459.63億元，增長 11.7%，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5.3個百分點；而第三產業投資在房地產開發投資快速增長的帶動下，完成1009.14億元，同比增長15.9%，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3.2個百分點。 在袁易明看來，社會的投資結構、增長結構在發生著發生變化，短短的兩個月很難說明什么問題，但也揭示出一個很重要的經濟的服務化趨勢。第二產業的投資額以及增幅都小于第三產業，說明經濟增長正從原來的以工業為主體，到服務業增長加快速度轉變。 轉型中的誤區 1–2月，在深圳進出口總額較上年同比下降3.5%的情況下，位于長三角的上海進出口總額卻仍有同比7%的增長度。 袁易明認為，數十年來，珠三角的經濟最先參與到世界經濟循環中去，參與國際的分工更深一些。比如加工貿易，珠三角通過香港參與到國際市場的時間更早、面更廣，深度更深、時間更長。因此國際上的市場結構變化，首先會影響到珠三角地區，對珠三角的壓力和挑戰強于長三角。另外，長三角國內市場的范圍更大，因此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風險相對小一些。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羅仲偉也注意到，上海的產品做得非常細、高端且立體，在出口工業產品的同時，較早地就注意到了軟性的服務的出口，先進制造業和生產力服務業的融合、互動做得很好。而珠三角發展的動力主要是外向型，主要通過廉價的勞動力、優越的政策和低物流成本吸引外資，以“三來一補”的方式發展成為世界工廠。 羅仲偉說：“經濟的增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的升級。新技術和新產業、高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之間的改造做得好，將起到促進作用。長三角的路不一定適合珠三角。珠三角有自己的情況，需要找自己的路走。” 2008年，廣東省為調整結構、升級產業、優化勞動力素質，計劃在5年內投入500億元人民幣，推行“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雙轉移戰略(“騰籠換鳥”)，即：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 實行至今近4年，社會各界對此褒貶不一。羅仲偉認為，不能簡單地說“騰籠換鳥”。“現在有誤區，總認為要發展先進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應該把原來的傳統產業換出去—不是這樣的。在發展新的高新產業的同時，也要對原有的產業、一般的制造產業進行現代化的改造，可以通過技術改造來煥發活力，而不是簡單地把它趕出去。你現在鳥騰不了，新的起不來，出去的還不行，又得回來，這就是誤區了。” 轉型升級的難點在于通過什么樣的體制、機制來促進有效地轉型。袁易明表示：“主要有兩種力量，一個是政府力量，一個是市場力量。我認為還是要以市場力量為根本力量，政府力量還是應該站在市場力量的背后，這個對于整個國家來說，不管哪個城市，都面臨這樣一個挑戰。在轉型過程中，最容易犯的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強，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中。如果做得不好，可能成為無效轉型，并不是市場特別需要或者符合市場的。如果體制、機制不順，這種轉型的時間會很長，痛苦會延長，轉型的代價也會更大。” 歐洲經濟依然受困于債務危機，而美國經濟已經出現了緩慢復蘇的跡象。有經濟學家預測，美國可能最先走出經濟危機，因為體制比較好，有一個很完善的糾正機制，讓市場去糾正。 袁易明強調：“以市場力量為根本，并不是說政府什么都不做，政府在這時候必須要做‘兩頭’。一頭就是對于未來可能有發展前景的戰略新興產業，在它的產業幼稚時期，加大引導。另一頭是對利潤低的‘夕陽產業’，進行轉型淘汰，中間的大部分還是由市場去調節。” 對企業來說，轉型的壓力、員工工資等各種成本都在上升、市場又在萎縮縮小、稅收又很重，面臨著多重的負擔。“我們的眼光不能僅僅看到宏觀，還要培育主體，現時候必須要做的是減負，讓企業更游刃有余。我們要看的是轉型下邊，企業是不是有活力，企業是不是愿意去做，這個很重要，是未來的希望。”袁易明說。 打破省區行政壁壘 中國雖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市場卻高度分割。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港澳珠三角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教授指出：“其實，2003年廣東提出了‘九加二’的‘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框架，就是打破省區之間的行政壁壘的重要契機。具體而言，如果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能夠率先實現經濟資源的整合，將一定程度上為我國進一步通過打破行政疆域界限來為擴大內需創造條件，并形成重要的示范效應。”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近幾年的“中國外貿百強城市”排名中，深圳一直高居榜首。在既是改革開放30周年，同時又受國際金融海嘯沖擊的2008年，深圳的外貿依存度高達300%，其中外貿出口182%。外貿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量的八分之一強。 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歐洲經濟復雜多變的形勢下，意味著更大的壓力和更嚴峻的考驗。林江認為，這也恰是深圳成為“雙打冠軍”的優勢所在，即充當外向型經濟和內需型經濟兩種資源有效整合的橋梁。 林江建議道：“深圳可以把其外向型經濟的優勢進一步拓展至對外經濟合作領域，加強跟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經濟合作，把這些地區的先進的城市管理經驗、港口碼頭的管理技術先在深圳消化吸收，再引進到內地的其他城市，從而為拓展內地的消費和內需市場做出貢獻和尋找更多的商機。要實現該目標，必須跳出深圳看深圳，既要聯合香港，充分發揮外向型的優勢，也要聯合珠三角的其他地區，充分發揮內需型的優勢。” 深圳特區的經濟主要有兩大塊：一塊是比較現代化的部分，即羅湖、福田區以金融，尤其是風險投資、物流業、高新科技為主導的現代經濟部分；另一塊是比較傳統的部分，即龍崗區和寶安區以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為主導的傳統經濟部分，這兩大部分都存在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問題。 對于現代經濟部分，深圳跟香港在金融和物流業上既存在競爭關系，也存在合作的商機。如何對接好香港，是深圳特區需要充分重視的問題。林江分析：“目前，深港共建前海金融合作區是兩地經濟合作的重要契機，可是如果兩地合作的深層次問題不解決，香港方面會擔心前海如果發展起來后，會變成香港金融業的一個競爭對手；另一個例子是深圳機場應否與香港機場加強合作的問題。本來深港兩個機場加強合作，可以發揮兩地在內地航線和國際航線的獨特優勢，為客戶和國內外乘客提供‘一站式’的聯程服務，可是兩地機場迄今為止依然沒有進入實質性的合作狀態，讓人不禁唏噓。” “作為傳統的加工工業的升級轉型，龍崗區和寶安區并不比比鄰的東莞長安鎮、鳳崗鎮更具優勢，如果讓龍崗區和寶安區在珠三角改革發展綱要下的深莞惠一體化的框架下實現與東莞的鳳崗鎮、塘廈鎮和長安鎮的經濟一體化，并充分利用深圳在現代服務業的領先優勢，將對于深圳的傳統加工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升級轉型產生深遠的影響。” 產業通過消費才能支撐 根據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進出口外貿依存度為50.1%。其中出口依存度為26.1%，進口依存度為24%。“入世”后的前5年，中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外貿依存度不斷上升。2003年中國外貿依存度首次超過50%達到51.9%，2006年更是達到67%，較2001年提升28.5 個百分點；此后，中國外貿依存度總體呈現回落態勢，由2006年的67%回落至2011年的50.1%。中國經濟增長逐漸由外需拉動向內需驅動轉變。 深圳市還將內銷的具體目標寫入“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規模以上工業內銷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50%左右。 袁易明說：“要發展內銷，必須要兩個市場并進，引導企業以更大的力度擴展國內市場。要讓很多的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學會不僅是生產產品、加工原材料出口到海外市場，還需要有開拓國內市場的意識，學會做市場、學會建立自己的網絡，培育自己的品牌。” 林江強調：“事實上，在發展外向型經濟問題上，我們并不需要太倚重制度因素，只要有外部的訂單和需求，我們自然可以組織勞動力和制造能力，但是要擴大內需，則不是這么簡單，既需要廠商對于市場前景的信心，也需要消費者對于其個人收入是否可持續增長和工作崗位穩定性的信心，這并非說我國有多少生產制造能力就可以決定我們的經濟表現的。” 羅仲偉認為，內需這一塊還是需要政府有很大的承擔，除了工業，還要推動教育、醫療、文化的發展，并真正建立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中國人傳統的消費觀念比較保守，有儲蓄的偏好。“人的消費是有預期的，會把自己的收入、未來考慮進來，如果我對我未來的養老、醫療沒有信心我就不消費了。”羅仲偉說，“在西方，比如在美國，有低保、救濟，花錢得到基本的保證，就敢花錢，雖然差一點，但是能夠保證不餓肚子。但是中國現在做不到，特別是大量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這塊，他們是享受不到的，但是這個群體又在擴大，所以政府一定要要把社會保障體系很好地建立起來，使得消費沒有后顧之憂。” “另外，產業要通過消費才能支撐，有市場才能做，然后消費本身要通過產業的發展，收入的提高，才有能力去消費，它是這么一個良性循環。中國特別有利的是人口大國、幅員比較遼闊，13億人自身具有很大的消費群體，自身就能夠帶動部分消費，不像日本國土比較小，一定需要外向型。我們內需發動起來，自身就可以消化，規模就很大了，可以直接形成良性循環，抵御外部市場的變化的沖擊。 特區色彩淡化 前海能否撐起深圳未來 本報特約記者 咼中校 發自深圳 如果說十年前的深圳處于迷惘、茫然之中，那么現在的深圳也許可以用焦灼來形容。今年初以來深圳經濟出現的大逆轉實在出人意料，可謂設立經濟特區以來所罕見，而且趨勢還在惡化，乃至于深圳要在今年跌出中國四大城市之列。深圳，從傳說中的一個小漁村，在20多年時間內躋身中國一線城市之列，足以成為“高帥富”的典型。然而這一切在今年出現逆轉。這似乎是某些“高帥富”因形勢逆轉而成“屌絲”的城市版—如何不讓人焦灼呢？ 深圳經濟在年初呈現下滑趨勢，雖然已在意料之中，但是主要工業指標全盤皆墨，外貿出口負增長之大，還是讓人吃驚。如此大面積的負增長，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以來的首次，足以用逆轉來形容。當然，深圳經濟的逆轉也是全國經濟形勢的一個縮影，昭示全國經濟整體性下滑不可避免，中國經濟能否軟著陸成為人們擔憂的焦點；就深圳本身而言，還預示著深圳城市經濟在過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長告一段落。 上世紀90年代后期，深圳“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地位早已成為過去式，作為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也已經了然無幾，不過，深圳依然以較少的土地面積維持著較高的投入產出，在全國城市經濟中仍保持著相對的優勢和活力。2000年，深圳GDP達到1665.47億元，經濟總量超越天津、重慶兩個直轄市，在國內各大城市GDP中排名第四，僅次于上海、北京和廣州，顯示深圳不僅“帥、富”，而且“高”，讓世人為之刮目相看，被認為是中國四大經濟城市之一。 此后深圳雖長期占據第四把交椅，但地位并不穩固。排名第五的蘇州與深圳差距一直很小，在2004年還以微弱優勢一度趕超深圳。近幾年由于天津濱海新區的崛起，天津經濟總量也與深圳、蘇州有得一比。盡管如此，由于深圳特區的性質、地位的特殊性，深圳還是與前三名并提為“北上廣深”，被普遍看成是中國的一線城市。 實際上，對于GDP排名第四的地位可能不保，深圳市領導人已有心理準備。2010年11月24日，深圳市長許勤坦言：“深圳經濟總量繼續保持國內大中城市第四位難度較大。”這些年來，各地GDP統計數據出爐后，前三季度經濟總量蘇州暫超深圳，而深圳往往能在最后趕超。2011年也是如此，而且天津以 16%的GDP增速猛追上來，最終超過蘇州名列第五，深圳再次保住第四把交椅。以目前天津的增長速度和深圳的下降趨勢，天津在今年取代深圳躋身四強，已然不可逆轉。 第四也好，第五也罷，本來只是一個排位的數字游戲。深圳以其地域面積的先天局限性，快速發展始終會有一個極限。現在讓深圳不安的是，深圳是不是已經觸及到這個極限？更讓深圳焦灼的是，現在深圳經濟形勢逆轉，是不是危及到深圳的核心優勢和競爭力，所謂的深圳模式走到盡頭？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是不是進一步下降，徹底淪為一個二線城市？ 深圳作為“高帥富”的核心優勢還是在于“帥”和“富”。“帥”表現在深圳作為中國第一個特區，有萬千寵愛在一身，雖然后來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但是名分、地位還在那里；“富”表現在深圳經過幾十年的改革和積累，實力雄厚，已經有非常強大的創造財富的能力。 不過2000年以來，深圳的經濟發展吃的是“帥”和“富”的老本，而在其他領域改革的裹足不前，深圳頭頂的改革開放的光環也逐漸褪去，現在經濟逆轉暴露的結構性問題，使得“科技創新”這個核心競爭力也受到沖擊。 對于近期深圳經濟形勢，一般看法認為，深圳土地空間不足，發展后勁不足，再加上金融危機后深圳仍處在產業結構調整的轉型升級中，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深圳在國際市場低迷的沖擊下自然是首當其沖。就珠三角的情況來看，深圳的轉型升級其實是走在前面的，90年代即已開始，高新技術產業已經形成規模。但即使這樣，深圳經濟的轉型升級仍未完成，顯示深圳經濟發展模式仍在延續過去的外延式擴張路徑，而在這條路上與天津、蘇州比拼，無疑難以為繼。 針對經濟發展的土地瓶頸問題，深圳幾年前就確定了外溢式發展方向，最主要的對策就是發展總部經濟及推行合作區模式。總部經濟是在深圳前市長許宗衡時代提出來，2008年深圳市政府的1號文件就是《關于加快總部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希望加快形成企業總部的集聚效應和溢出效應，促進經濟發展的高端化、集約化和規模化，“把深圳建設成為區域性企業總部中心城市”。 不過，深圳的總部經濟發展戰略始終面臨一個尷尬的區域劣勢，那就是一邊是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另一邊是廣州這個華南經濟中心。廣州與深圳在“區域性企業總部中心”直接競爭，例如對超市龍頭企業沃爾瑪的爭奪等。 總部經濟的確給深圳帶來相當的活力，一棟寫字樓的產值，可與內地一個城市相比。但是總部經濟給深圳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使本來已經高企的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導致深圳人才外流，發展實業沒有多少空間，競爭力反而相對下降。深圳總部經濟的特色是金融服務業，以及IT產業的一些部門，如私募基金等。虛擬經濟的發展對房地產市場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香港在80年代轉型為金融貿易主導的國際化都市，房地產價格也是進入新的歷史臺階。 對此，深圳本土科技企業中興集團的一位副總裁洪波就稱：“深圳人才吸引力明顯感覺下降了，我給員工發1萬的工資，企業利潤為此下降了許多，但員工仍感到在深圳生活困難，讓我們企業挺難做的。”洪波稱，作為以研發人員為主的高科技企業，中興研發投入一直較大。但是近年來，深圳研發隊伍人數逐年下降，甚至比不上一些內地城市。比如，中興南京的研發隊伍達到1.4萬人，深圳僅7000人，西安是后建的研發部門，也有5000人。 實際上，對于深圳這樣一個有創新、包容精神的移民城市來說，無論是發展金融業還是科技業，致力于培育和孵化中小創新型企業，才具有可持續性，而且深圳本身有這樣的基礎和成功經驗。與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比拼“總部經濟”，其實是“唯GDP論”的思維發展的必然結果。 深圳“外溢式”發展策略的另一大舉動是合作區模式，主要是前海深港合作區，以及深汕特別合作區。深汕特別合作區即以深圳(汕尾)產業轉移工業園為基礎，學習借鑒了新加坡蘇州合作模式，同時又有所發展，及所有權及司法仍屬于汕尾，但由深圳開發、深圳招商，受益權則為雙方共享。這種“飛地發展模式”剛剛起步，能夠產生多大效益，能否復制延展，解決深圳多少問題，都是未知數。 而前海深港合作區則是深圳下一個十年發展的重心所在，被稱為是深圳發展的新引擎。本來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可以先行先試很多東西，但是前海開發提出來之后，深圳還是竭力將之提升到國家級開發區層面。為此，深圳把香港拉了進來，雙方成立前海管理局，共同開發、管理前海。深圳對前海如此良苦用心，是因為其他幾個國家級開發新區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力度，如天津濱海新區、上海浦東新區、重慶兩江新區，乃至珠海的橫琴島，無不如此。這對曾經享受過這種待遇的深圳特區來說，很不是滋味，焦灼感不言而喻。為此，前海無論如何也要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與上述新區并駕齊驅。 在深圳上報國務院的方案及向媒體披露的信息中，前海將利用與香港合作的優勢，充分引進香港市場機制、法律制度、管理體制以及國際化規則，進而推進深港全面一體化。因此有人認為，前海的定位不僅僅是經濟體制與管理機制上深圳向香港進一步靠近與接軌的試驗區，更是在政治體制上深圳向香港學習的一個緩沖與試驗區。 在前海合作區作為國家發展戰略被批準后，深圳市也隨之出臺了前海合作區條例。然而，這部條例把學習借鑒香港的內容幾乎被刪除了，“監督專員公署”以及“理事會”、“高管公開收入”等被看作是前海特區的標志性概念也消失了，媒體大呼“港味大減”，實際上這還是客氣的說法，有些人干脆說前海條例是“倒退”。后來成立的前海管理局，也有剛開始宣稱的港深共同管理，而實際上由深圳單方面主導。 對此，香港方面也早有思想準備。一些香港官員私下就表示，前海合作區名義上打香港的牌而已，實際上香港很難發揮作用，不過既然是一個國家級開發區，香港還是可以在其中獲得好處。 至此不難明白，深圳方面需要的只是一個國家級戰略的開發新區，至于體制創新之類，不是兩三年內就可以出成效的，而且要冒風險，不碰也罷。其實這也是深圳十幾年來對待根本性改革的基本心態，不需要玩太多動作，只要經濟繼續保持增長即可。 然而，前海地域面積始終狹小，即使成為曼哈頓一樣的金融中心區，深圳還是面臨發展空間不足的問題。為此，在今年兩會上，與深圳關系密切的港區政協委員共同提議，將深圳升格為直轄市，理由是深圳直轄可以擺脫廣東省的束縛，與香港的互動將可以更便捷，從而為構建世界級城市群提供了可能。深圳直轄的呼聲有十幾年了，理據除了上面這一點之外，還有一點其實也是深圳外延式發展的思維，那就是直轄后，可以把周邊東莞、惠州地域合并過來，擴大深圳的生存發展空間。 然而中國現行行政區劃大體穩定，如果不是大的戰略需要(如南海開發、西部振興)，一般省級行政區劃不會隨意變動。就香港穩定發展的角度來看，深圳直轄對香港的發展、香港與珠三角的融合更為不利。因為一旦深圳直轄，屆時珠三角的合作不是粵港雙方，而是粵港深三方，協調平衡更不容易，利益博弈更復雜。因此，深圳直轄完全是多此一舉。據說，國務院領導對政協這個提案的批示是：深圳市領導要注意要求是否正常。 因此，與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城市比拼外延式發展，比拼GDP,深圳基本上是無路可走，目前深圳經濟的困局表明，深圳唯有加快調整內部結構，繼續培育中小創新型企業，走內涵式增長的道路，才真正能夠與其他大城市區別開來，不但有深圳自己的特色，而且是長遠可持續的發展路徑。 （編輯：趙巖）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