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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讓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無疑撩撥到國人內心的癢處——對于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國家而言，城市一向被視為現代、高品質生活的象征。 令人欣喜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生活在城市。今年4月28日發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49.68%。根據往年增速，城市化率今年將毫無意外的輕松跨越50%——那意味著中國將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城市。 但大多數中國人所生活于其間的城市，卻是在過去30年間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而野蠻生長起來的。盡管在建筑、規劃、城市治理等方面引進了不少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優秀的理論和成果，但是，中國的城市并沒有能夠避免被推向審判臺——貪大求洋、新奇古怪；而那些傳統城市則被推上了手術臺——大拆大建、傳統全失，城市之積弊讓城市開始成為飽受爭議的對象。 自1952年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后進入建設部，周干峙畢生耕耘在城市規劃領域，不僅見證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城市發展的起落沉浮，也是參與其間的行動者。無論是作為業內專家——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還是作為管理者——前建設部副部長，周干峙對城市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熟稔與理解。 他不滿意近年來城市發展中的大拆大建、貪大求洋，他憂心于城市發展中日益加劇的行政干預和開發逐利，他頻頻上書反對城市建設中逾越紅線的“出格”舉動。盡管被視為“反對派”、甚至是古板保守，盡管諸多“反對”無果而終，年逾八旬的周干峙不為所動。 1、“城市新變量具有兩面性” 《21世紀》：您從1950年代進入這個領域至今，不僅是從未離場的見證者，也是親身參與者，更是引導者，就您的了解，這60年來我們國家城市發展經歷了怎樣的大的變遷？ 周干峙：以改革開放為標志，可分為前后兩個30年。前30年是社會主義建設起步階段，要克服經濟落后、財政困難等條件。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城市人口不要太多、限制城市的發展，特別是限制大城市的發展。有了條件以后當然要多搞一點城市化，這可以理解。過去，城市建設排不上隊，現在不僅排上隊，還放到重要位置。 后30年跟前30年根本不同，前30年城市建設全部是政府在做，沒有房地產。后30年開放了房地產市場，就是要動員社會力量，利用經濟撼動來解決住房問題。就是由原來的計劃——規劃設計——工程施工三大環節，再加上一個物業和物業管理（香港的習慣叫法）。有了這第四個環節，理應有利于住房問題的解決。但放開房地產，也有一個新問題必須解決，就是：利益怎么分配？房地產業要成為一個完整產業，就要有它的分工，有它的利益。要承認這一條。放開房地產的最后決策是在建設部大院后面的招待所做出的，有國務院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也有建設部的，最終采納了國務院最權威的經濟學家馬洪同志的建議。
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
馬洪是一位老經濟學家，他主張開始不限制房地產業的利潤率，叫做“放水養魚”。其理由是，開始不要限制，別怕利潤率太高，有問題以后制定政策也還來得及。沒有想到，這個政策一旦確定，一直到現在都改不了。現在，房地產的利潤里，政府占40%幾，另外40%幾是房地產商的，還有一小部分是其他各方的運行費用。 《21世紀》：當時沒有料到放開房地產后會有今天這么多的問題？ 周干峙：現在看來決策很關鍵，第一步決定錯了，以后很難改。房地產帶來的問題早有所察覺，但是問題越來越不好解決。原因是利益機制，特別是地方政府在這里面有利益。國家財政也有需要，有一定的地方財政，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這就造成了現在這樣一個難辦的局面。 我個人認為，這至少不是很快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的不完全是房地產開發商的利益。當然，蓋了這么多房子，空房子也越來越多，分配越來越不公平，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21世紀》：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房價高、貧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現象嗎？ 周干峙：有點差距是必然的，絕對平均主義歷史證明是不行的。但現在，由豪富到巨富、到大富，差距慢慢的拉開來了，富人總的來講在增加。房地產價格為什么很難壓下去？一部分人家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積累的資金變了房產，100萬縮水成50萬，行嗎？所以，這成了一個復雜的社會分配問題。 《21世紀》：房地產的發展帶來土地財政，一旦地方對土地財政形成依賴，也很難解決。 周干峙：近期土地財政是甩不掉的——要甩掉，也可以，那國家就要想另外的辦法。這個問題造成近期利益跟長遠利益的矛盾。要解決是肯定的，不可能不解決，困難戶越來越多，這個社會能安定嗎？
2、“進城民工應該成為市民” 《21世紀》：城市化率達到50%，也就意味著城市人口占到國家總人口的一半，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邁過這個門檻意味著什么？ 周干峙：城市化率沒有必要全國每個省都一樣，美國的城市化率也只有百分之八十幾，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恰恰城市化率不是最高的。我們沒有必要一定要將農民都搬進城。 近三十年歷程已經證明，城市化率每年就增長一點幾（不到一點四幾），完全沒有必要達到新加坡、荷蘭的水平。另外，不要把這個指標看的太重，否則，容易把人引入誤區。 《21世紀》：雖然現在城市化率上來了，但還有大批背井離鄉的農民工，他們雖然被統計為城鎮人口，卻不一定真正融入所在城市，有沒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使這些農民工由“隱性城市化”走向“顯性城市化”的可能？ 周干峙：這是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我們的城市化已經超過了我們實際的承載能力。很明顯的就是流動人口，已經一只腳到了城市，你還不承認他進了城？具體的講，那么多打工的人，為什么不承認他的市民身份？進了城，住在城市，就是市民，這天經地義！ 現在進城打工的農民已經兩個億了。北京常住戶口也就1200萬人，但是流動打工的人800萬、900萬。他已經進來幾年了，你還不承認他是城市人口？這有悖于城市化的理想，但是不可能馬上承認。 《21世紀》：為什么？ 周干峙：要承認農民工是城市人口，就得解決住房、教育、醫療等等，國家一下解決不了，經濟力量還不夠。 而且，現在往往還有錯誤的政績觀，不是按解決實際問題的程度來定政績。但時間長了，矛盾都會暴露出來。總的，我認為，經濟基礎具備以后，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性就會更多一點。 3、“不能由行政領導決定一切” 《21世紀》：現在中國很多城市都紛紛追求建筑高層化，但法國開發計劃署的研究表明：六七層樓的巴黎奧斯曼區的城市密度要高于香港一些二三十層大廈林立的街區——樓高之后，樓間距必然加大、道路加寬，導致交通不便。建筑高層化背后的驅動力量是什么？會造成哪些后果？ 周干峙：過密化是我們現在城市規劃跟城市規劃管理中的普遍矛盾。這個矛盾就是長遠利益跟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跟全局的利益，或者市民利益跟開發商利益幾方面的矛盾。
日本土地那么緊張，東京居住那么擁擠，容積率都不得大于2。專家們早就反對一味蓋高層，但不管用。現在完全是由經濟力量、行政力量決定的，老板和市長可以決定一切！我們整天在講科學城市，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最不科學。李瑞環同志有一句名言，叫“不懂得規劃的領導是瞎領導，沒有領導的規劃是瞎規劃”。講的很深刻的。 《21世紀》：連專家都這樣，城市發展的公共參與肯定就成問題了。 周干峙：很顯然，行政領導一定要參與建設，但是一定不能由行政領導決定一切。 《21世紀》：一個城市的發展跟這個城市的文化、歷史、傳統緊密相關，外國人不一定能把這個事情把握好。 周干峙：現在外國人到中國城市，哪有人去看高樓大廈，人家還是要看老城、老街道，固有的文化特色。 《21世紀》：但是從社會角度來講…… 周干峙：從社會角度來講，一味的大拆大建不行。但是從管理的角度來講，這些破破爛爛拆光了不是挺好嗎，有新的面貌出現了。 《21世紀》：這也涉及到一個問題：城市究竟該怎么對待自身的歷史和傳統？ 周干峙：老城有些地方確實破爛，看不入眼，但是慢慢會不一樣。因為歷史文化的利益是長久、持續、后發。現在，北京四合院什么價錢？高的不得了。 但是利益機制的問題，有些地方已經做到補償的經濟利益超過想象的程度，希望你來拆。 4、“城市化進入了關鍵時期” 《21世紀》：你剛從成都回來，前幾天成都下大雨，內澇很厲害，之前北京、武漢也都出現過類似情況，網上出現了諸如“到武漢去看海”、“到北京去看海”的調侃式說法。這肯定跟城市的基礎設施沒做好有關系，但另一方面，很多城市又很熱衷于搞“穿衣戴帽”工程、“亮麗工程”。
周干峙：北京、成都這次澇災，城市受到很大影響，但我覺得不像有些報道那么嚴重。因為這很難免。北京市搞立交橋，低于平均標高的，也都設了排水泵。問題是，排水泵功率不夠，如果把大電機放在那里，平時一直不用，雨季用一天，也不大現實。最關鍵的還在于，總結好經驗，把規劃放在重要位置。 《21世紀》：在新城市建設的時候可以提前規劃，老城市有沒有辦法？ 周干峙：老的也可以慢慢改。當然，最關鍵的還在于生態問題，城市全覆蓋成水泥地板、水泥樓頂是不行的，要能吸水、排水，而且留有渠道，留有蓄水池。現在，自然條件在變化，城市人為的條件怎么適應得更好？這就涉及到綠地怎么留。過去規劃里面往往要留一塊小區綠地，現在留不住——不如蓋一套房子，馬上會產生多少利益。 另外，科技也在發展——我們抵抗自然災害、抵抗一些不可預見因素的能力在加強。可以更好地保護地下水、地層等，少去擾動自然環境。不僅不要破壞環境，還要恢復改善環境，就是靠多種樹，綠化面積得到真正保證，現代城市是一個綜合體，各干各的，沒有綜合考慮，單打一的做法已經不行了。 5、“突破體制和機制是關鍵” 《21世紀》：我們的市長一個個權力那么大，行政造城如火如荼，為什么還出現各干各的、統不到一塊的情況？ 周干峙：這個情況就不是簡單的市長說了算；如果真是簡單的市長說了算，那問題也能解決。 典型的一個例子是西直門。西直門是北京最大的交通樞紐，有火車站、地鐵站，也有商業中心、公共活動中心。但互相之間有什么關系？按道理，市長說了算很容易。我開始也這么想的，所以建議西直門地區要做一個改造規劃，像日本那樣都在地下解決換乘問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西直門到現在還改不了。可以想象，部門間很難坐在一起商量解決問題。
所以，北京走向現代化城市，重要的不是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體制、機制和思想。因此，城市化下一步突破，關鍵不是技術，體制和機制可能是關鍵。 《21世紀》：城市問題這么多、這么復雜，會不會讓人很悲觀？ 周干峙：我主張要引導大家總結經驗。有些問題從某種意義來講是進步中的問題。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專業人員跟行政人員也有矛盾，但跟現在相反：我們那時候想的遠、想的理想、想的標準高，反倒是領導想的現實。這也不是一下能改得過來，這也是利益機制、管理機制的問題。 6、特大城市不是主要方向 《21世紀》：我們國家現在城市化率到了50%的程度，可能還有十幾個、頂多二十幾個百分點的增長空間，這也就意味著今天奠定的基礎會給未來幾十年城市發展定型。 周干峙：現在城市政策的重要性就在這個地方。有時候定下去以后，不是一天兩天能改得來。所以要非常慎重地決策。 《21世紀》：政府部門開始反思城市，或者把城市發展提到戰略高度來看待了嗎？ 周干峙：有這個趨勢。搞“新奇古怪”，搞“高、大、洋”已經有所抑制了。 《21世紀》：去年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現在我們國家有一半人生活在城市，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城市？ 周干峙：總的來講，城市規劃都有一個理想的目標，首先是社會和諧，還有經濟富裕、宜居健康、綠色環境、文化得體、城鄉協同、信息暢通、交通便捷、服務到家、休閑舒適、安全防災、市容宜人等。這套標準全世界都一樣，頂多理解的程度不一樣而已，但我們現在熱衷于特大城市，其實特大城市的毛病很多，而且解決不了。 中國規劃網北京10月22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