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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現代軸心與規劃烏托邦
　　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回眸20世紀的城市發展，清理百年學術思緒，對于規劃界是一項不可回避的課題。20世紀的城市規劃究竟被什么問題所纏繞，以至規劃知識界不得不一再調整、修正學術知識建構？縱觀歷史，一百年來，我們關注的實質性問題都不約而同地指向“現代城市現象”。包豪斯以建筑師為主確立了各學科間的教學方式。現代主義者倡導的功能主義、純粹主義作為一種烏托邦式的想象，產生了彌散性的影響，成為現代城市的主調。百年來的學術思想為了辨識這個現象，匯聚了各種日益分化的知識力量。自60年代開始，現代原則受到了廣泛的攻擊，使現代現象的面目更加復雜難辨。現代運動成為20世紀城市發展的主軸。現代運動反映了20世紀的需要和狀況。它完全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實質，影響了現代人經歷中最為個人化的那些方面。
    1.1 現代性的斷裂
　　“現代性”是 一個寬泛的術語，它用以說明現代世界的一般特征。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行為制度與模式。“現代性”大致地對應于“工業化的世界”。工業主義是指含于生產過程中的物質力和機械的廣泛應用所體現出的社會關系。作為這種關系，它是現代性的一個制度軸。
　　20世紀的城市建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這一結果和現代性的作用密切相關，現代性所造成的歷史斷裂使建筑文明變遷的速度加快，它所帶來的變革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劇烈。我們現在正在使用的建筑，絕大部分都是20世紀建造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現代城市環境中間，現代城市觀念幾乎影響到了地球上所有的國家和地區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影響到人類的價值觀、美學觀和思想方式（王受之，1999）。現代性不僅是人的實際生存狀況的轉變，更是人的生存標尺的轉變（Scheler, 1995）。
　　1.2 跨越全球的聯系方式與制度反思性
　　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演化，導致世界性的社會變化和現代性裂變，這構成了二十世紀生活世界的基本現實。
　　在許多關鍵方面，現代制度與前現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連續的。現代世界是一個“快速飛逝的”世界，不僅其社會變遷的步伐比以前所有時期都更快，而且其范圍和深刻性也與以前迥然有別。借助這些，現代性影響著預先存在的社會實踐和行為模式。現代性也因此可以跨越時空而對不同的社會關系進行規則化控制。
　　有人用三個要素來解釋現代社會的獨特動力品質，即時空分離、抽離化機制和制度反思性。所謂時空分離是指跨越廣闊的時間與空間領域的社會關系的聯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體系的狀況；抽離化機制是由抽象系統所組成,抽離化機制使互動脫離了場所的特殊性；制度反思性指定期地把知識應用到社會生活的情境上，并把這作為制度組織中的一種建構要素。
　　1.3 技術進步與文化危機
　　現代化的歷史變遷引發了本世紀科技和經濟的迅猛增長，同時也引發了世界性的環境、社會和文化危機。
　　產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倡導的“征服自然”的后果是使人與自然處于尖銳的矛盾之中，并不斷地受到自然的報復，這條傳統工業化的道路，已經導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使人類社會面臨嚴重因境，實際上引導人類走上了一條不能持續發展的道路。狄更斯曾經這樣來總結當時我們的城市，“我們是無所不有，我們也是一無所有”。
　　人類同樣面臨著另外一種危機，即世界文化多樣性危機，而這種危機遠沒有生物多樣性危機那樣引起人們的注意。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越來越突出的問題是文化的同一現象。好萊塢影片、可口可樂、麥當勞、沃爾瑪巨型超市、CNN新聞“占領”了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世界很容易了解和接納它們。
　　就像生物喪失了多樣性，會使生物界的全體成員受威脅一樣，世界文化領域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但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已經為更多的人所知，但文化多樣性則不那么幸運。
　　其實，文化多樣性的重要程度絲毫不亞于生物多樣性。如果文化的多樣性受損，積累了數萬年的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就將受到威脅。法國社會學者皮耶里羅·布爾迪耶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學者，他就因為擔心發生“文化危機”，而強烈反對文化領域的全球化。他說，由于自由貿易普遍化，對于文化落后的國家，保護文化的特殊性變得越來越困難了；而作家或知識分子在漫長歲月里得到的藝術自律性，也將因全球化的商業邏輯而受到威脅。
　　1.4 規劃，理性的力量
　　工業革命爆發于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使城市的傳統格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這一切變化的重要根據。
　　啟蒙運動造就了所謂“大寫的人”——高于自然，高于社會的人。在啟蒙思想家那里，人的思想可以分為經驗的和先驗的，相應地，知識也分裂成具體的技術性知識和主導的哲學知識。啟蒙思想家們要追求的就是那些先驗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他們否認自然具有任何主體性、經驗和感覺。由于這種否認，自然被剝奪了其特性。
　　尼采在《渴望權力》一書中寫道：“人們不斷地重復同一個錯誤：人們把生活的方式當成生活的目的與準繩；人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得至高無上，從而排斥它種生活方式，簡言之，就是在刪剪生活。人們最終會愛方式勝于生活本身，他們忘記了那些不過是方式而已。這些方式又闖回我們的思想，變成目的和準繩。我們當中的一些人總是喜歡把自己存在的條件視為金科玉律，并強加給別人，用自己的金科玉律去統治（一切人）”。
　　尼采精辟地總結了“啟蒙運動”的悲劇性格。啟蒙思想家試圖追求的是一個無條件、無歷史的“泛民主”，追求實現一個抽象的、同一的“人”，追求真理的“全部”而實際上，那個“全部”真理，那個“大寫的人”，只是啟蒙思想家的鏡中之像。從“整體”出發卻導向一種極端的理性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
　　這種理性主要是指從笛卡兒、牛頓的以數學、邏輯和力學為基礎的同果還原理性，到以康德為代表的啟蒙理性，成為一個完整的世界觀。
　　現代主義理性準則的基本假定是存在一個有序的世界，這個世界具有準確的結構和穩定的秩序，它遵從機械世界觀。而機械論的要義是：
　　世界可以還原和簡化成一組基本要素；
　　這些要素彼此間是外在的關系，即在空間上分離而且每一要素的基本性質也是彼此獨立的；
　　要素間的機械作用力難以影響其內在性質。
　　這種簡化論和片段性的思維造成了一種“科學強權”，整體可以被任意分割成部分，一種抽象的分析對象。對啟蒙思想家而言，理性是一種偉大的解放力量，這種力量使人控制了自然也使人過度地超越了自然。也許正是高度現代性對自然力理性的廣泛懷疑，以及對科學和技術的過分依賴，才造成了今日世界的深刻危機：環境危機、社會危機、精神危機或者說就是一種理性文明的危機。這主要是由于，現代世界觀與人類的整體經驗不相吻合，而且其人類中心論、機械主義、經濟主義與自然相抵觸。
　　柯布西埃認為：這個時代產生了“機械速度”，就必須使城市適應這種速度。這個時代產生了大比例的尺度，這也要在城市中反映出來。這樣，“機械化時代的人類性格才能充分地顯示出來”。
    2  中國城市：百年轉變
　　中國是一個具有豐富文化和歷史傳統的國家，她的城市曾創造了輝煌的空間文明。
然而在近現代，中國的影響衰落了。圓明園的毀滅是一個重要的象征，鴉片戰爭徹底摧毀了中國城市固有的秩序，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列強依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各主要城市建立“租借地”，在各個不同背景的城市中植入“法國空間”、“英國空間”……
　　從那時起，中國的這些殖民城市就開始表現出引進的特征。青島就像一個德國城市，哈爾濱，被稱為“東方莫斯科”。上海外灘有“十里洋場”之稱。當時的一位作家張愛玲，面對早期的殖民空間給上海等城市帶來的沖擊寫道：“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城市破壞加劇，發展緩慢。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城市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然而1958年的“大躍進”和延續10年（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把城市發展再度導入歧途，城市發展再度陷入危機，歷史傳統被顛覆，許多城市重要的歷史環境和建筑被破壞，城市發展陷于停滯和倒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得到糾正，城市發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動力。城市發展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進入8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度的不斷擴大，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確立，外資開始大量涌入，經濟迅速增長，現代化，成為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急切的期待。
　　從90年代開始，中國城市化進入加速發展的時期，全球化也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中國已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全球化帶來了多元化，也帶來了均質化，使城市的地方意義被懸擱，文脈斷裂、差異被消彌。模仿、拼帖、表面化等現象隨處可見，全球化使一切假想的中心消失了，使景觀的文化疆界變得日益模糊了。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中國城市經歷了歷史性的斷裂和嬗變。傳統城市結構遭至進一步瓦解。城市特色迅速喪失。
　　中國改革開放的20年，也就是逐步參與全球化的20年。中國以經濟特區為先導，依次開放沿海城市、沿江城市和內地城市。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建設急劇擴張，城市空間迅速膨脹，蔓延發展。
　　截止到1999年底，全國共有城市668個，其中超大城市（200萬人以上）13個，特大城市（100-200萬人）24個，大城市（50-100萬人）49個，中等城市（20-50萬人）205個，小城市（20萬人以下）377個。
　　北京，現行1993年總體規劃對2010年的北京常住人口的估計為1250萬，流動人口250萬，而到2001年時，數據就顯示：北京常住人口已超過1367萬，流動人口已達263萬。與此同時，機動車數量也快速增長，自1997年至今，在6年半的時間里，北京機動車的增長量相當于前48年的增長量的總和。交通問題日益加劇。北京城市人口和機動車的快速增長，加上城市規劃的結構性缺陷，以及蔓延式的發展模式，使北京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
　　上海，現在住宅建設量已達到1500萬——1800萬平方米／年，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上海興建的高樓超過1000座。1949年以來，上海已有6億平方米的建設量，已經相當于10-15個舊上海．
　　20世紀最后十年。上海在物質形態和經濟上的轉變在世界城市史中也是無以倫比的，但上海的改造，蒲東的開發和以歐洲城市為藍本的新城建設計劃，在規模上是巨大的，但和同時期的世界范圍內的開發和規劃相比，在質量上不算是最好的，在規劃理念上還不能稱作是領先的，有學者甚至將上海的轉變看作是一種巨大的然而表面看起來卻“相糙和權宜的轉變”  (阿蘭·巴富爾)。
　　3  現代性作用下的中國城市
　　本世紀的城市發展，被理性的力量所牽引，日益脫離了人的生活世界。人們生活在和他們的生活經驗相分離、相抵觸的環境中。人就像一個脫離現實的傀儡一樣，被動的適應著由技術創造的世界；建筑師通過“科學的”設計活動來獲得自我滿足。一方面，人的主體性泯滅了，任由技術的力量加以擺布；另一方面，城市也脫離了積極的文化內容，使城市變為純粹的形式產物。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於規劃割裂了其與生活世界的關系。機械論和規劃的“技術制定”模式消泯了生活世界多樣性。
　　現代城市中，汽車提供了進一步分散的可能，因此，流動不再受步行距離的限制，由此，導致了郊區的蔓延。郊區化造成社區崩潰、場所消失、建筑彼此隔離、土地浪費、環境惡化、人的情感紐帶被割斷。這一切嚴重改變了我們的城市世界。
　　由于二十世紀的知識范本是以西方文化為中心建構的。西方文化的示范效應也障礙了文化多樣性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最常見的文化現象就是人們所說的“失語癥”，建筑和城市規劃喪失了其自主的表達能力，喪失了對意義和價值的解釋能力。
    3.1 模仿、復制與拼帖
　　在全球化、西方現代主義和其它思潮的刺激下，中國許多城市沿襲西方現代主義的城市建設模式。復制西方建筑風格。隨著全球化影響的深入，國際投資規模的擴大，越來越多發達國家的設計機構直接介入到一些大型的公共和私營開發項目的設計中來。國際設計機構實際上扮演了“先進設計”代言人的角色。他們帶來了新的設計理念，為封閉的設計市場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有時，西方觀念的直接搬用也產生了不良的后果。
　　北京，投資4億美元，選址于天安門廣場附近，與紫禁城和人民大會堂毗鄰的國家大劇院，由法國設計師保羅·安德魯完成設計。該設計以一個由玻璃和鈦金屬構成的蛋形殼體與紫禁城周圍業已已形成的景觀和文脈環境形成強烈沖突。這一國際競賽的中選設計至今未得到國際建協的認可；另外REM KOOHAS 設計的中央電視臺，先鋒建筑理念卻無法滿足抗震要求，如果強行解決，還要額外增加幾億美元的投資。 
    3.2 英雄主義和超空間
　　許多人對西方現代化抱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和浪漫憧憬，摩天大樓、超尺度的的廣場、大而無當的綠地草坪、筆直的道路、立交橋和奔跑的汽車等成為現代化的象征。西方的現代理性就代表著進步而傳統往往就是落后的同義語，中國城市在這種進步力量的刺激下，大都市英雄主義不斷膨脹。
　　1994年海口舉辦的“中心區城市設計國際競賽”的國際參賽者也似乎有一股強大的意愿要把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建成中國的曼哈頓。獲一等獎的方案由法國提供。方案在基地中首先劃定了一個超尺度的橢園形開放空間，橢園的外圍布置了100多棟高層辦公及商住大樓。
　　深圳，是中國的新興城市，80年代初還只是一個小魚村，現在已發展成為擁有300萬人口的大城市。該城市曾創造了著名的“深圳速度”。其超尺度的城市中心是以英雄主義為基調的。
　　大連，曾創造了一種超大型的草坪廣場模式（圖）。
　　上海，浦東陸家嘴(13.40,0.06,0.45%)、北外灘、舊城中心，都通過國際設計確立了英雄主義的景觀主題。
    3.3 均質化
　　麥克魯亨的“地球村”概念的確能使人產生一種浪漫的聯想，使人聯想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與這個世界相聯系的人都能獲得一種村莊似的親切感覺，然而，同一性同樣隱含著一個并不誘人的前景，整個世界都可能變成像大多數毫無認同感的村莊那樣粗俗。
　　文學精英敏感地察覺到了這種均質化可能帶來的威脅。邱華棟在他的都市小說“環境戲劇人”中就曾表達了一種對現代城市的陌生感：
　　我坐在凱萊大酒店咖啡廳的深藍色玻璃幕墻之后向外窺探。在我眼前出現的是東便門立交橋，一列火車正緩緩地通過那里，那種節奏謹慎而又堅定地向北京站方向而去。再往南則是東花市高級住宅區，那里住了不少有錢人。我看見有很多漂亮的私家車沿著一幢幢歐式的公寓樓一字兒排開，渾身閃耀著這個時代銅臭氣十足的光芒，那么，幽暗而又令人傷心。遠處，國際飯店、鴻基大廈和其他高樓直逼我的視線，讓我有一種推倒積木似的強烈愿望想推倒它們，因為它們給了我一種十分壓抑的感覺。我現在仍然感到這座帶給我激情和夢想的城市是如此陌生。”                       ——邱華棟《環境戲劇人》

    3.4 波普化
　　媒體膨脹，形象包裝，視覺符號泛濫，這一切構成了一幅消費社會多樣而雜亂的圖景。 美國的大眾文化傳播大大影響了城市形象，一樣標識風格的連鎖快餐店、連鎖超市、西餐廳、五星級酒店、玻璃幕墻裝飾的辦公樓，成為城市新形象的象征。城市景觀大眾化、商業化的超量增殖，必然意味著地方景觀文化的失落，意味著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麥當勞化”。
    3.5 傾商主義
　　由于外資的大量涌入，使城市景觀發生巨大的變化，然而，面對強大的利益集團，城市當局往往為了吸引投資而犧牲公共利益，從而導致城市景觀的破壞及地方文化斷裂。景觀成為一種商業代碼。80年代中期以來，在外資的刺激下，在緊鄰紫禁城的舊城核心區內的王府井相繼出現了一批由外商投資興建的高層建筑，如王府飯店、和平賓館、東方廣場等，這些大型項目的興建打破了北京舊城的景觀格局和傳統天際線。投資20億美元，建造面積達80萬平方米的東方廣場，號稱亞洲最大的商業建筑群。近500米長、200米寬的混凝土屏障有78米之高。超出限高的一倍。這個建在古城中心地區的巨型建筑群，極大地損害了北京的景觀風貌。
　　1991年以來，北京批準立項的高檔寫字樓、公寓、商廈等達2000多萬平方米，已容納上萬家三資企業，世界排名前500名的跨國公司有超過150家在京投資。為了應對外資的大量涌入，北京進行了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僅1996-2000年，北京就拆除“危舊”房屋500萬平方米。
    3.6 歷史斷裂與文化抽離化
　　大規模的舊城改造使城市的歷史空間被切割、被消解。中國的城市規劃傳統講求自然主義，講求整體的和諧，講求陰陽平衡。在全球化的沖擊下，原本和諧的空間被擾亂了、那些曾創造了偉大的景觀奇跡的歷史城市、歷史空間被無情的肢解了。
　　北京是舉世聞名的中國文化古都。明清北京集歷朝之大成，城市景觀格局已臻于完美。從1840年開始，北京的城市景觀格局受到了三次較大的沖擊，第一次是1840年以來由于西方勢力的入侵，出現了許多新的建筑形象，鐵路也延伸進了舊城。第二次沖擊發生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由1958年的“大躍進”和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沖擊。這一時期，古城墻被拆，歷史建筑及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第三次沖擊發生在1980年改革開放以后，受全球化沖擊，北京的城市景觀格局已被國際投資和各種商業開發活動所瓦解。
　　有人曾建議國家大劇院的設計者安德魯考慮環境的歷史聯系，安德魯說：我就是要切斷歷史！他，一個讓人敬畏的國際設計大師，可以任意切割我們的歷史，而我們卻如何能在這幻境中生活？
    3.7 “宏大敘事”危機
　　現代主義那套合法性裝置已然過時，城市堂皇敘事的社會語境：英雄主義、太陽神精神、父權制、設計征服、壯麗遠景將會逐漸因社會背景的變化而散入敘事語言的迷霧中，人們不再相信偉大的“城市推動者”和偉大的“主題”等宏大敘事的言論，未來，取而代之的是“小型敘事”。英雄時代將會過去，生活世界將是一個“凡人”的世界。
　　4  文化風險及與“它者”交流
    4.1 文化風險
　　德國學者貝克（U. Beck）認為，人類生活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目前社會已經不再以疏離匱乏為生活目的，科技發展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但隨之而來也帶來各式各樣的風險，全球已進入一個“風險社會”。貝克（U.Beck）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人們在面臨無數機會的同時，也將面臨著無數的風險。貝克繼承的是社會學家盧曼的風險課題，在盧曼看來，前現代社會中，人們主要面臨的是危險，而在現代社會中則變成風險，前者主要是由自然所引發的災難及不確定性，而后者則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原因所帶來的不幸與多變性，因此，盧曼斷定，風險的對應詞并非安全，而是危險。在這個概念的創立者貝克（Beck,1992）那里，風險社會指的是的一組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其特征有兩個：一是具有不斷擴散的人為不確定性邏輯；二是導致了現有社會結構、制度以及關系更加復雜。
　　當前的社會充滿了混亂，充滿了不確定性。人們如何自我反省？人們如何制定行動策略？風險社會中，高度復雜的專業分化導致事物的不可透視性、不可理解性，我們正處于一個日益不可把握的時代，全球化與地方化、環境危機、社會文化沖突。傳統的根基產生了滑動，政治動力、技術權威和個人化的力量在失去緩沖的社會中相互作用。貝克的風險社會概念，所指涉的人類處境是一種“危機生活”，而這也是當前人們無法閃躲的共同命運。
    4.2“它者” 或與“它者”相對照
　　60年代以后，西方學者越來越多的從“異己”的“東方”文化中尋求參照。如杰姆遜就認為，對西方城市空間的批判可以用“東方”空間來作為解答，因為“東方”的空間是一種“異于西方”的空間，他對亞洲城市的空間認知可以從他對東京的描述中了解一二。他敘述的東京城市“街道是包含在內部的，城市整體而言看不出輪廓，變成一個巨大的蔓延，是一個沒有形狀又無法再現的容器”；他敘述東京大商場中食品店、戲院、書店并置的情況，“其實可追溯到前資本社會生產模式中的露天大市場或市集”。杰姆遜眼中的亞洲城市是任意而混亂、自由而不一致的，是無法用理性與象征的邏輯去理解的。
　　在這里，“異于西方”，實際上是把“東方”作為“西方的它者”。這是一種“后殖民主義”的認識邏輯，這種認知和邏輯在雷姆·庫哈斯的“普通城市”中亦有明顯的表露。庫哈斯在《S，M，L，XL》一書中，用大量篇幅論證新加坡的城市，并以“普通城市”宣言結尾。庫哈斯眼中的“普通城市”的原型來自亞洲的熱帶，是一個由他眼中的曼谷、東京、新加坡、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國城和他的解構思想拼湊而成的。他描述的普通城市建設是沒有個性的：未來城市的公共空間，將被汽車交通與設施等使用性所取代；住宅的問題完全靠違法建筑與即興的建筑來解決，旅館是最常見的住宅形態；城市是沒有邊界并且永無休止的重復的，充滿了公路，橋梁，隧道、平臺；城市的本質是超多樣和超混雜的。
　　在這里，亞洲的城市由于西方化而帶來特有的稠密和混雜。在杰姆遜和庫哈斯等人那里都變為一種另類的浪漫情境。這時他們對東方城市的一種居高臨下的“誤讀”。他們之所以對“東方”的“混雜”甚至“違章建筑”感興趣。實在是出于他們對“東方”的神秘、落后等“異邦情調”的一種充滿偏見的“期待視野”。
　　在菲利普·約翰遜那里這種居高臨下式的憂慮表現的更為明顯，他在接受朱迪恩·杜勃雷的采訪中說：
　　“摩天大廈象征性的一面已經轉到了亞洲。在我們國家再也不造摩天大廈了。當然與成本費用有關，在這些建筑物的造價與應用之間從來沒有聯系。例如在曼哈頓，他們以索取土地價格來創造摩天大廈。好了，如果是因為土地價格的話，那么在中國為什么造摩天大廈？
　　“不！高塔是為了權力，可能他們建造是與西方競爭。我不會理解亞洲人的觀念，我真的不相信美國人能做到這一點，這是很有趣的。雖然東方正從我們這里拿走高層建筑的優勢，代替了他們那里土生土長虔誠的建筑和社會習俗。亞洲是一塊空白的小石板，沒有任何東西去阻止它，這聽起來不象是一個好的理由。他們沒有學到我們的經濟模式，而去學我們的自尊模式，而形式是美國化，也是有趣的，但我不知道歷史書將對這些說些什么。我幾乎不可能預見高層建筑將會發生什么和為什么會那樣。
　　“我必須說，摩天大廈是結束了，為什么我，一個很多高層建筑的建造者要如此說這樣的事呢：因為對他們沒有經濟上的需要。這是妄自尊大，摩天大廈將永遠是昂貴的，它們永遠是額外的。在我們的時代當然能用摩天大廈的眾多實例去慶祝文化，我們注視的生活方式由摩天大廈最好地表達出來了，摩天大廈在美國文化中有偉大的方面，但他們已經停止建造高層建筑了。
　　約翰遜在這里表現的后殖民主義的教誨，表面上看是以批判美國來規勸亞洲，但言語中對亞洲的輕視態度是顯而易見的。而批判美國則在于肯定“美國文化中偉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美國的救贖。
　　這種從東方和中國尋求依據，以實現西方的救贖的真正動機表露在法國學者弗朗索瓦·于連那里就變得不加掩飾了。他曾表露說：
　　“……我并非認為我們在中國之所遇就一定是最相異的，但至少這個地方是“他者”。……正面對著中國——間接通過希臘。但是，我最努力要接近的是希臘。事實上，我們越深入，就越會導致回歸。這在遙遠國度進行的意義微妙性的旅行促使我們回溯到我們自己的思想。”
　　由此可見，“微妙性”一詞微妙地表達了他到中國進行意義旅行的動機：從中國的角度，回溯西方并救贖西方。
　　在中國，對城市空間的批判力量十分微弱，對于我們來說，經常是對自身的傳統和對外來的文化均缺乏這種批判闡釋的精神。
　　傳統，在我們的心目中，幾乎就是那樣一種不變的傳統，我們往往不善于將傳統的視界與當今的視界相融合，沒有勇氣抱著“偏見”去“重讀”歷史文本，從而使歷史文本經由再闡釋被時代精神所喚醒。正因為我們缺乏這種批判精神，才使我們在城市設計中，要么是對傳統片斷忠實的切割、拼湊、復制、照搬，要么就是完全的棄之不顧。
　　在百年歷程中，中國更多地強調外向性學習，中國傳統建筑經驗中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往往受到忽視，不為外部世界所知，也沒有引起中國學者的重視并給予準確的評估，這就形成了中外兩方的雙重“失視”。
    4.3 文化博弈與交流
　　有一篇寓言很有啟發性：有一只青蛙告訴他的好友，—條無法離開水域的魚，有關陸地的一切時，提到了鳥和車。按魚的理解，鳥只能是一條長了翅膀騰空而飛的魚，車也只能是魚的腹部長出了四個輪子。從這則寓言來看，魚只能按自身的模式去認識世界。
　　人在理解他種文化時，首先也會按自己習慣的思維模式來對之加以選擇、切割，然后是解讀。這就產生了難以避免的文化間的誤讀。
　　從閱讀（誤讀）理論來說，東西方是互為鏡象的。東方、西方文化宛如自我意識尚處于朦朧狀態的孩童，互相眼中的他者往往是一種虛假、變形的投影。
　　《北京憲章》認為：建筑是地區的產物，其形式的意義來源于地方文脈，并使地方文脈發揚光大。可是，這并不是說地區建筑僅僅是地區歷史的產物，一成不變。恰恰相反，地區的建筑更與地區的未來相連。不同國度和地區之間的交流，并不是方法與手段的簡單轉讓，而是激發各自想象力的一種途徑。倫左·皮阿諾設計的努美亞的讓·馬里·吉巴歐（Jean-Marie）是一個成功的例證。
　　最近，新加坡建筑師的呼聲令人注目：“國際式產生一種進步和現代化的表象，它將影響我們還顯得脆弱的有關建筑地方性和可識別性方面的嘗試。”他們甚至自問道：“新加坡能否生來成為一個東南亞的現代化國家？”
    全球化有一種消彌差異的意欲力，但人類精神發展的本質在于統一性和差異性的互滲，全球化也意味它將參與控制地方化的建構過程，使文化形成越來越失去固定空間的限制，并很難集合為整體的地方傳統。
　　荷蘭發展合作部部長Jan Prank的話另人深思。“全球化是盲目的。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全球化沖破了疆界，幾乎不顧任何道德規范。假如我們今天不更加警惕的話，全球化可以摧毀我們的心理防線和民主觀念（Midman and willianms, 1998）。
　　5  中國城市的選擇：應形與制形
    5.1 中國城市的傳統特性 
　　中國傳統城市營造，遵循一種有機宇宙的景觀圖式。大到整個城市，小到一村一居均講求與自然“風水”的關系，講求天、地、人之間的相互感應。建設城市以地（自然）為陰，以人、城市為陽，講求陰陽平衡。這種思維集中體現在中國古老的太極圖中，太極思維的本質，一為運動，二為平衡，三為對立要素的彼此包容。太極圖本身就象征著對立事物間的運動、變化和彼此的包容的同一關系。即對立的兩極象征著無休止的變化和運動，當運動的一極達到對極時，已經包含著對極的種子。
　　以“師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自然觀念為基礎的傳統理念構成了中國傳統城市規劃的基礎。城市不是處于靜止的結構中，而是處于自然的循環中。有生命的城市遵循自然之理，呼吸自然之氣，秉有自然之形。“理”、“氣”、“形”是中國古代風水自然觀的基本主張。在風水觀念中，城市獲得“生氣”的唯一途徑就是要符合自然之形，正是自然之形決定了城市的潛在構造。
　　從中國古典象術中借來的“骨法”概念就是一種結構方法，而所謂“氣韻生動”，更強調了由結構而生動態的變化理念，“氣韻”即結構所支撐的生命，是從風水學借用來的，“生動”就是把動態生出來。這種“氣韻”不是柏拉圖或康德式的理性，這是“道”之所在，道是不可名狀，不可言說者，道是一種境界，超然自得，隱而不顯。
　　老子的觀念對我們是頗具啟發意義的，其中最大的啟發是他的生活觀。老子強調重身重于天下，許多人追求身外之物，浪費了他們的生命，所謂“勝人者有力，制勝者強”，現代人能勝人，但不能制勝，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因而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一個匈牙利哲學家說，在黑格爾之前，美學發展的主要成就是在中國，六朝人發現了“通變”，黑格爾不知道這個成果，他只是重新發現而已。通即是按一定規律，變就是變化，這是辯證法的原則。
　　西方觀念的傳統來自于《舊約》中，上帝是唯一神，上帝創造了世界，世界是他的產品。上帝創造世界的方法是通過他的命令。上帝創造人，人的外貌是上帝的外貌，自然是上帝所創造的，因此他讓自然成為人的統治物。宗教的影響衰落了，但這種觀念卻固定下來。一位德國哲學家認為現代科學的根源不在古希臘，而是在基督教中，如解剖動物是基督教的傳統，人是萬物的靈長，實驗科學的根源也在于此。古希臘哲學講理念，這包括數學，幾何學，哲學。而且古希臘人認為水有水神，樹有樹神，石有石神。東方的傳統佛教也講不殺生。
　　東方的傳統哲學觀強調人與自然的同一關系。所謂“天人合一”、“物我兩忘”，注重在人與自然的統一中反醒人的自然本質。如老子就說過：“天乃道，道乃久”，即符合自然才符合道，符合道才能長久。另外老子還主張“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也就是說，產生了萬物而不據為己有，促成了萬物而不自恃有恩，長養萬物而不主宰他們。就中國傳統城市而言，特別強調“隱”的性質，采取與自然“無爭”的態度，是一種“無為”的城市。
　　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曾描繪了一個豐富、多樣，充滿了各種活動，有活力的城鎮街道的景觀場景。這些都是城市在自然生長過程中形成的一種人性化的空間。這些大量的普通城市空間已經被我們嚴重忽略了，而這正是中國傳統城市空間中最富于生機的部分。
　　在許多地區，傳統的力量還在發揮重要的作用。象云南麗江這樣的城市，城市歷史空間格局保留完好，從玉龍雪山留下來的雪水，被引導流經整個城市，形成縱貫大街小巷的水網景觀系統。
    5.2 整體運動：包容與展開
　　整體是指“完整的整體”或“流動的整體”。整體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開為整體。有機整體論將包容與展開的連續運動（即整體運動）看作是第一位的，特別強調人與自然的“同一性”，反對人類中心主義，我們與世界是互為整體的。人類并不比其它物種有什么特殊價值，如果說有價值的話，那也只有人類對其所“托管”的這片自然有助益的時候。
　　事實上，在激進的后現代主義強調否定一切、摧毀一切的同時，也就暗含著保留一切、建設一切的意思。從語義學上看，英文Unmaking（摧毀）一詞也同時具有“恢復事物原樣”的意思。
　　新歷史主義的懷疑和批判精神是批判地闡釋傳統的有效武器。它反對理性教條，對單一僵化審美模式、靜止封閉的機械論世界觀表示質疑，它反映出新歷史主義稟有的一種文化批判態度。
　　對自身傳統的把握中，我們似乎忽視了一些最普通的事物。我們有必要回歸一種樸實的歷史觀。中國的城市建設太注重宏大的事件，太注重主角的演出，沉醉于一種“前臺”的表現，且這演出就象京劇一樣，上演的多是帝王將相的英雄史。現在我們應該轉到“后臺”去進行一次新歷史主義式的探究。這時，我們就會發現，原本和諧的演出原來是斷裂的、不連續的，演員們也是有的“在場”，有的“不在場”。我們太注重于主角的行為，反而忽略了配角，我們應該象菊兒胡同那樣為中國城市編一出以配角為題材的正劇！
　　我國從南方城市到北方城市的千篇一律的現象，是缺乏創新精神，缺乏多元化的價值取向，缺乏歷史和地方精神的寫照。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如何調和新舊矛盾，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中國古代兵書中“正”與“奇”的概念被用來建構制勝的理論。所謂“形以應形，正也；無形以制形，奇也”。第一種關系是一種面對面有形的直接應對，第二種關系則是一種不確定的模糊的應對。這種戰略可以用于我們對新歷史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它提示我們不能通過參照和模仿去直接“拿來”那些表層符號或現成文本，而應該掌握其內在精神，我們不能去直接面對一個抽象的傳統或具象的西方形式，這只能使我們沒有把握住的事物離我們更遠。傳統并沒有一個穩定的根基，西方理念也沒有絕對的特權，我們可以重新闡釋和挖掘其真正有用的價值。這是一種無形的操作過程，“無形”才能“制形”，才能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