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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地理學是以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系統為中心內容的一門學科，以地域為單元研究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活動的系統和它的發展過程，這一領域具有自然、技術、經濟相交叉結合的特點。在研究方法上，出現了地理數量方法、計算機和遙感等新技術手段的應用和推廣，并從經濟學、社會學、生態學方面引進有關理論方法，使經濟地理學朝著數量化、生態化方向發展。本期特邀學者共同探討經濟地理視角下的經濟空間發展新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我國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其中，特大城市的快速增加和大都市圈的加速發展尤為突出，2008年我國人口1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已達到122個。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經成為支撐和組織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區域，并將繼續在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然而這些城市的發展也存在諸多問題和挑戰，其中交通、住宅、環境等問題尤為突出。而網絡化大都市作為大城市空間發展的新模式，是解決我國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
城市空間發展模式呈現新特征
信息化、全球化和網絡化不僅催生了新的社會經濟發展范式，也影響了地域經濟形態，最終使城市和區域空間發展模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并呈現出了新的特征。
首先，隨著城市的郊區化，郊區出現新的聚集中心，又稱郊區次中心。這些郊區次中心具有相對綜合的功能，并高度專業化，促使城市空間結構向多中心轉化。
其次，城市由中心向邊緣擴張過程中，區域聯系日益密切，區域化程度加強。這不僅在老的城市中心以外造就了新的城市中心，而且也加強了區域內不同城市中心之間的全方位聯系，使傳統的“中心—邊緣”關系趨于淡化，單中心聚焦的空間發展模式不再適應城市發展需要，最終導致城市發展觀念和模式的革新。
最后，受網絡化經濟生產體系影響，城市地域空間組織呈現大范圍集中、小范圍擴散的發展趨勢，即在大城市地域內從城市中心向城市邊緣擴散和再集中；同時在整個區域范圍內，城鎮群體化的發展在更大空間尺度上實現集中，形成大的都市區域。而大都市區域的快速發展，提升了它們在本國和全球經濟中的地位。特別是依托于全球城市發展起來的全球城市區域，成為全球經濟、金融、商貿中心和跨國公司的控制中心，在國家和全球經濟發展中具有樞紐作用。
網絡化城市空間發展備受關注
城市空間發展新的趨勢導致發展模式和理念的革新：在空間組織上，由傳統的、等級型的中心地模式，向多中心、扁平化、網絡型模式轉變；在空間范式上，由傳統的“地方空間”向基于網絡的“流動空間” 轉變；而在空間增長上，由早期的“城市蔓延”向強調空間管治的“精明增長”轉變。
近年來，多中心、網絡化的城市空間發展現象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并成為理論研究與規劃實踐探索的前沿。在美國，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關注大都市區的多中心化現象。而在歐洲，更多關注由多個同等規模城鎮組成的多中心城市區域。在我國，隨著大城市郊區化發展，一些特大城市如北京、天津等已顯現出多中心空間結構。而且隨著這些中心城市形成的大都市區域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大幅提升，城鎮群體化、區域化發展趨勢明顯，正在從傳統的單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區域（或區域城市）轉變。
多中心、網絡化的空間發展模式也在我國一些特大城市的規劃中被強調。如《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明確指出，要打破傳統的單中心聚焦蔓延的空間發展模式，北京全市域構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空間格局；《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年）》確定了“一軸兩帶三區”的市域空間布局結構，并明確提出以中心城區和濱海新區核心區為主副中心，建立由主副中心、新城、中心鎮和一般建制鎮組成的四級城鎮體系；杭州不僅提出了構建市域網絡化大都市，并且組建了“推進杭州市域網絡化大都市建設領導小組”，開始了實質上的杭州市域網絡化大都市的建設。
網絡化有利于城市可持續發展
當前，我國正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城市化過程的快速推進，也帶來了城市空間發展和管理方面的諸多問題。我國許多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仍未擺脫“一極集中”的空間發展格局，城市職能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區，造成城郊、城鄉差距明顯，聯系薄弱，難以統籌發展。市區承受了巨大的空間發展壓力，“攤大餅”式的城市蔓延侵占了農田與綠地，造成相應的居住、交通、環境、生態等多方面問題。城市發展理論表明，如同經濟增長總是伴隨經濟結構的升級一樣，城市空間擴張也需伴隨空間結構的優化和調整，即從單中心結構向多中心結構轉變。城市空間的多中心化，通過中心城市職能向外疏散，有效降低聚集不經濟，并通過在更大空間尺度，即區域層面上的再集中獲取整合效應，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和競爭力提升。國際大都市發展經驗同樣表明，主要的世界城市，如倫敦、巴黎、東京等，都經歷了由單中心擴張向多中心、網絡化發展模式的轉變。
網絡化大都市是一個以有形和虛擬的網絡為支撐，具有多中心、多節點的城市區域。它具備網絡型空間組織特征，超越空間臨近建立功能聯系，是一個功能整合的城市網絡。各個中心之間相互依賴、共同發展，彼此既競爭又合作，具有密切的社會經濟聯系，且平等地分享和參與地方網絡，同時與全球網絡相連接。
網絡化大都市可以表現為不同空間尺度的城市區域，既可以是具有郊區次中心的多中心都市區，也可以是由多個城鎮組成的多中心城市區域。前者在北美的都市區發展過程中較為常見，形成機制主要受市場力量驅動，是城市郊區化發展的結果，其空間組織表現為城市化過程中的城市中心的衍生，具有一定的層次性。而后者則更多在歐洲城市發展和規劃中被提及，最具代表性的是荷蘭的蘭斯塔德地區。該地區每個中心的歷史和地方性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這些歷史上形成的城市中心形成了整合的城市區域，相互之間密切聯系又彼此區隔。
空間組織、整合與管治
網絡化大都市不僅僅是一個新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種新的城市空間發展理念。構建網絡化大都市，就是在空間組織上摒棄傳統的單中心聚焦的發展模式，倡導城市空間的多中心化發展，強調構建面向區域的開放的多中心區域城市空間格局；在功能整合上，強調分工與合作，促進區域城市網絡的形成；在區域治理上，強調通過對話、協調與合作實現權利平衡和利益分配，通過網絡化管治實現公平與效率并重的區域治理。
構建網絡化大都市關鍵在于實施以下三大戰略，即空間組織戰略、空間整合戰略和空間管治戰略。
空間組織戰略的目標是通過空間發展，規劃構建網絡化大都市的空間組織與架構。其核心內容是促進城市空間的多中心化發展，構建城市區域的多中心空間結構。其中，空間發展規劃是一種戰略性的發展規劃，有別于注重土地利用和區劃的傳統實體空間規劃。這里所說的戰略規劃是建立在綜合考量城市空間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以及體制與制度環境，甚至歷史與文化背景，圍繞特定的戰略性議題，在對內外環境分析的基礎上，形成長期的發展愿景，并確定相應的結構與框架控制來實施戰略規劃。網絡化大都市是一個多中心的空間實體，其建構不僅需要實體空間上的規劃設計，更需要對不同區域主體之間利益進行協調，需要搭建區域主體間的關系網絡，并促進相互之間的合作。在這方面，傳統的空間規劃有其局限性，而戰略規劃則是一種更具戰略眼光和全局意識、開放且允許不同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和以行動為導向的發展規劃，因此更適宜作為網絡化大都市空間發展的規劃形式。
空間整合戰略著眼于網絡聯系。這里所說的聯系不僅是實體空間上的，更多是指超越空間臨近建立的職能、制度、社會甚至文化認同上的聯系。對于不同類型的城市網絡，其空間整合戰略的政策重點也有所不同。對于互補型城市網絡，重點是促進城市中心之間的專業化分工。網絡化大都市是圍繞多個職能中心，協調分工、和諧運作的城市性功能整體。其特點是城市的職能、設施以及生活或商業環境并非由單一中心城市提供，而是分散在區域內多個城市中心。這樣，城市中心在職能上相互利用，形成網絡的外部性。面對更大的區域市場，城市中心可以更加專業化地發展，居民和企業也會享有更加專業化和更具競爭力的城市職能、服務以及商業或生活環境。職能分工需要結合地方特色和本地的經濟基礎，但也可能是在歷史偶然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城市中心之間專業化分工的建立需要充分的市場競爭，從而體現各自的優勢和特色。同時也需要相關政策的引導，如通過產業政策、投資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等引導相關經濟活動的集聚，避免區域內不合理的競爭和分散化發展。對于整合型城市網絡，重點是促進城市中心之間的合作，提供城市中心之間交流的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網絡，包括跨地區的交通、通信基礎設施，交流與合作的制度和政策平臺，開放的市場環境等。
空間管治戰略是從制度架構的角度，建立地方主體分工與合作的制度平臺。網絡化大都市管治的特點是網絡化的地方合作，即網絡化管治模式。近年來，網絡化管治模式在運作方式上有不少創新，包括政府聯席會議、區域同盟、區域規劃、空間增長管治、稅基分享等。網絡化管治模式是對傳統的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模式的折衷和綜合，需要針對城市區域本身的特點和存在的問題，探尋適合自身的解決方式。這種解決方式可能是不同理論基礎、不同運作形式的混合體。因此，從本質上來講，網絡化大都市的管治模式是多元化的管治機制與模式。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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