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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特大城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托難、就醫難等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困擾城市居民的生活。這些不盡如人意的表現有一個簡單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國經濟最發達、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適度卻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經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 我國已進入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只需將目光投向所謂的“一線城市”，在那里，以交通擁堵為代表的病癥正在日益惡化并越發影響著市民的生活質量，曾經令我們引以為傲的大都市正在以同樣的程度困擾著人們對城市的念想：城市病了，我們接下來該怎么辦？ 城市病類同于人生理上的病疾，在病理上有內在和外在原因導致兩種，也就是城市病到底是緣自自身的自內分泌失調還是添加劑過量。所謂內分泌失調，即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經陣痛；所謂添加劑過量，即外在不良因素導致城市肌理發生病變，出現病癥。應該說，城市病是城市化的某種必然，沒有哪個城市的發展能夠完全擺脫城市病的煩惱，可是，放眼西方世界，同樣是病，那里的城市卻多為內分泌失調型，很少為外力的干涉所致。 以美國為例，在19世紀晚期，受自由資本主義飛速發展的影響，美國城市病（內分泌失調）日趨嚴重，城市空氣與水源污染是這一時期公眾最為關心的事，此外，城市擁擠、貧民窟蔓延、交通擁塞、犯罪猖獗、土地價格高漲等問題也趨于惡化。針對這種情況，美國政府不失時機地推動郊區化進程，在此背景下，廠商就轉向大城市郊區尋找寬闊而廉價的土地，并由此制造出10來個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城市病由此得以順利化解，直到今天，美國龐大的經濟和人口仍然集中在這里。 反觀我們，面對改革開放后所出現的內分泌失調型城市病癥，地方城市不是適時地推進郊區化進程，使得各種社會資源在不同區域的城市間和城市的不同區域間得以均衡分布，而是盲目發展所謂的國際大都市，愈發地助長資源和財富的集中，一方面表現為大規模投資（重大項目投資和城市基礎建設）過度集中于大城市，另一方面表現為諸如升學、就業、醫療、社會救濟等公共服務和福利明顯向大城市傾斜。面對城市病發初期的內分泌失調，地方政府仍然給這些城市過度地喂食添加劑，自然使得城市病癥順利完全了從內分泌失調向添加劑過量的轉型。不得不說，“虛胖”“激素肉”的存在對城市的未來發展幾乎是致命的。 現在，世界各國都在鼓勵各城市均衡發展，這其實是要拋棄唯GDP至上的片面發展觀。而制約城市全面發展的，恰恰又是資源向大城市過度集中。資源意味著特權。為了讓特權不復存在，就有必要革除特權存在的土壤——資源過度集中，也只有國家給予不同城市間的差別化待遇少一些，均衡投入多一些。也就是說，如果人們在哪里都可以像在北京上海那樣平等而有尊嚴地生活，人們大可不必背井離鄉地北上深廣，到那時，城市病何足為愁。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