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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100萬元人民幣，可以在東京郊區買一套三居室，周邊設施非常好，離市中心開車不過二十分鐘，而在北京郊區同樣價格卻絕對買不到這樣的房子。”在“兩會”上，中國證券報記者偶遇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僑聯副主席潘慶林。無奈的他，已經在國內高房價的壓力下考慮重返日本發展。 “蝸居”之痛照進兩會 潘慶林是1985年自費到日本留學的。從1985年到1988年短短3年間，見證了東京中央區的地價暴漲3倍。1989年，日本地價總市值已相當于整個美國地價總額的4倍。到1990年，東京的地價就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我居住的東京世田谷區，500平方米的房子最高漲到15億日元，現在降到只有2億日元，降幅達到80%。”潘慶林的財富隨著日本的房價暴漲和破滅，經歷一輪驚險的“過山車”。 他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當年房價高漲帶來財富的急驟增加，人們熱衷于消費，以至于街頭經常出現100多人在排隊等出租車的現象。然而經濟泡沫破滅后，20年間日本經濟一直沒有復蘇，“現在幾十輛出租車排隊等客人到處可見。” 當年日本房價的高企迫使潘慶林選擇了回國發展，而今國內房價的飆漲更是讓他震驚，“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國民人均收入還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日本人買房都是年輕人用自己的錢，而中國通常是兩代人一起買房，甚至三代人共同買房。” “如果再買房的話，似乎不如到日本買了，我考慮再返回日本發展。”潘慶林無奈地表示，他的“中國夢”正面臨高房價的煎熬。 全國政協特邀海外列席代表、美國嘉辰集團總裁孫峰留學美國已有20年，在他眼里，國內的房價已有明顯泡沫。孫峰指出，按照美國的房貸政策，購房貸款的金額不能超過年收入的4倍。如果有多套房子，只要貸款沒有還清，就要全部納入計算。 “1925年，美國人人談論炒房，結果不到5年，出現大蕭條；2008年之前的5年間，美國又是家家談房子，爭著買房子，結果爆發了次貸危機。”孫峰表示，現在對房價不踩剎車，將來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 “大家熬個十來年去買房子我覺得還能接受，但一輩子都買不起房，我肯定不能接受。”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在兩會上炮轟高房價，按照娃哈哈的工資，普通員工根本買不起商品房。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副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也提出，為了留住員工，格力要拿出3億元建造經濟適用房。 “蟻族”青春無處安放 “什么地方是我們的天堂，什么地方是我們的夢想，什么地方是我們的希望，什么地方讓我們瘋狂……”3月的北京，唐家嶺的一曲《蟻族之歌》唱哭了全國政協委員。 5平方米的小屋，三面灰墻，一張僅有1米寬、卻必須擠下兩個人的簡易床，一張用磚頭和一塊破木板壘起來的臨時桌子……就是“蟻族”李立國、白萬龍在唐家嶺的家。“兩會”前夕，當全國政協委員何永智、張禮慧、嚴琦看到“蟻族”這個無比簡陋的家，忍不住潸然淚下。 “這里每月只有160元的房租。”今年已經是李立國到北京的第十個年頭，他的生活就是靠每天在東直門唱歌獲得微薄收入，只能負擔得起這樣的房租。 作為北京最著名的城中村，唐家嶺聚集了超過5萬名像李立國這樣的外來人口，其中包括1.7萬名大學畢業生。他們每天重復著極其單調和簡陋的步調，北京的大都市生活似乎和他們絕緣。 像千萬個“蟻族”兄弟一樣，陳黎在北京市區內一家小IT公司從事銷售工作。每天早上，天還蒙蒙亮時迅速起床，穿過幾條狹窄的巷子，睡眼惺忪中到達唐家嶺人潮涌動的公交車站。眼巴巴地張望著這里唯一一路通往城鐵的公交車——447路，隨時準備全力沖鋒。 陳黎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他的月薪有4000元，一直在拼命攢錢買房子。北京四環路外的房價已高達兩萬元/平方米，不吃不喝，一年還買不起個廁所：“如果再熬兩年還是湊不齊首付，真的考慮回老家了，至少老家有房子，可以舒舒服服地住著。” 女生王迎（化名）大學畢業后已經輾轉了三個城市——廣州、深圳和北京，從事文員工作，工資始終沒有超過3000元，這樣的收入水平使得她加入了唐家嶺的“蟻族”大軍。記者來到王迎月租550元的單間，家具簡單，光線昏暗，冬天暖氣明顯不足。 未來的路該如何走，王迎十分迷茫，在北京房價飆漲中煎熬了三年，男朋友已經想要逃離北京，勸她一起回到東北老家。面對家人的催促，王迎也開始動搖。 “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如電視劇《蝸居》的臺詞一樣，千萬中國人憧憬的“都市夢”正在高房價的灼傷下煎熬。 高房價能否“退燒” “蝸居”之痛和“蟻族”悲傷的現實照進兩會，今年的兩會儼然成了“住房大會”，各行各業的代表紛紛加入對高房價的熱議之中。于是出現奇觀：醫療衛生界代表大聲疾呼降低房價，文藝組代表支招保障房建設，企業家也開始替買不起房的員工搖旗吶喊，似乎只有暴利的地產界代表委員選擇沉默。 在兩會委員代表對高房價的集體“圍剿”之下，各級政府開始表態。住建部部長姜偉新表示，今年房價必須保持穩定，“不行也得行”；20年內房價上漲壓力仍然大，但中央政府控制房價的決心更大。 3月10日，國土部突然出臺“19條措施”：70%供地用于保障性和中小套型住房，有條件的地方探索房地產用地出讓預申請制度，實施住房用地開發利用申報制度，開展房地產用地突出問題專項檢查……其目標直指囤地炒地。 各級地方政府也開始發出反饋的聲音。北京市市長郭金龍稱，北京將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上海市市委書記俞正聲表示，采取一攬子有針對性的綜合措施，包括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增加土地供給量等。廣東省省長黃華華表示嚴控廣深房價過快增長，決心在兩年內解決困難戶住房問題。 業內人士在猜測，“兩會”會不會成為房價走勢的分水嶺？“兩會”之后，是否還會出臺更嚴厲的樓市調控政策？“高房價”能否有所退燒？ 北京大學房地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馮科認為，“兩會”后不大可能出臺一些新的政策，一錘子把房地產打死是不明智的。 “在‘兩會’期間中央、地方政府的一片收緊聲中，一線城市樓市成交量已經大幅回落。隨著各項收緊政策力度的滲透，無疑對部分投資需求的入市起到阻礙作用。”上海中原地產研究咨詢部高級經理馬冀這樣分析。 上海佑威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陸騎麟則表示，當前市場重新陷入僵持、觀望，多數開發商對樓盤或多或少都會進行“銷控”，在樓市走向尚不明朗的情況下，開發商還不愿放棄與政府的博弈。 （作者 萬晶 董文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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