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北京的城市問題，每每總會想到日本東京。 同樣是首都，同樣經濟發達、人口規模巨大，同樣曾經遭遇過交通擁堵等一系列城市問題，東京由于崛起進程早于北京，在解決城市問題方面，也積累了頗多經驗教訓，可為北京提供鏡鑒。 4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北京采訪了前來參加清華同衡規劃設計院學術周演講的日本設計株式會社執行董事、國際設計部部長岡田榮二。日本設計是日本第二大建筑設計與城市規劃機構。 在岡田看來，日本1980年代在東京周圍布局衛星城以分散城市功能的策略實際上失敗了，而尺度更小的城市次中心策略相對成功。對于中國最近出現的“行政副中心”問題，他認為，如果一定要建設行政副中心，“在30公里左右的范圍內，建一些新功能區，將城市功能分散，可能更為便捷、有利”。 東京衛星城戰略實際失敗 《21世紀》：最近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因為北京頻繁出現嚴重的霧霾、交通擁堵等問題，中國政府希望能將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出去。而實際上，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初就對北京城市功能有明確定位—不宜再提“經濟中心”、“人口規模任何時候都不要超過1000萬人”，但是30年后的現實是，北京不可遏制的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龐大的規模。除了北京，在東亞，日本東京和韓國首爾也都曾出現過類似情況：首都不可阻擋的膨脹、變大，這是否有更深層的共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岡田榮二：這與城市政策、城市規劃密切相關。像倫敦，制定了綠帶—中間是倫敦城區，周邊是綠化控制帶，如果城市想擴張，只能放在綠帶外邊。東京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在外圍建衛星城，但失敗了。 1980年代，由于東京過度單極化發展，也導致交通擁擠，因而也出現了是否要分散化的呼聲，呼吁政府機關和辦公設施搬到郊區—離東京30公里的區域。實際結果是，政府機關搬遷了，但民間企業并不愿意搬遷。當時，在東京30公里范圍內建了很多新城，蓋了大量的住宅樓。經過20多年的發展，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這些新城的人口又重新開始向東京城區集聚、回流。所以單極化的情況并沒有改變。現在隨著日本整體人口處于負增長狀態雖然東京人口還在增長—日本事實上已經容忍了東京單極化的發展事實。 當然，日本也有一部分成功的—比如，橫濱的未來港，千葉的幕張，都是新城。東京也有，像臨海副都心、臺場，新宿也是把東京站周邊的辦公功能移過來的。 東京的山手線，相當于北京的二環，一圈20公里，原來所有的政府辦公功能、皇宮都在東京站附近，新宿原來是東京都的地下水處理廠，后來把東京國家職能的一部分搬到新宿，而把一部分財政職能和其他職能搬到臺場—整個臺場是基本靠填海建設起來的現代化新城—形成文化創意產業區。注意，從東京（東京火車站附近）到新宿直線距離只有6公里，臺場離東京也只有3公里，搬遷到新宿的只是政府機構，而不是企業。當然，政府機構搬遷到新宿后，也有一部分企業搬過去。搬遷之后，東京站附近進行大規模的拆遷、再開發。 北京和東京規模不一樣，但在發展中，也會出現這種小規模分散的趨勢。 《21世紀》：日本將政府辦公機構由東京站遷往新宿，遷的是日本中央政府的辦公機構還是東京市地方的政府辦公機構？ 岡田榮二：是東京都政府遷到新宿。另外，中央政府的辦公機構中管轄關東地區的分局等，可以不設在東京的職能搬遷到埼玉新都心等地。 《21世紀》：除了做過城市分散化發展的努力，日本也曾不斷出現“遷都”的呼聲，但是并未付諸實踐，為什么？ 岡田榮二：日本實際上已經默認了東京單極化發展的既成事實，而由于國家人口在減少，也就沒有必要再遷都。相反，現在在日本，希望借助舉辦奧運會的機會帶動東京的發展，進而給整個日本經濟注入活力的呼聲越來越高。 《21世紀》：北京希望將一些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出去，這涉及到一個問題：城市的功能是能人為主觀決定的嗎？ 岡田榮二：城市功能是人為和市場兩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像硅谷，是因為全球對IT產業的強勁需求，才使這個城市得到很快的成長、發展。對經濟發展來講，還是以市場為主導，對城市功能發展更有利。 《21世紀》：如果北京疏解部分功能，疏解到多大范圍內是可行的？比如，離北京140公里的一個河北城市保定，提出要承接北京功能疏解，做中國的“政治副中心”，這可行嗎？ 岡田榮二：在日本，會認為140公里是個很遠的距離，中國國土面積很大，140公里也許是可以的—但是，必須要有便捷的公共交通，否則是不可能成功的。個人認為，在30公里左右的范圍內，建一些新功能區，將城市功能分散，可能更為便捷、有利。 日本不限制城市規模 《21世紀》：前不久中國剛剛出臺了《城鎮化規劃》，在城鎮化道路選擇上，對大城市充滿了警惕，5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原則上不再新批居住和公共用地以外的用地指標，以此限制人口和城市規模，類似于北京和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則限制得更嚴格。但是我們看到，城市化進程已經非常成熟穩定的地方，比如英國倫敦、美國紐約人口都還在繼續增加。就您所知，世界上有沒有其他的國家明確出臺政策，限制城市的人口規模？ 岡田榮二：好像沒有。 《21世紀》：那么，強調嚴格控制城市人口規模，是否有悖于城市發展的規律？ 岡田榮二：這是個復雜的問題，中國的問題也有其特殊性。在日本，不 會限制城市規模的發展，城市中工業用地也是受到限制的，但不限制辦公樓，商業區也有總體規劃，對商業和居住都是通過土地分區。并且，日本會對城市進行成長管理—一定的區域內，視其交通、上下水等基礎設施情況來確定開發密度。而且會不斷的進行再開發，不斷挖掘土地本身的價值。 在中國，要看其城市發展方向是如何考慮的—城市發展模式有兩種選擇：單極化發展和分散化發展。德國是分散化的發展模式，其比較大的城市就只有一個柏林。中國需要考慮，究竟選擇哪種路徑和模式。 《21世紀》：能否請更詳細的介紹下日本會的城市成長管理如何進行？ 岡田榮二：日本的城市成長管理實際上是通過城鎮化區域、城鎮化控制區域的指定（劃分）來確保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超越地方政府管轄內供水設施、學校等基礎設施容量的無秩序的城市擴張。但在東京等大城市中，通過指定“城市再生特別地區”，政策上允許超越以往限制的大規模開發。可以說日本的城市成長管理由“原則”和“特別許可”組成。 《21世紀》：在全球范圍來看，發達國家中除了德國是分散化模式，還有其他國家是分散化模式嗎？德國的分散化城市發展模式，是國家主觀戰略選擇的結果還是歷史自然形成的結果？ 岡田榮二：兩個方面的原因都起了作用。德國非常重視和保護農業，為了支持農業發展，德國在全國范圍內建設了非常便捷的鐵路和公路交通網絡。另外，德國的國民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德國人不喜歡高樓大廈，而是喜歡綠化率高、環境好的居住形態。 在城市發展模式的選擇上，還應考慮國土規模的差別。跟中國國土規模差不多的是美國，美國既有紐約、洛杉磯這種非常的城市，但它也分50個州，每個州也都有一個中心城市，其功能也有劃分，比如車城是底特律。如此說來，美國也是采取了分散化發展模式。在分散模式下，每個城市的功能也是不一樣的。 《21世紀》：您提到的車城底特律是典型的工業化時代的城市，而在當今的后工業化時代—或者說創意/知識經濟時代，紐約、硅谷這種大城市規模在繼續膨脹，而底特律在去年破產，這是否意味著知識經濟時代對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偏好更明顯—因為，知識經濟、創新創意要求有多元異質性人群的活躍交流、碰撞和互動？ 岡田榮二：工業化的性質確實正在轉變。在因特網（網絡）社會中，通過人與信息的交融產生新的創意和價值。比如辦公樓，日本主流的辦公空間是大辦公空間，到了最近又出現了新的趨勢，辦公空間變得更加大型化，同時人們開始追求開放式的辦公桌布置，這一切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促進信息共享和交流。從城市角度來講，更多人的匯集有利于產生更多的創意和創造更高的價值。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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