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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博淵
又一條令人痛心卻又難以理解的新聞。4月1日，一位在日本留學的男青年在浦東機場向接機的親娘連捅數刀，其母的胃和肝都被他捅穿，只因為搶救及時，才撿回一條命。這青年高中畢業后前往日本留學，至今已經5年，前2年學語言，后3年讀大學。其母每月工資7000元，每年向這位留學生提供30萬至40萬元人民幣的學費和生活費，錢不夠，只得到處告貸，而他5年來從未打過工。 新聞只字未提他父親。如果其母為單身，則更可憐了。這位青年留學生為什么把刀捅向自己的親生母親？據其母說，3月份因為日本地震，她比平時多寄了一點錢，寄了人民幣2萬元，而兒子還質問她為什么寄晚了，于是發生口角，她生氣地說以后沒錢給他了，于是就出了這件大事。 我們應該認真地思考一下，我國的父母們與子女的關系是否出了什么問題。西方國家的習俗是，子女成年后，父母的責任就盡到頭了，孩子們都自覺地力爭在經濟上獨立，以自食其力為榮，以依賴父母為恥。據報道，世界著名巨富巴菲特的兒子也不例外。當然，由于近年來經濟不景氣，西方社會里啃老族漸漸多了起來，比如成年后還住在父母家，不付房租水電費。但這些年輕人并不心安理得，因為社會習俗、社會風氣和社會輿論時時在擠壓著他們。而我們的父母們對于子女，普遍的情況是溺愛多了一點，以至于成年子女既缺乏自食其力的能力，也缺乏自食其力的意愿，認為接受父母的供養是理所當然的。 讀了這則悲劇新聞，我立刻想起了美國近代作家提爾伯格·克拉克的小說《鉤》。我不知道它有沒有中文譯本。鉤是小說主角的名字，而這個主角是一只鷹。鉤在一個干旱的冬末出殼，在一棵高高的橡樹頂部的窩中嗷嗷待哺。由于干旱，小動物們紛紛死去，鉤的父母為了覓食不得不一天比一天飛得更遠。終于有一天，他們決定拋棄鉤，鉤被它們從窩里推了出去，跌落在樹下灌木叢中。它們自己遠走高飛，去尋一條生存之路去了。鉤不會飛，只得用腳在地上挪動。它無助地仰著脖子叫喚著，任何一點響動都令其驚恐萬狀，連小小的蜥蜴都捉不住。饑餓難耐時，它只能啄食又干又苦的昆蟲。正當它奄奄一息，半睜者眼睛，神志已經不太清醒的時候，一只又小又瘦的老鼠從它身邊爬過，那是一只到河邊去喝水的倒霉老鼠。出于本能，鉤用盡平生力氣叼了它一口，接著又一口。這只小老鼠也已經瀕臨死亡，沒有怎么掙扎就成了鉤的食物。老鼠血肉的滋味讓鉤想起了從前父母給它提供的食物，也從中獲得了繼續活下去的力氣，本能中的殺戮欲望也被喚醒了。它不再吃昆蟲，而把目光轉向了蜥蜴和海鷗。開始時，它被海鷗叼得遍體鱗傷，但失敗反而激起了它戰斗的激情。日復一日，經過了萬千苦難，鉤學會了飛翔，展翅飛上蔚藍的天空，大地上任何小動物都逃不過他敏銳的眼光。它成了一只獨霸一方的真正的雄鷹。 200多年前，一批英國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來到北美這塊荒蠻之地。抱著對上帝的虔誠，他們克勤克儉，開始了艱苦的創業。這種歷史精神的滋養，使美國涌現了一批杰出的小說家，他們滿腔熱情地歌頌英雄主義，描寫人或動物在絕境中拼殺的頑強和悲壯。我國讀者比較熟悉的是杰克·倫敦。他被稱作無產階級小說之父，他的小說《珍愛生命》受到過列寧的夸獎。小說描寫了一位迷路的淘金人如何克服常人難以忍受，也難以想象的困難，終于走出死亡地帶而獲救的故事，讀來令人震撼、戰栗、欽敬。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則描寫了一條出身高貴的家犬在北極天寒地凍的惡劣環境中如何沖破一重重死亡線，如何在同艱苦環境的殊死搏斗中恢復了野性，回到了狼群，并成為狼群首領的故事。這些作品激勵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從這些小說家的作品中，我們讀出了他們的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正是他們，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努力，創造了一種與民族振興的艱難歷程相匹配并為其服務的、健康有益的價值觀和社會習俗。沒有人號召他們這么做，藝術家們完全出于自覺。這些小說似乎是寫給孩子們看的，它們鼓勵孩子們勇于面對困難，敢于接受挑戰，過一種獨立而光榮的生活。我敢說，這位刺母的青年肯定沒有讀過這些小說。 在我國，在今天，英雄主義好像已經成為一種過時陳舊的東西，被人們像一塊破布一樣拋棄了。小說或影視作品中見不到人民，尤其是草根階層艱苦卓絕的奮斗拼搏，充斥著的是“皇家”、“帝王”、“豪門”、“貴族”、“豪華”、“加州”等等字眼，充斥于屏幕的是華貴的婦人，高級的別墅和汽車，主人公們像喝汽水一樣手不離杯的喝著紅酒，他們正以此塑造著我們民族拜金主義的、物質主義的價值觀。要不就是兇殺和暴力，刀光劍影。這是我國文學對“文革”極左的反彈而走向另一個極端，是五千年剝削階級腐朽文化的泛濫，是被物質金錢蒙住了雙眼而失去了方向的夢游，是對民族振興大業的腐蝕和反動，是對子孫后代的深重造孽。刀刺母親之類的悲劇，不過是此種文藝作品的一種產物而已。 我們不得不問一句：我國文學的責任感何在？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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