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療改革逐步推進的今天，醫患關系卻從未像現在這般矛盾重重、沖突不斷、危機四伏。從深圳的“八毛門”、廣州的“錄音門”到佛山南海紅十字會醫院活嬰當死嬰丟的“烏龍門”，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此起彼伏；從北京同仁醫院醫生被患者持菜刀追殺砍傷，到潮州男科醫院副院長被患者砍死，醫患糾紛充滿暴力和血腥……醫患關系究竟怎么了，令人深思。

    著名醫史學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經說過，每一個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師和病員，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的多方面關系。從行為學上來說，無論是“醫”還是“患”，其出發點都只有一個——讓病人康復起來。這本該是一對互相協作、目標統一的“利益共同體”，也是最應該互相信任的兩個群體，為何卻表現出了勢如水火的對立，甚至成為舉刀相向、你死我傷的仇人？

    糾結于是病人先對醫生失去信任，還是醫生先對患者不信任，似乎已毫無意義。醫生可以質問說，患者對醫生的每一個診療都詳細記錄，每一次會診都全程錄音，如此不信任又為何來就醫？而患者更有理由反問，當活嬰被醫護人員當死嬰丟棄廁所時，這般的漠視生命又讓患者如何對其信任？

    “醫”和“患”不是天生對立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醫療作為純公益性事業，醫生工資待遇有保障，能全身心救治患者，因而也能受到患者的普遍尊重。然而隨著社會信任度的降低，“懷疑論”甚囂塵上，醫患關系也難以逃脫。當然，如果要探究醫患不信任的根源，我們還可以找出很多病因：醫療資源配置的不合理與公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之間的矛盾，醫療機構的公益性與以藥養醫的管理機制之間的矛盾，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不完善與患者的訴求之間的矛盾……以此而言，醫患關系緊張的大背景是社會誠信的整體性缺失，罪魁禍首則是尚未理順的醫療衛生體制，或者說是醫療事業喪失公益性結下的一個苦果。

    如何化解醫患信任危機？盡快理順扭曲的醫療體制，回歸醫療的公益性，當然是根本所在。正視危機，醫患雙方從各自角度出發，多替對方想一想，多給予對方一點信任，或許能稍稍緩解當下緊張的關系。

    《人民日報》海外版最近報道說，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焦慮已成現代人的時代通病，從東部都市到西部農村，從普通民眾到達官巨富，焦慮蔓延至各個階層。處于一個“全民焦慮”時代，醫生有焦慮，他們認為自己的工資低，勞動價值得不到體現，同時還要擔心來自患者、醫鬧的壓力；患者更有焦慮，到醫院有排不完的隊，開不完的藥，還要擔心病能不能治好，醫生會不會負責。

    要打破醫患之間的這種“囚徒困境”，就要避免患上“焦慮傳遞病”，丟棄先入為主的偏見和成見，在溝通和換位思考中重塑信任，繼而以一種良性的循環傳遞互信，也許就會少些焦慮。“懷疑一切”不應是患者的普遍心態，更不該仰仗暴力解決糾紛；而醫生“脫下白大褂混入人群”的逃跑之策終不是解決之道，尊重生命、對得起自己手中的那把手術刀，才能贏得患者的信任。（李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