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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精神的討論已經得到了較多市民的熱烈參與，這是近年來不多見的。少有人提到的是，我們在什么樣的知識背景和思想前提中討論這個問題？我想弄清楚這一點有助于討論的深入。
一是政治理據。我贊成討論上海城市精神，首先這是因為：一個重要的現代城市，尤其在她的經濟起飛時期，確實是需要及時的文化探討來給她定位，需要充分的精神投入來賦予她某種靈魂；而這樣的探論與投入，又決不僅僅是政府以及個別精英的事情，而必然是這個城市里全體公民的事情。其次，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政府的管理能力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治動員的能力，二是充分的公共財，三是協調內部關系的能力。在城市面臨發展的關鍵時刻，通過全社會的政治動員，自下而上地喚起公民的參與意識，以“城市精神”一語來凝聚全社會充分的公共財（公共財絕不僅是物質的），同時又在這樣的討論中，通過溝通對話，求同存異，逐步協調理順了內部的各種關系，這正是體現了這場討論的正當理據。所以，與其說最終有一個本質主義式的上海城市精神，不如說，討論的目的并不止于目標聚焦，更重要的是城市現代化的真實進程，在于公民社會政治實踐的過程本身。第三，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以來，上海的地位有了很大的躍升，成為中國發展最快以及競爭力最強的尖鋒城市，然而我們也清醒知道，這一切成功的基本路線仍是財政主導、自上而下的。現在上海終于重新發現自下而上的思路，這為時不晚，我相信這樣的討論在上海城市發展史上將是意義深遠的。
二是文化意識。討論這樣的問題，在我看來是文化意識的自覺。一個有文化意識自覺的城市，才算得上是一個大城市，才可能從地圖上站起來，具有真正的影響力。首先，作為中國最具國際化特色的城市，上海城市精神根本離不開世界現代文化的眼界。無論是臺北還是北京，無論是巴黎還是東京，只要是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就一定有她作為現代性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在全球化趨勢強化的時代。所以，我們講上海的城市精神，首先是講她作為現代大都市的共性。現代化大都市的共性，有兩層含義，一是所謂現代性原素，即經濟自由、政治民主、資訊公開、文化多元、科技發達等等。不可能設想一個沒有上述現代性原素的城市精神。何況比較其他世界城市，上海在這些方面仍有較長的路要走，因而在規劃城市精神時失落了這些原素（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將是不可原諒的。二是所謂現代性問題。作為國際大都市，又不可避免地共同面臨著現代性后果的某些困擾，諸如環境、心理、精神危機以及科層主義和技術世界等復雜困惑，這必然形成一些必須共同擔當的問題。其中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即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及其過度的發展。我們講上海城市精神，自然該有對這樣的問題的成功回應，這樣才有世界性的貢獻。因而，對于現代性如何既能批判又要順承，在現代性自身的自我正當化過程中使城市精神凸顯，這正是一個重要的思想立場。
然而，作為最能代表中國改革開放活力的城市，上海城市精神的構畫又根本離不開中國社會文化的當代性。什么是當代性？如所周知，中國的社會文化，正面臨著大轉型的關頭。所謂大轉型的含義是：由原先計劃經濟時代，轉而為市場經濟的時代；與此相應，由全權型的政府，轉而為服務型的政府的時代；又是與此相應，在文化價值迷失的過渡時期，重新建立政治和文化的基礎的時代。作為最有活力的城市，如何回應這樣的時代課題？譬如，個人與社會的新關系如何協調？服務型的政府在城市精神中起到什么作用？人文精神如何在價值轉型的時代重新凝聚世道人心？等等。
其實，現代國際大都市在接受著現代思想價值的洗禮、解決著共同的課題的同時，也不斷打造著自身的獨特性與魅力；而在不斷化解自己具體的、獨特的問題的同時，也不斷取得新的世界性，及對話的可能性。我們今天講城市精神，也正是對這些問題的回應過程，以及在城市的共性與個性間往來游走的過程。所以我主張討論城市文化以及城市文化精神，不應成為一個本質主義式的討論，而應成為對于問題的回應。不僅是對于共同問題的回應，而且是對于具體的獨特的問題的回應。
由上述亦可知，我認為結合世界形勢和中國當代社會來看，最大的問題即全權型社會的轉型與消費主義的興起。上海城市精神，如果真的有突破性的貢獻，如果真的要賦予某種靈魂于這個城市的新生命，就應該在如何回應這兩個問題上，認真下點功夫。由于篇幅所限，下面我只能概而言之。
在中國社會體制轉型和加入世貿的內外作用下，全權型社會的轉型，是一次重大的機遇。可以說孕育著重大的新活力。上海城市精神的建設，我認為一定要將這樣的重大契機納入題旨。所謂全權型社會的轉型，有多方面的含義，最重要的含義即民間社會的成熟發展、公共空間的充分展開，以及個人權利在法治社會的充分自由。沒有這樣的條件，什么提高城市競爭力、創造性，什么讓城市生活更美好，都只是一句空話。因為真正的競爭力創造性，只能是置根于前者之中。我們往往以一些容易看見成果的目標，來取代了真正的城市精神的建設。譬如，世博會是一個近期的目標，但是，個人權利的充分伸展與民間社會的真實活力，相比較而言，世博會無疑只是一個手段。通過這樣的手段，我們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市民對于公共生活的參與程度。如果世博只是一些商人的漂亮訂單和政府的宏大項目，就完全失去了真正的意義。
提高城市的公共參與水平和民間活力，有很多工作可做。從大的方面來說，不妨共同去培育我們這個城市的責任倫理。我指的不僅僅是市民們的社會責任意識，也不僅是諸如企業與政府要多關心出租車司機的過度疲勞，民工子女的入學問題，這些都非常重要，同時更有效的是應多創造一些條件來形成責任倫理成長的社會機制和文化土壤。譬如，多一些專家咨詢、市民聽證，多一些輿論空間，多一些基層自主，多一些利益主體的多元制衡和公共監督，等等。我們的城市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還可以做得更好。譬如，報載一項調查表明，上海市中學校開展的雛鷹計劃，評選優秀少年，然而其中有些標準空洞浮泛，并不是來自學生的真實生活實踐，學生建議按照他們自己的愿望來定出標準。這表明了社會上仍存在的自上而下模式化管理，也表明民間有著掙脫模式化的潛力。又譬如，我曾與好幾位出租車司機討論過休假的問題，得到的幾乎相同的答案是：“工會根本不會真的關心職工的利益。你不干沒有人一定要你干，有很多人等著這位子呢！”我還是認為上海這個城市其實有著豐富的責任倫理資源的，真的調動起來，就可以賦予她新新不已的活力。這完全是可以勝于中國其他城市的。這件事，政府有權力也有責任去做，民間也有義務有條件去做，知識分子也有責任去維護和養成這樣的社會精神空氣。
城市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人生活得更好而服務的。上海的城市精神，應該是上海這座城市讓人感到可親可近、充滿各種可能性、寬容不同的人、容納多元的需求、富于生機、富于人性魅力的意態、靈魂。我們一想到它，就像想起了家。沒有比這個目的本身更高的目的。而有一個一元主義的東西越來越霸道，變成“多種可能性”的天敵，即消費主義的盛行。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二十世紀的消費主義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滿足人的物質極大需求的同時，又打開潘朵拉式的欲望之盒；在成功抵制宗教極端主義、專制主義，成全經濟民主和權利自由社會的同時，也成全了一個平面化、精神沙漠化和享樂一元化的世界。美國賓州大學歷史學教授卡羅斯（Cary Cross）去年有一本新書《全面消費世紀：商業主義在美國勝利的成因》(An All Consuming Century)專門研究這個問題，提出消費主義是二十世紀以至將來最成功的意識形態。依我之見，中國當然還不是物質商品極大涌流的時代，發展擴大消費仍然是我們的現代夢之一。上海在這方面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輻射力。但是作為上海城市精神的定位，不能不在文化意識上有一種前瞻性，即一方面發展消費，一方面注意抑制消費主義的過度擴張。因為，正如卡羅斯書名可以譯為全面消費凈盡、消費主義掛帥的時代，如果是這樣，離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目標，無論如何是太遠了。消費主義掛帥至少有以下邏輯：第一，每一物品即有一價，即一切無所逃于金錢掌控。第二，在消費主義那里，每物品必有一終結，即沒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消費主義對物沒有珍惜，引申為對世間一切皆無珍惜。第三，消費主義世界是剌激新新不已的世界，亦即貪得無厭和追新逐異成為本能。第四，除商業關系外再無其他關系。引申為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合作、人情味、責任、理想、道義，全都歸于消費盡凈。這豈非一可怕的世界乎？更有甚者，連人性幾千年來所積累的智慧成果，諸如勇敢、誠實、樂觀、豁達、英雄氣等，都正在受到消費主義的消費，──百憂解（Prozak）正是一個例子。美國漢學家史華慈教授臨終遺筆《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中曾說，中國今天實在沒有理由為西方以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為主的普世理念蔓延而感到興奮。我們在關心上海這座年輕而美麗的城市的未來命運時，不能不考慮這樣的問題。舉兩個小的例子，上海的街頭能不能少一點鋪天蓋地的廣告？歐洲的一些城市，看上去非常寧靜優美，人們生活意態從容平和，其中沒有無所不在的視覺污染和聽覺污染，是一個原因。一個城市的自由生態，其實與森林中極為多樣性的物種自存與他存的共同空間一樣的。絕不是只講一個指標，更不是只講一個消費指標。另一個例子是法國政府最近規定新聞中必須有一定比例的文化新聞，諸如重要的新書信息等，以及英國政府近年的文化政策白皮書中規定，推動藝術家駐校計劃，每年資助一定數目的詩人、作家、藝術家進駐到校園中，推動學校美育，培育青少年觀眾。英國的樂透(一種全國彩票)每一百元錢，其中五十元給中獎人，十三元進入國庫，五元給零售商，剩下的二十八元給文化。結果是英國單單是樂透花在文化上的錢，就有將近一百五十億人民幣！我們其實是生活在我們自己制作的世界里，就看我們愿不愿意選擇文化的世界。政府該退出的領域要退出，而該出手的地方要出手，在文化上政府應有更大責任倫理。學歐洲的文化節制消費？還是美國的全面消費凈盡？這是一個問題。
(責任編輯：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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