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當代傳播下的貴州文化》

　　各種公共性文化活動,諸如戲劇演出、書畫展覽、競技賽事、專題講座等等,是一座城市展現其文化風貌、生活質量、審美品位的重要載體。其中一些最有分量的活動,會令親歷者念念不忘,并成為一座城市的文化記憶。比如在貴陽觀看尚小云的《梁紅玉》、郭蘭英的《白毛女》、袁世海的《華容道》、厲慧良的《艷陽樓》、《漢津口》、關肅霜的《扈家莊》、馬思聰的小提琴演奏會、《吳昌碩精品選》、《吳印咸攝影展》、《吳冠中畫展》、《馬得畫展》的盛況等等,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中。然而更多的本省市文化活動,當時的新鮮印象,隨著時間的流去而淡忘殆盡。我作為親歷者是這樣,想讓以后的人知道城市曾經有過這些高品位的文化景觀,更加不可能了。有時想起,頗有點“風流都被雨打風吹去”的遺憾。而城市的記憶,更是需要有形有質的載體的。

　　近日讀到新出版的段麗娜《當代傳播下的貴州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不禁一陣欣喜:它正好部分彌補了這份遺憾,為我們的城市留下了一段文化記憶。

　　其內容提要說:本書是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貴州文化的生動記錄。全書分為“黔苑墨風”、“多彩歌海”、“梨園春秋”、“影視貴州”、“高原景象”和“歷史文化”六個部分,共兩百余篇文章,內容涉及貴州美術、音樂、戲劇、攝影、電視劇、民族民間文化保護、群眾文化諸多方面。本書不但從新聞的視角記錄貴州文化,同時以文化的角度認識、反思貴州文化,其中關于民族民間文化的介紹、反思和保護的諸多文章,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據此可知這本書的信息量之大,幾乎是那個文化活躍期的一份全景式掃描。書中不少文章是當時就從報紙上讀過的。重新瀏覽,引出一些對新聞文體寫作的想法。

　　常言說“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話是不錯的,但要補一句,一行之中的“狀元”和“童生”之間的水平,是可能有天壤之別的。例如木工,有能做雕花大床的,也有“釘子木匠”。記者這行也一樣,寫《中國西北角》的范長江、寫《西行漫記》的斯諾是記者,只能報道大風吹倒行道樹的也是記者。記者的水平高低,我覺得從采訪過程中的提問最能見出。如果記者對被采訪者的專業、經歷和性格等方面,能夠事先作些準備,具備基本的了解和知識,在采訪過程中能夠由淺入深,交流互動,被采訪者就可能饒有談興,引出一些有趣的經歷和精彩的見解。相反,如果記者對被采訪者知之不多甚或一無所知,想當然地預擬幾條大而無當的問題就去叩門,雙方幾乎找不到共同語言,更無論碰撞出機鋒火花,是不可能寫出一篇像樣稿子的。而這種情況現在十分經常,不僅是問套話答套話,而且見報后那些話還往往走形變味,前言不搭后語。有的朋友最怕接受采訪,實在必要的,就選擇筆問筆答方式。

　　并且,記者的事前準備、預擬問題、交談過程,都是建立在平時積累起來的文化素養的基礎之上的,并非急時抱佛腳可以解決,更不是憑小聰明就能“搞定”的。不是很流行“不想當將軍的兵不是好兵”這句西諺嗎,那么,寄語記者朋友們,當記者就要發憤做范長江式的學者記者,不甘于做個“釘子木匠”。雖不一定能至,不可不心向往之:目標定得越遠,雙腳就能走得越遠。

　　讀段麗娜的這些文章看出來,她的采訪對象雖然專業各別,門類多樣,她卻能做到提問不外行、聽得細致、抓得住要領,與被采訪者處于能夠交流對話的位置。這來自于她長期讀書積累、思考踐行和執著的敬業精神。例如《筆墨意趣的審美與藝術追求:品讀黎培基花鳥畫有感》一文中,有大段的藝術分析,顯然主要得之于專業畫家,不完全是她的創見；而這正好證明了她良好的記者素質:首先,有相當的文化蓄備,能理解這些專業見解和專業術語；其次,能耐心聆聽和記錄被采訪者的談話；其三,她能提煉出采訪記錄中的要點、特點,又有足以達意的文字功夫,寫成有知識含量、有可讀性的文章。說起來,這幾條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記者必備條件,其實大大不然。而今更多的是這種情況:粗枝大葉地問過幾條預構題目就興盡而歸；等到文章見報,往往詞不達意、文理不通、荒腔走板。

　　段麗娜還注意在采訪中追詢細節,使新聞增加可讀性。如《珍寶傳奇》的故事之二,寫省博所藏國家一級文物《大漢貴州軍政府令》,記下了省博研究員譚用中先生在岑鞏發現這件文物的小故事,讀起來生動有趣。又如《郵人報人兩相樂》,記老報人劉慶田先生不僅集郵而且研郵,以他從瑞典的造紙工業郵票上的中文字跡,費時兩周查找出它的出處為例,我讀了對這種精神感佩之至。但故事之一的《萬歷“黔府”青花大瓷罐》,卻讀得我氣悶之至。因為要證明這件東西與貴州有關,最過硬的證據當然是罐底的銘文,然而文章雖也說“底部有銘文”,卻始終不照錄銘文。不知是疏忽呢,還是這段銘文并不足以證明它確與貴州有關。此“關鍵詞”的闕如,使這篇文章的說服力也闕如了。

　　書中“梨園春秋”一輯,讀來最令人感喟。舞臺藝術曾經是一座城市文化品位的主要標志。文革前,北京文化的首席代表,就是焦菊隱任總導演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擁有馬、譚、裘、張四大頭牌的北京京劇團。正如莫斯科之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莫斯科藝術劇院和烏蘭諾娃的芭蕾舞團,維也納之有金色大廳。小小貴陽城,原來竟有京、黔、花、川、評、越、豫、曲、雜、歌、木十一個劇種并立,雖水平不是多么高,卻鮮明體現了一個移民城市的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曾幾何時,經過幾次關、停、并、轉,已經消失大半,只剩下京、黔、花等幾家在艱苦掙扎。段麗娜喜愛戲劇,上小學就愛鉆后臺看藝人扮戲,還登臺表演過《紅燈記》的李奶奶,報道起這方面的動態來很是動情。這一時期貴州省和各州市的戲劇活動,她幾乎沒有忽略一次。對取得過各種反響和榮譽的作品,更是極力為之揄揚鼓吹,如京劇《范仲淹》、《水西遺恨》、《巾幗紅玉》、《吏治驚天》,花燈劇《月照楓林渡》、黔劇《秦娘美的后代們》、杜鵑曲藝節,等等。然而業界的反響替代不了市場的反應。這些劇目因不能在經常的商業性演出中錘煉成熟、成為保留劇目,就很快變成了少數人的模糊記憶。無可奈何花落去!倒是過去根本沒人認為是藝術的安順地戲(舊時安順人叫它“跳神”),反而因民俗學和旅游業的興起,而成為一種不乏觀眾的廣場演出藝術。還到巴黎火了一把,喜得段麗娜濃墨渲染一番。貴陽木偶劇團瞄準少年兒童這塊源源不斷的市場,也獲得了發展的機遇。我是相信事在人為的。但必須找對了土壤,才能有扎根、立足、開花、結果的可能。

　　總之,這本為貴州留下文化記憶的書,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