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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規劃網訊（記者  汪歌）  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學蘇聯一邊倒到規劃有中國特色的城市，處在經濟和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城市規劃，究竟應該怎么變？近日，記者專訪了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資深會員、著名規劃專家王健平先生。
　　規劃緊跟計劃，計劃卻跟不上變化
　　記者：新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城市規劃，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向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轉型。其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王健平：新中國城市規劃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變化，最重要的變化背景就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于城市規劃來說，這是非常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決定了如何確定城市規劃的體制。城市規劃不斷地適應變化，同時也在探索今后怎么辦。
　　在計劃經濟時期，一切都以國家的計劃為準，先有計劃才有規劃，規劃要緊跟著計劃。這就是當時書本和文件中所說的：“規劃是國民經濟的繼續和具體化”，同時，那時候在規劃工作者中還流行著一句俗話：計劃跟不上變化。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參加過選廠工作，結果廠址選好了，項目卻取消了，這種情況不算少。最典型的是1960年，根據河北省委和建設部領導要求，做天津中心區建設規劃，按照計劃的要求，要把天津海河灣一帶的意大利租界整個拆光，建設河北省的省會中心區。當時我們一個工作組差不多工作了一年。等到1960年北戴河會議一開，形勢變了，規劃停止，規劃小組撤回了北京。
　　所以，那個時候，國家計劃本身隨著形勢的變化也在不斷地變化，當時流傳的說法是：“計劃跟不上變化，變化還跟不上電話。”聽起來像是說笑話，實際上，這就是當時的現實。
　　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市規劃就不一樣了，雖然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仍然有一定的不可預知性，也在變，但不管怎么說它有一個發展規律，只要你按這個路子走，按照這個體制去做，應該說它還是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的。學習蘇聯一邊倒，城市規劃反“四過”
　　記者：這兩個階段的差異確實非常之大，您也都親身經歷過了。聽說當時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一直沒有任命過總規劃師，是蘇聯專家說了算？
　　王健平：是這樣。因而在50年代中期，中規院沒有任命過自己的總規劃師。那時候城市規劃就是學蘇聯，蘇聯專家是全面說了算，口號就叫：“向蘇聯學習，一面倒。”因為那時候我們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城市規劃，只有蘇聯才知道。我們要向蘇聯專家匯報規劃方案，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修改，最后院長拍板時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按蘇聯專家說的辦。”那時國內惟一被認可的城市規劃教科書也是譯自蘇聯，達維多維奇的《城市規劃工程經濟基礎》。
　　記者：全部學蘇聯，不是就沒有自己的特色了嗎？況且中國和蘇聯的國情畢竟不同。有沒有人提出異議呢？
　　王健平：當時沒有人提有沒有中國特色的這個問題。即便有不同看法，也大都不敢說出來。現在聽了這話你可能覺得有些可笑，但當時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兒，是不容討論的。陳占祥、華攬洪為什么當時被劃成右派？跟他們學的是西方國家的那一套城市規劃理論有很大關系。
　　直到赫魯曉夫反華、撤走全部蘇聯專家以后，我們才開始真正搞自己的城市規劃。但當時沒有人宣布說學蘇聯學錯了，倒是規劃被認為犯了錯誤，犯了“四過”的錯誤：規模過大，占地過多，標準過高，求新過急。為此，中央領導同志明確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規劃”。
　　記者：“四過”是當時普遍存在的問題嗎？
　　王健平：對于反“四過”后來是有爭議的。事后重新探討這一段歷史，不少人都認為：被認為過的，其實并沒有過。比如居住面積，當時蘇聯的標準是人均9平方米，而我們定的規劃目標是人均6平方米，相比蘇聯的標準低多了。現在你再看，根據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北京的人均居住面積已經達到三十幾平方米，過去誰能想到會有這么大的變化呢？
　　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規劃要關注弱勢群體
　　記者：居住條件的變化確實很大，今非昔比。然而，仍然有很多人買不起房啊？仍然有很多的無房戶、缺房戶。
　　王健平：這是城市規劃應該關注的問題。當我們的社會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時，城市規劃的理念、目標實際上就變化了。過去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按照蘇聯所定的各種標準來做好我們的規劃，就是這么一個單一的目標。如果達到這個目標了，規劃的目標可能也就達到了。再由國家提出下一個目標應該是多高。
　　現在不同了。我覺得現在強調所謂的平均居住水平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我們更應該關注還有多少人沒有住房，多少人住房條件很差。怎樣通過國家的調控和資助，幫助城市里的缺房戶和無房戶解決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規劃應該解決的問題。
　　記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規劃要更多的關注弱勢群體？
　　王健平：是這樣。多元化和多層次是今后城市規劃要長期面臨的問題之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各層面的人在分化，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差距拉大，各個層面的人需求不同，我們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由國家制定一個單一的目標。在多元化與多層次中，城市規劃不僅要關注社會的高端人群，而且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的弱勢群體。另外，創造公平、合理的條件，讓社會的中間階層也能買到適合他們需求的房子。這是城市規劃應該擔當的責任。
　　記者：城市規劃能擔得了這樣的大任嗎？
　　王健平：規劃本身無法包攬、解決所有的這些問題，它沒有這樣的功能。規劃只能是通過劃撥土地進行這方面的規劃和建設，給國家當好參謀，讓國家了解能夠通過什么樣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讓社會更公平、公正、合理。
　　社會的很多東西要由規劃來調整，你要創造一個環境和條件，能夠讓各種類型的人們都成為這個城市的適居者，都能得到他們最起碼的生存、生活條件，這是規劃應該做的事情。
　　規劃做深做細，標準放寬放松
　　記者：中國東西南北中地域差異很大，城市規劃的目標能夠整齊劃一嗎？
　　王健平：城市規劃的各種標準，我不贊成搞全國統一的整齊劃一。我覺得，這么大一個中國，東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自然環境、經濟條件等等，都差別很大，而且每個城市面臨的情況各不相同。比如原來我們做規劃時，把人均100平方米城市用地作為一個通用的標準，但對不同地區而言，100平方米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都是以此來衡量，顯然對全國來講就是不公正的。
　　所以我覺得，將來可能隨著城市規劃水平的普遍提高，不僅要做深、做細、做好，而且各種標準可能要放寬、放松，給城市管理者和規劃師以更多的自主權，根據自己的條件來設定各種標準，這樣才有利于形成城市自己的特色。
　　當然，改革開放以后，城市規劃出現過一些不好的傾向，比如盲目貪大求洋，一窩風地要建設國際大都市等。對這些問題，國家應該抓。可是你得預見到發展的未來，過一段時間以后，隨著我們水平的不斷提高，隨著我們自己的認識水平的提高，我們慢慢很可能需要放寬一些東西，不一定再做更多的約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