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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應盡力變得更加“上海化” 劉佳 薩斯基婭·薩森（Saskia Sassen）是全球化和全球城市領域中最知名和活躍的專家之一，目前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英國倫敦經濟學院訪問教授。她的研究和寫作的重點包括全球化、移民、全球城市、新的網絡技術等。1991年，薩森出版《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一書，首次提出和定義全球城市概念，中文譯本于2006年出版。在浦東開發開放20周年之際，薩森教授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采訪。 記者：你談到一個全球城市是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那么，上海算不算一個全球城市？即使中國已經在政治上有北京，經濟上有香港。 薩森：是的，上海絕對是的。中國和外資公司在上海的密集度之高，它所有的人才、基礎建設，以及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之一，這些都讓人覺得上海非常了不起。它的系統綜合了許多重要的國際網絡。 在我關于全球城市研究中，第一步總是去確定這個城市是位于哪個全球網絡。每個城市都位于不同的網絡，網絡中的城市也都有不同的特點。因此，圣保羅、芝加哥和上海在它們的先進的服務行業中，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在歷史上曾為一個重工業行業服務。紐約和倫敦就沒有這樣的歷史。如果我有一個鋼鐵廠，并想在世界上尋找一個機器制造商，我會就近去圣保羅、芝加哥或者上海來獲得專業的法律、會計、金融、保險和經濟預測服務。我肯定不會去紐約和倫敦，它們的優勢在別的地方。 你說得沒錯，全球城市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在此之外，我們需要補充的是，全球化的擴大讓越來越多的城市成為全球城市網絡的一部分。 說得尖銳一些：并沒有哪個實體可以天衣無縫地做到完全全球化。現實是世界上有許多非常國際化的網絡。有的網絡有自己的特別領域，另外的網絡則沒有什么專長。有些網絡是世界性的，有些是地域性的。不同的網絡包含了不同的國家和城市。舉例來說，今天的上海屬于一個包括倫敦和孟買在內的房地產開發投資網絡。而全球商品交易則是一個多樣化的網絡，芝加哥和上海等城市是其主要的樞紐。這并不只是關于競爭，而是在于形成一個全球性的多面平臺。 我強調全球經濟力量并不是這種網絡的唯一發展動力。移民、文化工作、民間社會的維護斗爭、環境和社會正義都在為全球網絡的形成和發展做貢獻。例如，保護熱帶雨林的網絡包括巴西和印尼的非政府組織、紐約和倫敦的國際媒體中心，以及主要林業公司和木材買家的總部，它們分布在奧斯陸、倫敦、東京等地。采用其中一個城市的視角，我們可以了解它在一些網絡中的多樣化特殊地位，并且可以把這個城市和其他城市相比較。這些新興的城市間的相互關系開始成為多平臺全球化的基礎。這些趨勢的另一方面，是全球網絡的日益城市化。 記者：浦東在20年內從一片農田發展成現在的中國的商業中心。和其他全球城市相比，這樣的發展方式常見嗎？如果要從世界上挑選一個城市成為上海的典范，那會是哪個城市？ 薩森：這樣短暫而迅猛的發展讓人不得不驚嘆。城市的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讓人十分欽佩。上海本身有作為世界城市和國際經濟中心的歷史，這也推動了上海的城市改造。 在我看來，上海應該盡力變得更加“上海化”。就像巴黎和倫敦一樣（有自己的特色）。我認為歷史塑造的不同潛力和文化讓一個城市更加強大。看看北京、香港和上海之間的差異，這是每個城市在中國和世界范圍內的優勢。 亞洲的全球城市之間的最有趣的趨勢之一，是香港和上海開始成長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全球城市。香港是完全地國際化和非國家化，而上海則非常有國家特色。另一方面，是新加坡發展成為跨亞洲地區的各種交易的平臺。新加坡出口許多專門的管理知識，例如，它出口港口管理（烏拉圭、熱那亞和其他幾個港口都是由新加坡部分或全權管理）。許多國際投資者希望通過新加坡來投資馬來西亞或者較小的中國公司。換一種說法就是新加坡在出口誠信。 記者：一個國家需要多少個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存在究竟是好是壞？ 薩森：我認為我們正在向網絡型經濟轉移，這可以幫助開發分散的系統，也就是多個不同的中心，每個中心都有自己獨特的領域。而不是僅僅發展以一個重點城市為中心的階層式城市。如果有企業、博物館，或者一個民間社會組織在選址的時候跳過北京、上海或香港，而是選擇一個有全球網絡的小型城市，這就是一個好事。 但全球化也面臨重大的挑戰，包括社會和收入的不平等。解決這些問題意義重大。墨西哥城、圣保羅和孟買在全球城市中排名較后的原因就是由于在城市里面，有大群人處于邊緣的社會狀況。它們有太多窮人、無家可歸者和病人，太多的舊公共汽車對空氣造成污染等等……這些都是不好的方面。 新城市經濟的主要特點是高收入和低收入工作同時急劇增加，以及老舊的中產階級的萎縮。上世紀80年代以前，經濟增長往往意味著一個堅實的中產階級的增長。但是一個全球性企業型經濟的崛起，帶來的是對高層管理人員和超盈利企業的迫切需求。這些職業人和企業通常都很有能力取代各種中層公司和中產階級員工，他們通常也會受到政府支持。富裕階層對奢侈品和精致的需求隨之增長，從豪華辦公室到豪華住宅。這些都讓中產階級越來越難在城市生存。如果可以的話，他們就選擇離開。 中產階級流失的負面影響往往被人們忽視。一個城市的收入如果大部分流入中產階級，那些收入則更可能被花在城市自己身上，從而對城市起到促進作用。中產階級通常比富裕階層花更多的收入在消費上，相比之下，富裕階層的人傾向于把錢用來投資，因為他們知道什么時候投資，以及把錢投資到哪里去。 這種錯位導致了一種獨特的政治現象：政治成為了一種爭奪城市權利的斗爭。反貴族化（Anti-Gentrification）和反替代(Anti-Displacement)斗爭是這種政治的形式。這并不是針對一個全球性機構。相反的，它是非常地方化的，它總是關于某個建筑或者貧民窟。但它是全球性的，因為它在世界上一個又一個的城市里發生。這是在強大的全球化行動者和弱勢群體之間的斗爭，本地毫無組織的人為了生計而斗爭。 記者：全球城市在未來將會有怎樣的發展趨勢？ 薩森：越來越非國家化。無論是外籍專業人士和移民，或是省級移民和郊區來的年輕人都在成為新的跨國的專業人士。未來會有更多富有的人，也會有更多窮人和低收入的人。曾經是城市主要人口的中產階級會越來越少。 我認為我們的城市管理迫切需要創新。舊的官僚化的方式是行不通的。這是一個全新的城市時代。關鍵的是，城市領導、企業精英、警察、民間團體、街坊組織都需要意識到，新的城市管理方法是必要的。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