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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一次報告會開始前,吳良鏞一個人靜靜地坐著。 在吳良鏞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之時，他那句“中國建筑規劃市場熱火朝天，為何中國建筑師一般只作為合作者，充當配角”的問話，卻仍然無解。 3月1日下午，在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十幾天后，90歲的吳良鏞拄著拐杖走進清華大學大禮堂，他在前排找了一個座位，一個人凝視著屏幕上播放的關于他人生經歷的紀錄片。過一會兒，他將接受全場上千名師生的祝賀，而在這一切來臨前，他想先靜一靜。 從上世紀40年代風華正茂的建筑系大學生，到如今的城市規劃大師和建筑學家，吳良鏞的一生始終面臨著破與立、理想和現實的抉擇。當建筑這門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學科第一次因為他個人的成就而得到國家認同和社會關注時，他曾經發出的“舊城保護，珍惜這最后一次機會。偉大的歷史轉折，此其時矣”的呼吁越發顯得沉重。 胡同里“沉默”的世界大獎 從1950年開始，吳良鏞就開始了四合院改造的研究，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菊兒胡同41號仍是他實現理想的“孤本” 繁華的北京南鑼鼓巷周圍，灰墻灰瓦、“四平八穩”的北京四合院胡同在這里連綿不斷。假如沒有人指點，許多游客并不知道這些院落中還有一個世界人居獎“獲得者”――菊兒胡同41號。 1989年，當福利分房還是時代關鍵詞時，南鑼鼓巷東北方的菊兒胡同41號7處院落，因為吳良鏞的精巧設計，成為當時少見的集資建房改造的四合院落。而吳良鏞也憑借這一設計，獲得了聯合國隨后頒發的“世界人居獎”。 作為“人居環境之父”，吳良鏞一生獲獎無數，但能夠體現他人居科學理念的建筑“真跡”并不多，菊兒胡同41號成了他人居科學理論的“活標本”。 菊兒胡同41號位于胡同中段，在一片灰磚瓦房里，陡然多了幾棟灰白相間的三層小樓，頗有蘇州園林的山水畫色。 “剛剛建完的時候可漂亮了，真漂亮！那是1989年，改革開放沒幾年，哪里見過這么洋氣的房子啊！”2月29日，住在菊兒胡同41號113室的劉女士對本報記者說。 劉女士是菊兒胡同的老住戶，她回憶，改造完成后，從前的一間房子改成了三居室，家家有了自來水，廁所一家一個，房前屋后也不再漏雨了。 “當時那真是太滿意了！現在倒有點不滿足了，最大戶型六十幾平米，有點小了。”劉女士說。 經歷20年的“風雨”，對這套當初拿了世界大獎的房子，劉女士有了些微辭。她推開113室的房門，雖然是上午，但屋內漆黑一片。 “屋子里就兩扇窗，一扇在樓底下的過道里，還有一扇小的在廚房里。”劉女士笑著說，白天不開燈什么也看不見，睡覺倒合適了。 不過，回到20年前，菊兒胡同改造的意義并非要力求完美。1990年，英國一位知名建筑評論家曾說，菊兒胡同的改造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導作用。 但沒有人想到，這種指導作用，最終真的只停留在了指導層面。 在菊兒胡同41號獲獎20年后，整個南鑼鼓巷大部分街區仍是舊有風貌，再無仿制。記者走進菊兒胡同41號斜對面的菊兒胡同8號，映入眼簾的仍然是“一夫當關”、“雞犬相聞”的擁擠老院落。獲得世界人居獎的經典作品雖然還在聲名遠揚，但近在咫尺的舊城改造中，吳良鏞的作品經歷20余年仍“后繼無人”。 更讓人難過的是，從1950年開始，吳良鏞就開始了四合院改造的研究，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菊兒胡同41號仍是他實現理想的“孤本”。 據吳良鏞的學生、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川女士披露，上世紀90年代，房地產開發開始在中國興起，菊兒小區改造受到經濟利益影響，開發商在三期拆遷階段就停滯了，最后無果而終。 菊兒胡同社區工作人員劉杰談到這些年胡同的變遷時說，這些年后海和南鑼鼓巷周圍拆遷多次，東城區的很多貧困老住戶沒有等到舊四合院改造的那一天，不得不遷離老宅，搬向市郊。而菊兒胡同41號的住戶，也有不少因為種種原因搬走了。 “我們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交給子孫后代” 吳良鏞的學生、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這樣評價自己的老師：吳良鏞是一名學者，也是文化捍衛者，是敢怒敢言的大師 “我們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交給子孫后代？” 1999年，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師大會上，由吳良鏞起草的《北京憲章》獲得大會通過，這個平時常常面帶笑容的老人本應十分高興，但是他卻在會議上發出了這樣的質問。 吳良鏞的學生、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這樣評價自己的老師：吳良鏞是一名學者，也是文化捍衛者，是敢怒敢言的大師。 作為城市規劃領域的泰斗，吳良鏞參與了北京、天津、廈門、蘇州、濟南等幾十個城市的總體規劃工作，他也親眼看到這些城市正在面臨“同心圓”、“攤大餅”的城市發展困境，以及交通擁擠、住宅短缺、破壞自然等西方犯過的“城市病”。更讓他揪心的是，“過去100年，在激烈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中，中國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是史無前例的。” 這一切，誠如他的恩師梁思成60多年前便預言的：“如果將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區內發展，不但會損毀文化遺產，還將導致大量人口被遷往郊區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區就業的緊張狀況。” 2005年，吳良鏞主持設計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其中，他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被塵封50多年的“梁陳方案”。 這個上世紀50年代由梁思成和陳占祥共同提出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設》的方案，建議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北京舊城西郊的三里河附近，把釣魚臺、八一湖等組織成新的綠地和公園，為未來北京城的可持續發展開拓更大的空間，避免大規模拆遷的發生，降低經濟成本，另一方面也保護了北京古城。 但這個方案當時遭到了一致反對，甚至方案本身也成了當時的學術禁區。 對吳良鏞主持的這個規劃，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與區域規劃所副所長張險峰曾坦言，“盡管北京提出新空間發展格局，但由于中心城區發展慣性猶在，規劃難以在短期內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不僅如此，與科學規劃作對的還有房地產開發。早在10年前吳良鏞便發現，不合理的房地產開發形成了回龍觀、天通苑、望京這三個規模巨大的“住宅城”，這些不斷出現的超大規模的“住宅城”已成為制造交通擁堵的源頭，如今又有新的“住宅城”在北京周圍出現。 這些現象的出現讓吳良鏞知道，他對許多城市的科學設計最后僅僅停留在了圖紙上。 在2010年一次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中，吳良鏞直言，北京舊城保護的矛盾聚焦在體制和利益方面。管理體制不完善、法律無保障、利益集團作祟，使得規劃與建設時常與虎謀皮，事與愿違。 吳良鏞在那次會議上再提“梁陳方案”，“我們要加緊工作，珍惜這最后一次機會。北京舊城仍然處于十字路口。” 然而，在吳良鏞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之時，他那句“中國建筑規劃市場熱火朝天，為何中國建筑師一般只作為合作者，充當配角”的問話，卻仍然無解。 美好環境的締造更寄托于建筑師高尚的心靈 至今吳良鏞還帶有7名研究生，并且堅持每學期為本科生上《人居科學概論》第一課和最后一課 “我這個腿啊，疼，走不了路了。” “那您還會時常給學生們講學問么？” “只要身體還可以，我現在還給同學們上課呢！” 坐在本報記者身邊的吳良鏞，顯得平靜，與世無爭，他唯一感到遺憾的便是自己行動不便。而他的一位研究生說，至今吳良鏞還帶有7名研究生，并且堅持每學期為本科生上《人居科學概論》第一課和最后一課。2008年，吳良鏞因病住院治療，他還堅持打電話與自己的學生溝通。他認為，每一個學生都是不同的，“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副所長毛其智記得吳良鏞說過，人類美好的物質環境和世界應同時締造，美好環境的締造不僅在于建筑師的專業水平，更寄托于建筑師高尚的心靈。 1948年在吳良鏞赴美留學前夕，林徽因讀到梁思成寫好的推薦信后，又提筆增添，“少有的刻苦、淵博，少有的對事業的激情，多年與困境抗爭中表現出的少有的堅強。” 如今，在許多上了年紀的學生眼中，吳良鏞是一個工作狂。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說：“吳老獲獎以后，我去他家看望他時，他遞給我一部厚厚的《人居史》書稿，這本書已經幾易其稿，但還在反復推敲。” 更讓單霽翔吃驚的是，吳良鏞還帶他登上位于樓頂的不久前租借的房屋中。“這里被改造成新的工作室，大量的圖紙、資料堆放在房間里。我知道，在這里，吳良鏞新的工作已經開始。” 許多人以為，在吳良鏞獲得至高榮譽以后，他可以激流勇退了，但是吳良鏞卻更加忙碌。 在他此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之后，全國各地城市發來的邀請函像雪片一樣飛到他的辦公桌上。 “到處都邀請他去設計規劃城市，吳老先生非常想去考察，還想再為多幾個城市規劃出合理的布局來，濟南、魯西南他都想再去看看，但是已經90歲了啊，身子骨不行了。”他的學生、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川告訴本報記者。 2月29日傍晚，在吳良鏞住所樓下，記者向外出歸來的吳良鏞介紹了濟南的城市發展情況，他頻頻點頭說好，當記者問及對現在濟南舊城改造還有什么想法時，他望著記者良久，說，他上一次去濟南還是生病之前，因此現在不好說。 對于記者想要繼續提問的沖動，90歲的吳良鏞拄著拐杖，很認真地說：“你想提的問題，我現在可能回答不了了。”(記者張榕博) 中國規劃網北京3月9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