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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州遲暮：除了交通，還有文化
　　早在隋唐時期，揚州已是聞名于世的“國際化大都市”，其人口眾多與商業繁華的城市景觀，大約只有北宋都城汴梁可以相比。明清時代的揚州，借助富可敵國的鹽商，又成為全球最奢華和消費文化最發達的城市。這方面的記載，可以說遍布揚州的地方文獻。但在今天面對古代的揚州，很容易想到《浮士德》里的名句：“你是多么美呀，請你暫停！”是的，揚州在現代時期的迅速衰落，就像一個無比豐腴、富貴、嬌艷的美婦人突然遭遇無法承受的打擊，人們甚至來不及記下她的絕代風華，來不及為她的命運變故唱一曲挽歌，一切就成了明日黃花。
　　揚州作為江南工商業城市的杰出代表，本身也是中國古代城市的典范形態之一。它在現代時期像“樓蘭美女”一樣“突然死亡”，是我們研究江南城市時一個重要的“標本”。傳統工商業中心城市多以便利發達的水路交通為家底，同時，在交通中區位優勢的消長與交通工具的變革也在深層次決定著城市的興衰。揚州也是如此。如果說古代揚州興盛的主要原因是隋煬帝開鑿大運河，那么，導致它衰敗的直接原因是鐵路這種現代交通系統的出現。最早道破其中天機的，其實不是城市研究學者，而是那個“生怕多情累美人”的現代作家郁達夫。在《揚州舊夢寄語堂》中，郁達夫寫道：“自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渠以來，這揚州一郡，就成了中國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歷宋，直到清朝，商業集中于此，冠蓋也云屯在這里。既有了有產及有勢的階級，則依附這階級而生存的奴隸階級，自然也不得不產生……但是鐵路開后，揚州就一落千丈，蕭條到了極點。從前的運使，河督之類，現在也已經駐上了別處；殷實商戶，巨富鄉紳，自然也分遷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護之區，故而目下的揚州只剩下了一個歷史上的剝制的虛殼，內容便什么也沒有了……”這段描寫，盡管文學性很強，但與城市社會學家的研究卻是高度一致的。城市與鄉村相比，最大的特點是人口與資源的集聚，美國城市學家芒福德就把城市比喻為一個“容器”。對于城市而言，人太多、商業太繁華固然不理想，但這還不是最壞的結果。而最壞的結果無疑是“人去城空”。一個城市一旦喪失了對人口、資源與資本的吸引力，這時距離它解體的日子也就為時不遠。如同許多曾經繁華一時的商業中心城市，一旦揚州的交通優勢不再，城市的商業功能和各種寄生性的消費產業也就隨之凋敝，原來擁擠不堪的城市人口四散而去，“門前冷落鞍馬稀”的結局就不可避免。

　　但除了交通因素，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文化的性質。關于揚州的這一方面，是另一個著名的現代作家、藝術家豐子愷先生發現的。在散文《揚州夢》中，豐先生記述了他的一段真實經歷。有一天，他教孩子們讀南宋姜夔的《揚州慢》，當念到“二十四橋仍在”時，再也按耐不住內心的激動與向往，于是帶著學生前往維揚勝地，想親自驗證一下二十四橋到底還在不在？接下來的敘述很生動，不妨給大家讀一讀——

　　到大街上雇車子，說“到二十四橋”。然而年青的駕車人都不知道，搖搖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人表示知道，然而他卻忠告我們：“這地方很遠，而且很荒涼，你們去做什么？”我不好說“去憑吊”，只得撒一個謊，說“去看朋友”。那人笑著說：“那邊不大有人家呢！”我很狼狽，支吾地回答他：“不瞞你說，我們就想看看那個橋。”駕車的人都笑起來。這時候旁邊的鋪子里走出一位老者來，笑著對駕車人說：“你們拉他們去吧，在西門外，他們是來看看這小橋的。”又轉向我說：“這條橋以前很有名，可是現在荒涼了，附近沒有什么東西。”

　　姜夔詞中的“二十四橋”，源自杜牧的“二十四橋明月夜”，聯系唐代另一位詩人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可知“二十四橋”是揚州城的文化標識。但到了現代時期已凋敝如此，當然會叫人百般感慨：為什么一個好不容易打造出來的城市品牌，會如此容易泯滅和被遺忘，而且又是這樣快、這樣干凈和徹底。在很大程度上，這是揚州文化過度商業化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如同政治地位低下的商人一樣，中國古代的商業城市也是最缺乏保護的，一旦它的實用價值消失，所有的政治寄生蟲就會迅速轉移并卷走所有的資源，城市的地位和影響于是一落千丈。另一方面，這與作為揚州文化主體的商人也有很大關聯。寄生于農業社會中的商人，目光短淺，見風使舵，缺乏堅定的政治抱負與遠大理想，只會享受和消費，對文化也只是附庸風雅或淺嘗輒止，不可能指望他們為一個城市的文化負責。
　　花園蘇州：一個文化城市的隱憂

　　與總想成為政治中心的南京、一心一意想過好小日子的杭州，以及不知明朝夢醒何處的揚州相比，在江南城市群中，最像江南的是蘇州。與北方城市相比，江南城市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經濟發達。據經濟史家的研究，在明清時代，蘇州就是“一個以府城為中心、以郊區市鎮為‘衛星城市’的特大城市”。這種經濟上的優勢一直保持至今，蘇州經濟在當代長三角城市群也是數一數二的。與北方城市相比，江南城市的第二個特點是景觀漂亮。“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在中國城市中，蘇州就像一個大花園，這也是無須贅言的。其中要強調的只有一點，就是蘇州園林最能代表江南園林的特色。陳從周先生有一篇《園林分南北 景物各千秋》，其中講江南園林擺脫了北方皇家園林的“庸俗”，充滿了“清雅平淡”的“書卷氣”，好像都是講給蘇州的。最有意思的是，陳先生不是以建筑史家，而是以一個散文家的身份寫這篇文章的。所以，這仍應該納入現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變遷的范圍。
　　蘇州是典型的園林城市。蘇州的好，不在于園林的規模與豪華，而是提供了一種有別于城市政治、經濟功能的文化空間，使自然山水、鄉村文明與城市發展水乳交融，多元并存，提供了一種有價值、有意義的感性生活空間。當代作家陸文夫、余秋雨對此都有生動的描寫：

　　“阿要白蘭花啊——”，小巷里又傳來了女子的叫賣聲，這聲音并不激昂慷慨，除掉想做點買賣之外，也不想對誰說明什么偉大的意義，可我卻被這聲音激動得再也無法入睡了……

　　“阿要白蘭花啊——”，那悠揚的歌聲漸漸地消失在春雨里。（《深巷又聞賣米聲》）

　　柔婉的言語，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園林，幽深的街道，處處給人以感官上的寧靜和慰藉。現實生活常常攪得人心志煩亂，那么，蘇州無數的古跡會讓你熨貼著歷史定一定情懷。有古跡必有題詠，大多是古代文人超邁的感嘆，讀一讀，那種鳥瞰歷史的達觀又能把你心頭的皺折慰撫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這里休憩來的。他們不想在這兒創建偉業，但在事成事敗之后，卻愿意到這里來走走。蘇州，是中國文化寧謐的后院。（《白發蘇州》）

　　這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霍華德“花園城市”，或者說很好地體現了芒福德講的“文化是城市的靈魂”。盡管在當代城市化進程中，蘇州傳統的城市空間與文化功能已有變異，一些現代城市的壞習氣也沾染了它，比如你到吳中第一名勝虎丘想拍一張全景，就很難繞開亂七八糟的電線桿。但與其他江南城市相比，蘇州城市化的代價又是最小的。它的舊城區保存得相對完好，它的市民與前工業化時代依稀相仿。這是在今天的蘇州，每一個普通人都如同古代的“江南游子”，在這里仍可以重溫“深巷明朝賣杏花”的舊夢，并找到家園感的根本原因。

　　上海：農業民族的“愛欲”和“惶恐”

　　關于現代國際大都市，我曾把它比喻為“壞女人”。一方面，它渾身散發著現代的性感、光澤和其他刺激人的濃烈氣息，非常誘惑人，特別是容易誘惑剛進城的農村人。但另一方面，由于這個女人與我們熟悉的古典女性在形象、性格、氣質上差別巨大，在我們和她的交往中，存在著很多我們完全不熟悉、甚至是從心理和情感上十分厭惡的游戲規則，這是很多人又總是強烈地希望擺脫這個“現代圍城”的根源。也可以說，在對上海這個現代大都市的態度上，最鮮明地見證出我們這個傳統農業民族對現代世界的“愛欲”和“惶恐”。
　　實際上，這種特別矛盾的態度和這份特別復雜的情感，從上海剛開始有國際大都市的模樣時，就被當時的評論家異常敏銳的嗅覺發現和捕捉到了。1904年，在蔡元培主編的《警鐘日報》上，曾發表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其中寫道：

　　上海何以美？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勢，宜其組織特色文明，隨上海潮流，灌注全國，使全國人飽飲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飽飲吾上海文明乳汁。果爾，則全國人民腦智之發達，皆受吾上海人之賜，全地球人民腦力之擴充，皆食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榮耀，即上海榮耀。上海形勢既不辜負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負此上海形勢？

　　上海何以丑？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上海人不能愛惜此天然形勢，碎裂上海地圖，拋棄祖父白骨，失寸失尺，漸漸干沒入白人手中，宜其低頭于白人勢力圈下，上海人之主權，從此掃地，上海人妻孥之墮落，永無了期。嗟嗟，風月主人，宛其死矣，迷離妖夢，尚未醒乎？怪哉上海人，執幾重奴券，似有余榮，受無數痛鞭，居然不覺。丑哉上海人，雖傾西江之水，洗不盡上海之污點。

　　這其中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作者對上海獨特的區位優勢和現代文明成果報以最高度的贊美，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對上海作為西方殖民文化的大本營和集散中心表達了最憤怒的情懷。實際上，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對城市的態度依然沒有超出這個原型結構。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以“中國城市化是偽城市化”為代表，各種“逆城市化”、“反對國際大都市”的輿論與思潮日見高漲，其中也包括不少的城市規劃、城市社會研究的專家，但從深層看，他們只看到城市化帶來的城市病和社會問題，卻忽視了城市化進程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進步。他們不明白的是，當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大都市強則國家強，大都市弱則國家弱”，還可以說，他們對城市的理解和態度，只是接近了百年前那個不知名作者的一半，而且是消極的一半。這在某種意義上也表明，現代作家對江南城市的解讀與認識，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思考。

　　在這篇文章中，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文末發出的“腐朽所蒸，香草怒生焉，艱危交逼，人才崛起焉”。從原理上講，這完全符合城市社會學家對大都市發生與發展的一般看法，即社會的多元化與文化的多樣性及其各種成分之間的混亂和沖突，本身就是一個現代大都市發生必需的肥沃土壤，因而，在這篇充滿文學戰斗激情的評論中，恰好揭示出現代上海之所以最終能夠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的必然規律。把上海和南通比較一下，就不得不驚嘆這位作者的遠見卓識。在中國現代城市群落中，南通曾有“近代第一城”的美譽。張騫長達30余年的實業救國、地方自治和社會建設，使南通在很多方面為當時的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所不及。但由于張謇的“花園城”和“新世界”建立在對社會的多元化與文化的多樣性的壓抑與限制上，使南通既無法吸收到全世界的資源與資本，也無法獲得真正國際化的視野與素質，因而最終在群雄逐鹿的現代城市化進程中黯然退場。與之相比，上海之所以被稱為大上海，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個“五方雜處”的高度異質化社會，無論是西方列強，還是地方政府，也包括青紅幫和其他社會組織，誰也不可能單憑一己之力就決定上海的命運。盡管這給人的感覺是“世喪道也”，但另一方面，這恰好也為“亂世英雄起四方”提供了自由活動的舞臺。而激烈而殘酷自然競爭與野蠻比拼，不僅有助于資本與資源的迅速集聚，同時也培養了人處理復雜問題與局面的頭腦和生存競爭能力，所以，最后不是井然有序的南通，而是像上海這樣的十里洋場才成為中國現代大都市最好的搖籃。

　　但是問題也在這里。上海這個現代化大都市已經矗立在世界東方，但它究竟是不是我們民族所希望的那個城市家園，或者說，在這個過于西化、過于物化、過于商業化的現代大都市中，我們這個傳統的農業民族究竟能不能安身立命，都是值得繼續探討和嚴肅追問的。在這個意義上，讓走得太遠的上海，以及在當代城市化進程中以上海為榜樣、走得過急、過快的中國城市，重新回顧一下江南城市的現代進程，特別是現代作家對這個進程的意見與批評，我想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應該是必不可少的。
   （編輯：劉堃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