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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國就像一條穿越時空隧道的巨龍，龍頭已經開始與全球一體化和信息時代的最前沿對接，龍身正在工業化的浪潮之中翻騰，而龍尾還深深地扎在農業文明的泥土之中。隨著全球化浪潮的風起云涌，巨龍翻身，三種文明疊加在一起，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轉型和跨越。
    于是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就必然伴隨著一系列帶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出現。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依賴于沿海地區“三高一低”的發展方式，但隨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世界經濟格局重構和我國可持續發展需求的日益高漲，這種盲目追求GDP的發展之路已經被事實證明是走不下去的——我們的基尼系數已經高到了危險的邊緣，我們對生存環境的破壞愈演愈烈，我們的城鄉差距堪稱世界之最，有人曾深有感觸地說：“要知道美國有多富，就去美國的農村去看看；要知道中國有多窮，也請到中國的農村去看看。”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國的現代化不能以犧牲農村地區的發展換得城市的繁榮發達。人口基數龐大、生產生活落后的農村地區，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瓶頸”，“三農”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2004年，中國進入人均GDP1 000~3 000美元的關鍵時期。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這是一個產業結構加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政治體制需要創新的轉型時期，機遇與風險并存。
  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進城鄉一體化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被提到前所未有的國家戰略高度，推進城鄉一體化成為運用科學發展觀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和諧社會的重要戰略抓手。中國正式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城鄉一體化時代。
   “三農”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也是世界性的難題，要想解決談何容易！城鄉一體化是新戰略新思路，實踐不多成功更少，解決這些難題路在何方？
    不妨讓我們放眼全球。從國際經驗看，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也曾出現過各類不可調和的矛盾，為此霍華德曾提出過“田園都市”的理想，雖然沒有大規模推廣，但足以讓我們對集合城鄉兩者優點的和諧城市產生美好的期望。美國的城市化以大規模土地開墾為基礎，寬松的土地政策加速了農業技術發展，主要是為滿足工業化、城市化對農產品的需求；歐盟推行發展中小城市策略，促進城鄉結合協調發展；日本以中心城市為依托，帶動周邊地區經濟技術發展，形成創新都市圈；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實施“新農村運動”，政府大力倡導“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在政策、資金、教育等多方面支持農村自治，使“新農村運動”發展為國民精神運動，使農村現代化與工業化、城市化同步推進。
    從國內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實踐來看，“三農”問題也一直是多年以來盤踞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上的一塊巨石。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有識之士如梁漱溟、盧作孚等就開始從理論到實踐上探索中國農村的復興，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鄉村運動，但在那個整個中華民族都面臨著生存危機的特殊年代里，這種探索最終也只能帶有一種個人化的理想主義色彩。
    建國以后，為了快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只能對農產品采取“剪刀差”的方式來支持工業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模式也導致了城鄉差距日益擴大，數億農民在大力支援城市經濟發展的同時，卻始終無法享受到應有的現代文明，以至于有人曾激烈地批評這種傾斜的結果是“城市在九天之上，農村在九天之下”。
    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也一直在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和辦法，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乃是簡單地將其理解為“變鄉為城或變城為鄉”，以往的思路片面地以為多發展城市、設法減少農村就是城市化，這實際上卻限制了農村的發展。因為城鄉一體化并不等同于城鄉一樣化，盲目取消農業、消滅農村都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
    人口高度聚集、制造業和服務業高度發展是城市的基本特征，而綠色、恬靜、生態和低密度則是鄉村的本色。“城鄉一體化真正的內涵和目標，是強調消除城鄉之間的對立、分割狀況，在保留城鄉各自特點的基礎上，創造平等統一的新型城鄉關系，人們無論居住在城市還是農村，都能享受現代化的文明生活。”
    從世界范圍的實踐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沿襲“城鄉隔離—城鄉聯系—城鄉融合—城鄉一體”的軌跡，而城鄉一體就是城市發展的最高階段。2005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提升至43?41%，正由“城鄉聯系”向“城鄉融合”發展階段轉變，城鄉一體化任重而道遠。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沿海的發達城市在改革開放的優惠政策之下，以工業化推動城市化，實現了階段性的城鄉一體化。數量更為龐大的中西部城市應該怎么辦？它們比沿海城市更迫切需要解決農村極端落后的困境，然而由于自身基礎薄弱，市場化程度較低，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來改變城鄉關系的可能性很小，更重要的是，它們已經不能再走盲目工業化的老路。雖然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西部開發”和“振興東北”等區域性經濟發展支持政策相繼出臺，但這些政策大多是通過投資具體項目來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終究對于農村影響甚微。
    讓人欣喜的是，成都這個西部城市再一次成為先行者和領頭羊。2004年以來，眾多全國性高端媒體開始爭相報道成都在城鄉一體化方面的理論探索和成功實踐：央視《新聞聯播》、《新聞調查》欄目相繼播出成都“城鄉一體化”專題；中央黨校“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課題組專文高度評價成都為推進城鄉一體化所做的努力；中國社科院與成都市委合辦“成都論壇”，總結出了“政府創新政策環境、市場活化經濟資源、城鄉統籌和諧發展”的“成都方式”； 第三屆城市競爭力國際論壇以“城鄉一體的中國城市化道路”為題，深入探討了成都方式在中國城市化道路上的示范意義。隨著“五朵金花”、“三個集中”、“蒲江模式”等關鍵詞相繼成為全國熱點，城鄉一體化的成都方式終于高調走上前臺。
    面對如此高的曝光率，如此高的評價，我們不禁要問：“成都，你到底發生了什么？”
    成都實驗
    可以說成都是第一個啃“城鄉一體化”這塊硬骨頭的城市。
    成都是一個典型的大城市帶大農村的地區。全市人口1 060萬，農民就占了2/3，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人均只有八分地。雖然城鄉之間地理距離很近，但經濟社會落差很大，城鄉統籌成了成都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回避不了的突出問題。“成都不能只搞幾百萬人的城市化，而要搞一千多萬人的城市化，”成都市委書記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中這樣說道：“這樣的農業、這樣的農村、這樣的農民，如果沒有點革命性的措施是走不上富裕的道路的。”
    早在2003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就開始醞釀和思考城鄉統籌，并且把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作為成都最重要的城市發展戰略之一。當年3月，由市長帶領市級有關部門赴部分區（市）縣調研，確定在雙流、郫縣、龍泉驛、大邑、都江堰5個區（市）縣就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城市化進行試點。2004年，成都市委又提出了推進城鄉一體化“六句話”的基本要求，即“以中心城區、縣城和有條件的區域中心鎮為重點；以科學規劃為龍頭和基礎；以產業發展為支撐；以建立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機制為關鍵；以制定和完善相關配套政策為保證；以農民身份的轉變為著眼點和落腳點”。
    從此，這場全市上下齊心協力向城鄉一體化改革發起的攻堅戰拉開了歷史的序幕。在這場改革中，成都的跨越式發展理念得到了時代的關注，農村、農業、農民的命運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城市和鄉村的二元關系則在歷史的碰撞中發生了奇妙的融合，城鄉一體化的成都方式得到了升華。
    縱觀這次改革，成都方式的成功在于它是城鄉一體、統籌推進的城市化，是以中心城區為心臟，以郊區（市）縣為四肢，通過“三個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和“三大重點工程”（農業產業化工程、農村扶貧開發工程、農村發展環境建設工程）打通城市規劃和城市產業鏈這任督二脈，以“政府規劃推動，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推進城鄉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科學規劃是龍頭。
    成都構建了“18366”城鄉規劃發展體系，形成1個由特大城市（含6個近郊新城）、8個中等城市、30個小城市、60個新市鎮以及600個左右的中心村（農村新型社區）構成的現代化大都市發展格局。全市19個區（市）縣及高新區分成中心城區、近郊區、遠郊區三個圈層，中心城區加快城市化進程，充分發揮大城市對大郊區的輻射、吸納、帶動作用；近郊區主動接受中心城輻射，發揮區位優勢；遠郊區強化產業支撐，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并根據當地優勢發展特色鄉鎮。由于把廣大農村納入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產業發展規劃的范疇通盤考慮，許多公共設施、社會事業等以前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文明與實惠都隨著規劃延伸至了鄉村。
    城鄉一體化，產業支撐是基礎。
    通過“三個集中”節約大量土地資源，降低了配套成本，大幅提高投入產出率；在不具備城市化和工業化條件的其他農村地區，立足自身特色資源發展產業化特色農業，針對中心城市大市場的有效需求，結合第三產業拉長農業的作業鏈和價值鏈，有力地促進了生產方式轉變和農民增收，帶動了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發展的良性互動。錦江區紅砂村、郫縣農科新村、邛崍花楸村、蒲江縣、都江堰灌區等都是“三個集中”成功的典型。
    首先，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實現了產業聚集效應。采取“政府統征整理土地，租售并舉，分區經營，分步建設，市場運作”的開發模式，將全縣的重點建設投資主要安排在工業園區規劃地區，以提高園區承載能力。
    其次，農民向城鎮集中變市民。通過新建農民小區、開辟就業門路、土地換社保、統籌安排征地補償、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的多頭并進，積極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
    最后，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推進農業現代化。按照“堅持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使用權”的原則，加快土地整理，進一步規范土地流轉機制，實施土地規模經營，推進農業生產經營向工廠化、企業化方向發展。
    鄉村旅游就是成都將農業與現代服務業成功嫁接的產物，它源自于農家樂的發展。自1987年首個農家樂在郫縣農科村問世以來，成都市近郊區縣相繼出現了利用庭院、堰塘、果園、花圃、農場等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和鄉村人文資源，為游客提供以農業體驗為特色的觀光、娛樂、勞動、住宿、餐飲、購物等綜合服務的經營實體，俗稱“農家樂”。
    走過十年的發展歷程，農家樂發展成以吃農家飯、居農家屋、觀農家景、干農家活、享農家樂為主要特色的鄉村旅游接待點，改變了從前單一的經營形式，形成了以農家樂、鄉村酒店、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旅游古鎮為依托的鄉村旅游發展格局，并逐步發展成集休閑娛樂、康體健身、美食購物等要素于一體的鄉村旅游業態，成為成都旅游的一大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各區縣由此衍生出來豐富多樣的節慶活動，如“雙流枇杷節”、“龍泉驛桃花節”、“新津梨花節”、“錦江梅花節”等都已經成為成都鄉村休閑度假旅游的品牌。
    目前全市農家樂數量已達5 596家，以鄉村旅游為特色的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1家、國家AAA級旅游景區1處，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4個，農家樂直接就業人員5?8萬人，帶動相關就業人員29萬人；實現旅游接待收入7?3億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實現收入16?3億元。小小的農家樂撬動了鄉村旅游業的發展，創造了離土不離鄉、農民就地市民化、就地享有城市文明成果的城鄉一體化的新思路。
    龍泉驛桃花節龍泉驛屬于淺丘地區，當地農民歷來有種植桃花的傳統，一年一度的國際桃花節期間，除花展外，龍泉驛經濟技術開發區也借機開設招商引資洽談會、客家親情聯誼會暨水龍節等形式多樣的大型活動。僅2004年，國際桃花節期間龍泉驛就接待游客239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2?98億元，其中農家樂直接收入就達到6 100萬元。國際桃花節已經成了龍泉驛最靚麗的一張名片，桃花節不僅繁榮了農村經濟，提高了龍泉驛的知名度，也大大促進了區域內三次產業的交叉發展。
 

   （資料來源：根據《成都日報》整理）
    城鄉一體化，城區郊縣結對子。
    在城鄉一體化的大原則下，中心城區的市場、信息、品牌等資源與遠郊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實現優勢互補；中心城區的大量用工需求吸納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并創造出了農民進城集中居住和農村土地規模經營的先決條件。
    從本質上看，城區、郊縣結對子的方式是對傳統的城鄉差別發展戰略的調整，突破單一的行政區劃對市、鄉村之間要素的限制配置，產業合理分工，建立城鄉融合機制，使城鄉一體化的推進形成更加開放的格局。
    目前已有青羊與蒲江、錦江與金堂、金牛與邛崍結成對子，主要在就業、產業、干部、人口等方面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互動嘗試。
    就業方面，城區可以利用郊縣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開展勞動力“訂單式”培訓，定期發布用工信息、召開勞務招聘現場會。成都企業內農民工的工資水平相差并不太大，失地農民更容易接受在成都市區內工作。
  產業方面，城區土地資源往往受到限制，郊縣則可以利用土地整理的方式，為城區提供用地指標，如青羊蛟龍工業園中的企業向蒲江工業集中發展區遷移；錦江和金堂合作的九龍服裝工業園項目與金牛和邛崍共建的工業園；城區采取訂單方式，在郊縣建立農產品加工基地，如金牛的公司在邛崍建立的獼猴桃種植基地；雙方還可以整合招商資源，統一包裝，相互、交叉引進企業。
    干部方面，雙方互派干部進行異地培養鍛煉，讓城區干部到艱苦的環境中去得到更全面的鍛煉，郊縣的干部學習中心城區的先進管理經驗、思路和方法。
    人口方面，雙方將打破地域界限，符合條件的農民可在對方農民新居工程中安居創業。城區通過開發新社區服務崗位、工業集中發展區，就近解決進城農民的就業問題。郊縣依托生態優勢，采取多種方式吸引城市居民前去創業或居住。
    金堂蔬菜水果店開進錦江區
    10月24日，錦江和金堂借助資源互補優勢，金堂縣在錦江區華興社區開了第一家蔬菜水果專銷店。
    這里蔬菜、水果種類相當齊全，有蘿卜、苦瓜、黃瓜、冬瓜、生姜等，還有金堂的柚子、苕粉、柑橘等特色農產品。錦江區有關負責人介紹說，為方便金堂縣在成都設立專銷店，錦江區暫時免去了專銷店每月3 000元的租金， 通過這項合作，還直接解決了金堂縣8個農民的就業問題。

   （資料來源：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成都日報》）
    三年來，成都的城鄉一體化如火如荼，由區縣試點至全面鋪開，12 39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處處聽聞城鄉和諧交響曲。城鄉一體化的成都方式，不但得到了廣大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的高度認同，也給廣大農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收益——成都5個中心城區的農業人口全部登記為居民戶口，除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外，現行政策條件下作為農民身份的土地收益權、集體經濟分配權依然保持不變，成都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003年的2?64∶1縮小到了2005年的2?53∶1。
    專家看成都城鄉一體化

    牛文元（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組長、首席科學家）：“應當說，成都市城鄉一體化的實踐是探索有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一個典型事例。”
    蕭灼基（著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常委）：“成都深入推進城鄉一體化，走城鄉同發展共繁榮之路，我很贊賞。”
    易中天（廈門大學教授）：“對成都這樣一個包含著大城市和大農村、中心城區和遠郊縣的地方來說，城鄉一體化抓住了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要跳出‘農’字解決‘三農’問題，縮小城鄉差距。通過推進城鄉一體化，成都市突出重圍，走上了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
    郭曉鳴（四川省社科院農科所所長）：“如果提煉‘成都方式’，最大的亮點就是注重以生產要素的城鄉合理配置為切入點，實施了開放式的城鄉一體化。”
    陸學藝（中國社會學會會長，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它的城市化不是為成都這300萬人、400萬人的城市化，而是搞成都1 600萬人的城市化，它把農民考慮進去了，這個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