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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的真正地位是“古都衛(wèi)士”，他的塑像進入了清華園名人堂。三十年過去了，歷史終于是公正的。但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底出了什么差錯，古都的大批建筑為什么就此不保，種種原因，并沒有得到仔細總結。中國歷史上許多想不明白的問題，大都是因為大家把中國孤立了起來，沒有把它放回到世界背景下去分析。費慰梅（Wilma Fairbank）寫了一本《梁思成和林徽因》（Liangand  Lin），翻譯成大陸中文版的時候，書名改為《中國建筑之魂：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很是對頭。如今關于梁思成的文章很多，梁家的美國友人，最直接地點明了實質。 
    在所有關于梁思成的論述中，費慰梅的傳記最清楚表明：梁思成的“古建筑保護”的計劃，是被五十年代“全盤蘇化”的社會運動沖走的，或者說是被蘇聯專家扼殺的。費慰梅的丈夫是費正清，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做了六十年的朋友。他們兩家三十年代在清華結識，四十年代密切交往。此后的三十年，中美交惡，兩家分居在清華和哈佛，直到最后幾年才恢復交往。費氏在美國是“親華派”，受到“麥卡錫主義者”的追查，而梁思成也因家庭出身、學業(yè)背景和后來積極改造學習蘇聯的緣故，戴足了“封、資、修”的帽子。整整一個時代，費氏夫婦對中美蘇三角關系的理解是最深刻的。費慰梅認為：梁思成古都保存計劃的失敗，完全是蘇聯專家排擠的結果：“1950年至1960年間，大批涌入中國的蘇聯專家堅持政府必須以×××為中心。而且，×××前的廣場必須擴建以備公眾集會和游行。他們設想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和紅場的翻版。” 
    據“營造學社”的羅哲文說，1948年解放軍攻城之前，張奚若代表中共高層潛入北平，請教梁思成如何保護北京的古跡，夫婦倆很是興奮，并決定不南下臺灣，參加古都北平的修復建設。費慰梅則了解到，梁思成當時建議的方案是：北京為政治、文化中心，不作工業(yè)和經濟中心；限制北京的工業(yè)，減少交通、人口和住房建設；保存紫禁城和城墻城樓；老城新建筑不超過三層；在西郊按平行的中軸線建造新的行政中心。在不少回憶錄中都提到中共中央曾經討論過梁氏方案，如果沒有蘇聯專家的介入，梁思成北京古建筑保護計劃，或許能夠實現——那就是一個不同現在的北京城了。 
    蘇聯專家竭力主張在北京建設一個比莫斯科紅場更加雄偉的廣場。我們知道，斯大林對延用狹小的克里姆林宮和紅場一直耿耿于懷，他把紅場入口處的幾個小教堂都拆了，還是不能顯出蘇維埃政權的宏大廣闊。1931年，斯大林把位于莫斯科河對岸的“救主大教堂”炸掉，預備造一座415米高的“全俄蘇維埃宮”，超過美國的最高建筑——407米高的“帝國大廈”。“救主大教堂”是俄羅斯最壯麗的教堂，為紀念1812年反法戰(zhàn)爭勝利而建，曾經是全俄的精神支柱。斯大林毫不痛惜地炸掉，是要騰出空間建設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三四十年代的莫斯科建筑，以趕超美國紐約、芝加哥的高層建筑為目標，被“冷戰(zhàn)”思維所逼迫。 
    “二戰(zhàn)”爆發(fā)后，莫斯科的“蘇維埃廣場”流產了。但是，蘇聯專家們卻在五十年代把這種“趕英超美”的廣場理念帶到中國。“老大哥”在政治和業(yè)務上的無上權威，壓住了梁思成的本土方案。保護古都的計劃成了“全盤蘇化”的犧牲品，中國也走上了“好大喜功”之路。 
    梁思成和林徽因受的是“中體西用”的教育。費慰梅說，當年梁和林求學的賓州大學建筑學系，位于費城，受法國影響，是美國“布雜藝術”（Beaux－arts）的中心，梁思成在這里接受了“古典主義”。同時，費氏反復強調，梁思成是“民族主義”者，主張保存本民族的建筑藝術。梁思成屬于把“古今中外”融合起來的一代學人。那是經過近百年的磨練，終于在三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生成的一種比較寬容理性的文化理想，可惜在五十年代東西方“冷戰(zhàn)”對峙中消失了。梁思成是建筑學界的代表，其實，他的“古建筑保護”計劃受“好大喜功”的蘇聯思潮沖擊，其情形并不比其他學科更嚴重，只是后果明顯，容易談論而已。 
    1998年在哈佛逗留的時候，聽了很多費氏故事，知道費慰梅臨終前為了卻她與費正清的中國緣，孤身一人寫作懷念亡友梁思成夫婦的著作。如今捧讀此書，果然讓人感到了歷史的蒼涼和悲哀。（李天綱）
    費正清畢生都在從他的哈佛大學的基地出發(fā)向西方介紹中國，他常常被說成是“二次大戰(zhàn)后在美國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創(chuàng)造了現代中國研究的領域”①。 
    1932年他在北京和我結婚的時候，我已經和他有了共同的愛好，當時我們都是二十多歲的大學畢業(yè)生，他來自南達科他，我則來自麻塞諸薩州的劍橋，我們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愛的，我當時的特殊愛好是中國藝術，他則喜歡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 
    我們在北京東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住了下來，找了中文老師，就開始學習語言。在課余時間我們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廟里考察，它們都是著名勝地，但是對我們更有吸引力的是高聳的墻和門樓，這些也環(huán)繞著當時的北京。墻內，那無窮無盡的生活戲劇就在大街上上演著。盡管我們在考察中充滿了喜悅，但不過是那些迷人景象的看客。 
    大約在我們婚禮后的兩個月，我們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后會持續(xù)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都迷住了。他們很年輕，相互傾慕著，同時又很愿回報我們喜歡和他們做伴的感情�；眨╳hei）——她為外國的親密朋友給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別的美麗活潑。思成則比較沉穩(wěn)些。他既有禮貌而又反應敏捷，偶爾還表現出一種古怪的才智，倆人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絕的言語和笑聲平衡著她丈夫的拘謹。通過交換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來到北京的。這又引起她講述了她自己在倫敦一年中學生生活中的一些故事。 
    當我們分別的時候，她問我們住在哪里。當知道他們的房子離我們不遠，就在大街的盡頭東城根下，我們同她一樣感到驚奇。他們很年輕，又住得那么近，真使我們喜不自勝。 
    打這兒開始，我們的友誼與日俱增。我們很快就知道，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西方建筑學的思成，已開始了他作為中國第一位建筑歷史學家的研究工作。這使他在以后的年代里獲得了國際上的承認�；帐撬�在建筑學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紀念的原因則在于她畢生所寫的詩篇。 
    思成和徽都是出身名門，他們的父親都是名人。通過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們，許多領域都向我們敞開了大門。我們已不僅僅是消極的看客。而當第二年正清當上了清華大學的教師時，我們感到真正是它的一部分了。 
    隨著故事的展開，我們四人多年來保持親密友誼將十分明顯。我們比他們多活些年原本不足為奇。他們的生命通過幾十年的軍閥混戰(zhàn)，民族主義革命，日本侵略，殘酷的內戰(zhàn)以及嚴厲的管制，都耗費在追求他們的理想目標上，最后被他們自己的嚴重疾病所壓倒。這本書的寫作，不僅是為了追述他們和如此眾多的其他人的命運，而且也是為了紀念他們的成就、創(chuàng)造力，仁慈及支持他們勇氣的幽默感。 
    梁思成先生1901年4月出生于日本，父親梁啟超是中國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著名學者、清華國學院導師。梁思成出生時，正是梁啟超流亡日本之時，他的出生給這個動蕩不安的家庭帶來了欣慰。梁啟超給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業(yè)有成。
　　中華民國成立后，梁啟超一家回國，先住天津，后搬至北京。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華學校，開始了8年的清華求學生涯。
　　清華求學期間，梁思成才華出眾，愛好廣泛，對音樂、美術、體育都有濃厚興趣。在全校運動會上，梁思成撐桿跳高曾獲第一名。他的器械運動技能精湛，馬約翰先生晚年還記得梁思成當年體育是好樣的。梁思成在音樂方面有很好修養(yǎng)，他與黃自等人組織合唱團，學校成立管弦樂隊后，他是第一小號手并任隊長。他的美術尤其出色，深得美術老師稱贊。曾被美術老師指定和聞一多、楊廷寶等人組織一個“研究藝術及與人生關系”的藝術團體“繆斯”，活躍了學校文化藝術氛圍。
　　梁思成不但多才多藝，還是學生運動領袖之一。1919年“五四”運動中，他是清華“愛國十人團”和“義勇軍”等社團的中堅分子。一次，梁思成和同學進城宣傳被拘，他與其他人一起堅持斗爭，迫使軍閥政府派一名參議員當眾道歉，在軍樂隊護送下凱旋回校。由于他具有冷靜而敏銳的政治頭腦，被同學譽為“一個有政治頭腦的藝術家”。
　　1923年梁思成于清華畢業(yè)，1924年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學習建筑，開始了作為建筑家的光輝生涯。
　　梁思成出生之時正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之際，在學校和家庭里都受到深切的愛國主義教育。在外求學時，他看到外國博物館收藏著不少被帝國主義掠奪去的我國文物珍寶，看到許多西方國家對古代建筑文物都有妥善保護并有專門機構進行長期而系統(tǒng)的研究，而僅有的幾部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著作都是外國人寫的，深感這是一種民族的恥辱。從那時起，他就下決心要寫中國人自己的建筑史。
　　在上世紀30年代的動蕩歲月里，梁思成與林徽因以及他們的同仁，以簡陋的交通工具，奔波于窮鄉(xiāng)僻壤與山巒溝壑中，從事艱辛的古建筑踏勘與測繪調查，對中國古建筑研究做開拓性的工作。他堅持調查研究，從總結匠人抄本經驗起步，用現代的建筑表現方法，記錄整理古代建筑遺產，成為我國古建筑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他克服生活和身體上的種種困難，歷經數年完成了《中國建筑史》的著作，迄今此書仍以其先例精當、引文浩博、文字精煉而獨樹一幟。同時他還用英文撰寫了《圖像中國建筑史》等。李約瑟曾稱贊梁思成是中國建筑歷史學家的翹楚。
　　抗戰(zhàn)期間，美國曾有多所大學和博物館邀請梁思成去講學并給林徽因治病，但他回信：“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它，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正是抱著一腔愛國之情，梁思成、林徽因等歷經磨難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將深沉的愛與聰明才智奉獻給祖國。
　　梁思成是我國近代建筑教育事業(yè)的奠基者之一，他先后創(chuàng)辦了東北大學建筑系和清華大學建筑系。梁思成培養(yǎng)、發(fā)掘和團結了一大批人才，他經常說“君子愛人以德”，并以滿腔熱情無微不至地關心學生的全面發(fā)展，受到普遍愛戴。
　　梁思成認為建筑是人類文化的綜合體，他對文化的理解并非狹義的限于某些學科，而是涉及到更廣更深的領域。他主張建筑師必須有廣泛深厚的文化修養(yǎng)，建筑師的認識領域要廣，要有哲學家的頭腦、社會學家的眼光、工程師的精確與實踐、心理學家的敏感、文學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質的是建筑師應當是有文化修養(yǎng)的綜合藝術家。他強調教育要“理工與人文結合”，認為西方物質文明高度發(fā)達而人文教育缺乏，形成“半個人的世界”，只懂得工程而缺少人文修養(yǎng)的人只能算半個人，他反對“半個人的世界”。在建筑系課程設置上，他有意識地加強專業(yè)課程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認為學術修養(yǎng)要博精結合，“‘專’不等于把自己局限在一個‘牛角尖’里”。“既有所專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學；這是我們每個人在求學上應有的修養(yǎng)。”“為了很好地深入理解某一門學科，就有必要對和它有關的學科具有一定的知識，否則想對本學科真正地深入是不可能的。”
　　梁思成先生將自己一生的心血投入教育事業(yè)，在以后的幾十年中結出了豐碩成果，清華建筑系人才輩出就是對先生最好的匯報。
　　解放初期，人們出于對建設新城市的熱忱，視老北京的城墻、城門和牌樓為阻礙交通、封建腐朽的廢物，毫不憐惜地將其拆除。帝王廟前的兩座景德街牌樓，因發(fā)生過幾次交通事故，被列入首拆范圍。著名古建專家、清華大學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向周恩來總理進言說，北京的古牌樓屬帝王廟這兩座形式最好，雕刻最精，晴天時襯托著阜成門，可以望見西山，落日余霞時景觀尤為優(yōu)美。周總理答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1954年1月8日，這兩座明代牌樓還是被拆除了。梁思成難過至極，傷心落淚了好幾天(見梁思成夫人林洙所著《建筑師梁思成》)。 
　　梁思成有句名言：“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他說過，“五十年以后，事實會證明我是對的”。
　　五十年彈指而過，時代在進步，觀念在更新，人們終于明白古建筑是歷史的載體，是文化的宿主，是城市的精華。為了搬遷159中學，修復帝王廟，北京市和西城區(qū)政府共投巨資3億多元，自2000年起，費時5年之久，終于使這座有著470余年歷史、全國僅存的歷代帝王廟恢復了原貌。2004年4月8日，帝王廟舉行竣工典禮，4月11日，迎來了孫中山孫女孫穗芳等首批海外游客1200人，共同拜謁了炎黃先祖。4月28日，肅穆堂皇的帝王廟正式對社會開放。
    梁思成如果活著，他是一百歲了。最應該紀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夢中。故都的逝去，讓一個人痛心疾首，但他無能為力，今天的北京，還記得這個人嗎？
    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鄉(xiāng)，但北京消失的時候，他最心痛，他有沒有流過淚，我不知道，但我依稀聽到他的嘆息聲，北京，你真的就這樣消失了嗎？ 
    為留住北京，為留住一座經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價，他本來可以不說話，讓故都離他遠去；也可以遠走他鄉(xiāng)，讓故都留在夢中，但他實在放心不下，他太愛這座城市了。歷史真是無情，當故都將傾的時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個瘦弱，還有些殘疾的書生，他哪里來的勇氣呢？文化？藝術？還是別的什么。他是梁啟超的兒子，血脈里有中國知識分子最寶貴的東西。據說，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長彭真吵了起來，然而一介書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還是消失了。 
    許多年以后，我看到了1957年梁思成在沈陽和一些教授的談話，這是關于梁思成罪狀的一個通報。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陽的，正是“百家爭鳴”的時候，沈陽的高級知識分子都不敢說話，梁思成鼓勵他們，還講了他和彭真爭論的情況。 
    梁思成說：“我和彭真很熟悉，為了北京市的建設問題爭得不休，我說現在你不采納，五十年以后，事實會證明我是對的。彭真說你若是皇帝，一定是個暴君�，F在看起來，我的觀點中有的是不對頭，但我敢于爭論。一個人沒有主見是不行的。”梁思成還對記者說：“我這頂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帽子，已經戴了數年，現在看起來，我的意見也不完全錯。”彭真的話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說成是暴君，也許是梁思成太固執(zhí)，不放棄自己的意見，刺激了他。彭真的故鄉(xiāng)在山西侯馬，那是梁思成最向往的地方。當年，為了普查中國古代建筑， 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跡幾乎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測量應縣木塔的神情，還有他們發(fā)現五臺山佛光寺的驚喜。梁思成不會想到，他一生最大的驚喜來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來自山西，這是偶然還是宿命？ 
    1957年，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天真的梁思成也以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來了，他想在這個“春天里”出一口氣，因為憋得太久了。思想改造運動時，梁思成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為誰服務了二十年》，那樣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還有幾篇，但我們從那里看不到一個知識分子的內心。也許不乏真誠，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誠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說：“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動統(tǒng)治集團的外圍，成了可供它們驅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人’，被敵人拉攏，為他們的侵略政策服務。”那時，知識分子為了過關，說了許多莫明其妙的話。 梁思成本來不是那樣容易自毀的人，但在那樣的年代，一個書生還能有什么更好的選擇呢？  
    1955年，對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沒有把他的內心世界摧毀。 當時對清華大學建筑系的一個基本評價是：“清華大學建筑系的教授們存在著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建筑思想”，它的具體表現是以梁思成為首的大部分教師片面強調“建筑即藝術”，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藝術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設”.在進行專業(yè)教授過程中，貫穿著唯美主義思想，強調清華建筑系與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學生掌握“藝術”，錯誤地認為工業(yè)建筑是低級的，學好民用建筑就 會作“藝術要求較低的工業(yè)建筑。還有的教師甚至認為培養(yǎng)工業(yè)建筑設計干部不是清華大學建筑系的任務，清華大學建筑系在教學過程中傳播了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建筑思想，他們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貫穿著”清不如明，明不如遼，遼不如唐“的觀點。 
    這是向著梁思成而來的，隨后就開始批判他的建筑思想，同時，北京開始了它消失的命運，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內心并不平靜，他對這個城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著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秀才遇到兵，梁思成離山西很近，而山西離梁思成很遠，很遠……  
    1952年梁思成妥協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還是這個梁思成，他卻要說話了。他在沈陽說了那樣的話，他在北京還要說。1957年3 月2 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梁思成對北京的城市建設發(fā)表了意見。 
    梁思成說：“展寬西長安街的時候，拆了很多民房，結果街道過寬，街道當中用不著，留作停車廠，把民房拆了作停車廠，我看不太妥當。”他還說：“西長安街太寬，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鐘，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鐘，小腳老太婆過這條街就更困難了。”關于雙塔慶壽寺拆毀問題。 梁思成說：“展寬西長安街的工程中，對慶壽寺的拆毀不夠慎重，當時有爭論，有關方面沒有很好考慮就拆掉了。我想應該保留半年到一年，等群眾都說不好時再拆不遲。”關于拆毀東直門城樓問題。 
    梁思成說：“聽說有關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東直門城樓，我看要好好考慮，這個城樓是現在北京明朝留下來唯一的楠木建筑物。1934 年，袁良作北京市長的時候，有一個日本木匠見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補貼兩萬元進行維修。人們不要把這些古東西只當作古董看待，它們在城市中起著裝飾的作用。外國有許多城市的馬路上，很講究裝飾，看來不單調，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當然不必花錢去興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利用它為城市服務。”梁思成說出了他的心里話，但他沒有留住雙塔慶壽寺和東直門城樓，它們還是消失了，雙塔慶壽寺的拆毀一是因為慶壽寺是為紀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 這兩個人對蒙古入侵中國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漢奸；二是因為這兩個塔是清代建筑，沒有什么價值。東直門城樓拆毀，是為了東郊飛機場，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這個城樓，改建道路時要多花幾萬元錢。聽起來都很在理，但不能細想。 
    北京城市建筑決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義。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們就說那些東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據說還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黃包車的工人座談，讓他們說這些建筑如何礙事。說保留古建筑要花錢，當時國家沒有那么大財力，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會比建設要多花錢呢？再說，為飛機場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飛機呢？說決策的人短視，沒有文化，好像也不合情理，梁思成這樣周游過世界的建筑學家，都嫌西長安街過于寬，而剛進城市的干部就會想到后來的發(fā)展？五十年代，誰天天坐轎車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羅蘭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以名…… 
    錯批一人，多生幾億，這是說馬寅初的。 
    錯批一人，少了名城，這是說梁思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