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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是一場體制的變革
上海，毫無疑問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改革開放以來，它一直穩坐在中國城市經濟總量老大的位置。但是最近幾年，上海的經濟增速開始放慢。這實際上也是遇到了發達國家的同樣問題，城市化水平高達90%，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制造業比重不斷下降，導致GDP增長速度下滑，重返過去的增長方式已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核心是轉型升級形成更均衡的產業結構。
當前，上海提出向服務業轉型的發展思路，并出臺了一攬子配套政策，作為國際大都市，讓GDP慢下來，探索轉型路徑，不僅對于上海，更對同樣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的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具有很強的示范意義。
“慢”上海的創新之路
《中國經營報》：2007年以來，上海的GDP連續下滑，上海似乎越來越“慢”了，如今上海的決策層提出“創新發展、轉型驅動”的發展思路，在未來上海是否還要將“慢”繼續下去?上海的轉型將帶上海走向何方?
郁鴻勝：“創新發展、轉型驅動”是一個理論框架體系。轉型發展在實踐中應該包括三大轉型：經濟發展轉型、人口結構轉型和城市空間轉型。這三個轉型的內涵是根據上海發展的實際提出的，是根據國際大都市的功能定位、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城市布局結構來確定轉型的方向。
從經濟轉型角度分析，上海必須走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按照以可持續發展為轉型目的，轉型發展的結果至少要經過一個或幾個五年計劃才能顯現，科學的理解，目前我們僅僅在做些為城市轉型發展的基礎性工作。
沈晗耀：“創新發展、轉型驅動”思路是對的，最主要的是其GDP增速大幅度下降，從2004年開始，上海經濟發展出現拐點，原來一直是往上升的，從1992年浦東開發開始，3年一個周期，經過3～4個周期，2004年到了頂峰，上海占全國GDP的比重在5%左右。但是從2004年開始，這個比重逐年下降，2011年只有4%左右，已經被相鄰的省份江蘇和浙江甩到后面。上海在全國的地位、GDP占比、輻射力、影響力沒有提升反而下降，我覺得這就是問題。
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并沒有上去，戰略性新興產業也沒有什么大起色，只有一個大飛機項目，但是大飛機項目的配套產業鏈做得也不理想，反而是其他地區做得不錯。
易鵬：對于上海的這種“慢”，必須辯證地看待，上海慢下來實屬意料之中。第一，上海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和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包括北京一樣，都呈現出整體GDP增速轉慢的趨勢;而中西部地區由于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大都是依賴投資等要素為主體來推動經濟增長。
第二，服務業比重提高。上海從之前第二產業比重占優勢，到目前逐漸轉化為第三產業比重占上風。2011年，上海市第三產業比重已經達到58%，而第三產業增加值自然不能和第二產業增加值等量齊觀。例如目前的四川、成都、天津、湖北等中西部地區工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亦都超過第三產業所占比，而且其工業增加值增速都在20%以上，自然就容易造成比上海高的增速。
第三，產業轉移加速。上海商務成本的提高，包括土地、用工成本、寫字樓租金、房價等多種生產要素的上漲，加快了產業轉移的力度。
第四，基數變大需要慢下來。今年全國兩會上中央政府8年來首次提出低于8%的GDP增速目標，原因之一在于2011年中國GDP總量達到了47萬億元。如此高的基數，再保持高增長會越來越難。作為一個GDP基數已經快到2萬億元的城市，上海慢下來也是正常的。
第五，轉型需要。以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多依賴于投資等各種要素投入，基本上屬于粗放型增長，盡管有速度和總量但缺少質量和效率。中國必須從追求“中國速度”轉向追求“中國質量”和“中國效益”，作為經濟中心城市，上海毫無疑問必須降速而提質，必須做經濟轉型帶頭大哥。
城市功能和效能本應雙贏
《中國經營報》：上海提出轉型的路徑是“四個中心”，即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航運和貿易中心，上海應如何強化這“四個中心”的建設?上海在向服務業轉型的同時內在的轉型動力是什么?在轉型的過程中又該注意什么問題?
易鵬：上海要進一步做大做強服務業，提升其占經濟總量的比重。我們看到，上海把服務業作為打造經濟中心的主體，同時放棄了制造業中心等構想。
高培勇：我認為，上海要通過服務業效率的持續改進提升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和擴大服務的規模，同時輔以相應的金融、稅收等手段。要發展現代服務業，財稅結構非改不可。稅制改革兩大關鍵點，一是增值稅和營業稅合一，二是減少間接稅發展直接稅(如房產稅)，而這兩項重大改革試點都在上海，這將為上海經濟轉型、服務業發展提供內在動力。
郁鴻勝：城市的目標就是城市的靈魂，就是城市的夢。上海2400萬人不可能做同一個夢。除了這些產業以外，當然還要發展其他產業。
在上海的今天轉型中，要正確處理好轉型的目的和城市發展的目標的關系。和以往中國從農業向工業化的轉型不同的是，這次上海的轉型，轉型目的與城市功能目標不是一個概念，兩者不是一回事。經濟結構的轉型是單一結構的轉型，新一輪的轉型是在經濟、社會、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全面轉型。在內容上，主要體現在人口轉型、空間轉型要和經濟結構轉型同步。人口和城市空間不轉型，經濟轉型是一句空話。
轉型的目的在于可持續發展，轉型的目標不是建設上海“四個中心”，上海“四個中心”是城市發展的概念目標，上海轉型的目標是圍繞消耗資源最少、環境保護最好、人口的城市承載力最科學、經濟結構最優的發展模式。
上海在轉型中要處理好城市功能和經濟效能之間的關系。在轉型過程中，城市功能是主心骨，但是城市效能要圍著它，解決城市人口就業問題，解決城市人口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平衡問題，關鍵要處理好城市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問題。我不主張上海的產業都走高端化，可以將上海的產業分為高中低三種類型。一類方案解決“四個中心”的城市功能的發展問題，一類方案解決城市大量人口的就業生存問題，一類方案解決城市的環境和生態保護問題。
目前我們講城市發展目標、城市功能定位的較多，注重實踐解決城市效能問題的不多。因此，我們應該轉型不忘發展，更應該轉型不忘民生。
沈晗耀：上海“四個中心”建設，其實一個經濟中心就涵蓋了金融、貿易、航運。我認為，要以經濟為單一維度發展導向轉成多元的以人為本的發展導向的“新四個中心”建設，就是以這次黨代會俞正聲講的“人的全面發展”為指導。
“新四個中心”包括經濟中心，這是最基本的;科教中心、文化中心和醫療衛生中心。這四個中心都是上海最有競爭力的。
我認為，上海的轉型方向應該是以貿易中心為導向，帶動制造業、航運、金融三個中心發展。貿易發展了，制造業有訂單，航運有東西運，金融業也不會過于獨立的發展，互相作用，配合支持服務業。
現在上海的貿易中心地位降低了，航運已經達到吞吐量全球第一。建議在世博會后，上海應在大虹橋國際貿易中心舉辦進口交易會，廣交會以出口為主，上海就搞進口，比如奢侈品等，吸引全世界高端品牌進來，有利于促進國內貿易業，促進相關行業發展。
科教是創新的基礎，科技能帶動整個經濟文化水平，趁現在的戰略機遇期，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全球人才價格跌了，大力引進消化吸收國際科技人才，這個機遇相當于二戰以后美國的機會。文化和醫療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上海作為國際性大都市之所以吸引人才的方面。
轉型主體是市場
《中國經營報》：當前社會上有一種呼聲，城市要轉型就不要崇拜GDP。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到工業化后期，原來以制造業為主，要轉向現代服務業，一定會經歷降速和調整。如果不以GDP為唯一評價指標，那么應該如何設計“轉型升級指標”?如何在這些指標考核中，體現轉型升級的效果，以提高官員對轉型升級的積極性?
高培勇：產業轉型升級不是簡單的政策安排問題，而是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因此新的指標體系，不僅涉及到如何考評地方經濟發展，還有路線圖的指導意義。要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實現轉型升級的機制調整，而不是重新回到產業干預政策的老路子上。
另外，轉型必須有體制的變革，體制改革的牛鼻子就是財稅體制改革，上海的轉型升級和深化改革亦應將此放在首位。
郁鴻勝：現在的一些指標體系，集中了GDP指標、產業結構指標、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指標等，只是為轉型提出方向性的東西，在上海、北京這些大中城市做對比，基本上是引導轉型，導向轉型的指標，不是考核性指標。
評價指標還在摸索階段，我認為，轉型升級應該從幾個方面來評價：經濟轉型重點看經濟結構的指標，服務業的比重越高越好，而且是生產性服務業和消費性服務的結構比例;人口轉型重點看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布局和生活、生存質量,人口指標表明城市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能級;城市空間轉型重點看城市布局指標、土地利用指標、環境指標、生態指標等。城市的土地利用率，每平方公里的產出，肯定是越高越好。環境指標，對環境的污染和消耗越低越好。
沈晗耀：在GDP基礎上加上GNP指標，包括投資到外面去的指標，上海應該走出去發展，在各地建立一些飛地。和當地政府談好，GDP、GNP共享。學習新加坡模式，在蘇州等地搞園區。再加上綠色指標、文化指標、醫療指標等以這四個中心的指標。
易鵬：2011年上海用0.3%幾乎是零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額，推動8.2%的GDP增長，而且固定資產投資額只有5067億元，和GDP對比只有四分之一左右，而其他很多省這種數據對比都在70%以上，甚至有超過100%的。這個指標已經可以作為上海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戰略取得一定進展的主要經濟觀察指標。
《中國經營報》：在進一步推進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于轉型中遇到的難題，如何從體制機制上進行突破?
郁鴻勝：上海下一步怎么做?轉型是政府提出來的，但轉型主體不全在政府，轉型發展政府包不下來。轉型要充分發揮企業、市場的作用。
目前在創新驅動和轉型發展中的基本態勢是，轉型的政府供給有余，市場的轉型需求不足。在轉型發展中，政府提出綱領、制定規劃，但是執行和落實規劃的主體是社會和企業，政府不可能替代企業去執行規劃。政府可以創造轉型的市場，增強轉型的供給力。現在是政府喊轉型，企業沒動力。目前政府要加大力度為企業提供轉型動力，創造轉型市場，創造市場需求。
政府可以考慮設計優惠政策，讓那些轉型以后的優勢企業生存下來。政府在轉型中不僅僅是提口號，還要創理念、挖產品、開市場。
沈晗耀：要體制突破，把文化當做產業來做，比如醫院、學校可以私人注冊，可以去社發局登記，減免稅收優惠，把事業單位改革當做突破點，建立民營醫院、學校。
上海商務成本很高?我覺得商務成本高不成問題，適合在上海發展才到上海發展，不然就到二三線發展，這也是一個平衡，是對其他地區的支持。
易鵬：上海轉型必須經濟和社會建設、生態文明、政治體制改革同步進行。有些轉型轉不動的原因在于政治體制的障礙。為此上海必須要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可以嘗試在局部地區進行一些先行先試的改革。
對于上海而言，一定要樹立中國轉型最積極探索者的角色定位。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完全有義務、有責任為中國以及其他省份的轉型升級尋求經驗，創立模板和范式，為中國未來更大范圍、更長時間的轉型樹立信心、積累經驗。
效率持續改進應成為上海轉型發展的核心目標
通過數據分析，我們發現上海轉型升級在2005年后一直排在全國五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和深圳)之首，與全球發達國家比較，效率改進速度顯著。當然也要看到這是由于通貨膨脹和匯率等因素幫了忙，這是名義上的趕超。當前上海也面臨著很大的問題，主要是第三產業相對勞動生產率(即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之比,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為1)2002年起就低于1，2010年已經降低到了0.7，近六年平均為0.76，低于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相對勞動生產率大于或等于1的水平。如果不加速改善服務業勞動效率，而盲目提高服務業比重的話，就會形成低效的產業結構，而提高現代服務業比重是提升服務業效率的關鍵。
上海“每百萬勞動力中研發人員數”與發達國家比差距大，上海未來效率提升需要靠人力資本積累。在結構方面，上海工業部門就業和產值比重高，效率改善不錯，但未來必然受到廣義恩格爾的需求牽引，保持制造業的優勢非常困難，從德國和新加坡的經驗看，抑制地產泡沫是保持產業競爭力的關鍵。根據需求偏好相似理論，上海市的整體需求與消費將逐步與國際上的高收入經濟體趨近，消費需求升級、生活質量的提高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創新、消費、投資、貿易和金融等都將圍繞著與城市生產、生活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大發展機會而展開，能否抓住這一機會將成為上海經濟轉型和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所在。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上海未來發展轉型升級的策略有四個方面：一、清晰地理解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通過市場化的改革來實現轉型升級的機制調整，而不是重新回到產業干預政策的老路子上;二、效率持續改進應成為上海轉型發展的核心目標，推動服務業的貿易水平，將服務延伸到長三角、全國和全球，通過服務業效率的持續改進來提升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和擴大服務的規模;三、保持制造業的優勢，提升其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是根本，抑制房價過快上漲也是重要的，特別應該抓住全球綠色創新的技術進步趨勢，通過政府引導創新;四、通過金融、稅收等手段實現以“效率持續改進推動轉型升級”的目標。
近年來，上海以“轉型發展、創新驅動”為指引，堅持“五個更加注重”和減少“四個依賴”，將“轉變發展方式的力度、廣度和深度”作為衡量上海發展的最重要指標，緊扣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和經濟中心的“四中心”國家戰略，把發展先進的現代服務業作為重要任務來抓。為了營造適合經濟轉型的市場環境，提出政府首先要轉型，通過建設服務型政府，把上海建設成全國行政效能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費最少的地區之一。上海近年來轉型升級實踐已經得到了持續改進的成績，未來應更加艱苦地探索以效率持續改善引導轉型升級的道路，為國家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找到新路子。
摘自《上海市創新轉型發展指標體系研究》，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編輯：趙巖）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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