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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zhàn)爆發(fā)前，納粹黨在德國上臺執(zhí)政，以包豪斯學派為代表的德國現(xiàn)代主義建筑師們紛紛移民海外。這股因政治而引發(fā)的移民潮推動了現(xiàn)代主義運動在世界的傳播，鮑立克也是這一潮流中的一分子。與眾不同的是，鮑立克來到了上海，給這座曾經四分五裂的城市留下了包豪斯的印記。
抵達之夏 纖夫們汗流浹背，扛出近代上海的繁華 1933年夏，理查德·鮑立克(Richard Paulick)從慕尼黑經由威尼斯，乘坐紅色伯爵號（Conte Rosso）輾轉抵達上海虹口港。他的大學同窗好友魯?shù)婪?middot;漢堡嘉（Rudolf Hamburger）早在三年前因為德國經濟蕭條，接受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海外招聘，在此謀得一份建筑師的職位。漢堡嘉的新婚太太烏蘇拉（Ursula Kuczynski，又名Ruth Werner），曾在自傳里記錄了抵港所看到的場景對她心靈的震撼——纖夫們一個緊挨一個從底層船艙里走出來，吃力地行走在斜搭在碼頭的踏板上，擔著沉重貨物的竹扁擔幾乎要碰撞在一起……（他們）赤裸的上身流淌著汗水，脖子上、額頭上、腿上都鼓滿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從這條傳送帶的人們那里飄到旅行者一邊……乞丐坐在搖搖欲墜的小船里，圍著我們的船只轉悠；那些哭訴著的殘疾人，有的斷臂，有的折腿，孩子們帶著化膿的傷口，有的是盲人，有人的癩痢頭上沒有頭發(fā)。 與此同時，在上海生活的歐洲人享受著外國人的特權，刻意地保持著比歐洲更歐洲的生活方式，一切家務活都由仆人、廚師和苦力們代勞，在烏蘇拉和她的左翼朋友們看來，那些太太們“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樂動物，既無職業(yè)，又不干家務，對科學和藝術不感興趣，甚至連自己的孩子都不照顧，熱衷于談論賽馬和電影”。烏蘇拉調侃道：“苦力們的生活狀況，既貧窮又骯臟，像（這里）歐洲人的傲慢一樣可怕。只要我們學會了打麻將、玩橋牌和斥罵下人，我們就成了百分百的上海人”。 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遠東地區(qū)的航運、金融、貿易和工業(yè)中心，是海外向中國大陸傾銷貨物和中國商品出口的重要口岸。上海位于擁有幾乎半個中國最勤勉聰慧的人口的長江三角洲的咽喉位置，扼守長江出�？�。富饒的長三角為迅速增長的數(shù)百萬都市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供給；橫貫大都市地區(qū)的黃浦江江面開闊，因為陸地阻隔，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一年中絕少受到臺風侵害，風平浪靜，沿線都可作為天然停泊良港。黃浦江在最低潮時有8米左右水深、數(shù)百米闊度，能夠滿足普通貨運船只往來通行。相對于北方同樣是沙洲遍布的渤海灣，和水深卻缺乏與內陸便利連接、有冬季冰凍之虞的東北沿海，以及臺風頻仍的華南沿海，上海港口狀況雖然不是最為理想，在中國海岸線上卻有著不遑多讓的比較優(yōu)勢。 隨著上海對外航運規(guī)模不斷擴大，自吳淞口至張家塘港（靠近徐匯與閔行交界處）的39公里沿線，遍布客貨運碼頭，在外灘尤其集中，岸線異常繁忙。根據浚浦局統(tǒng)計，1935年進出上海港口船只達16000多艘，內河航行船只超過10萬艘。上海港整體船舶噸位在70年間從200萬噸增加到了3900萬噸，差不多擴大了20倍，以海洋貿易運輸為主，超過了同時期許多歐洲大港的裝卸量。 然而，近代上海那些耀眼的經濟數(shù)字，大多是通過非常傳統(tǒng)的作業(yè)方式、低廉到難以想象的勞動力、在今天看來極不人道的超常勞動時間與強度實現(xiàn)的。每年幾千萬噸的貨物進出，主要依靠人拉肩扛實現(xiàn)，不能不說是一個充滿中國特色的奇跡。 告別之秋 留一張?zhí)眉X德式都市發(fā)展藍圖 二十世紀中國的動蕩促進了人口和資本向大都市進一步聚集。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難民們的偏安之所。開埠百年，在社會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下，上海始終呈現(xiàn)出三界四方、華洋雜處之勢——直至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上海從未由任何一個市政機構統(tǒng)一管理，南市、公共租界、法租界、閘北及江灣，體現(xiàn)了不同的政治、經濟與都市文化的勢力圈。 這片七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了三百多萬人口，既是中國最為西化和現(xiàn)代化的都市，也是一個貧富兩極分化最為極端的地區(qū)。租界內外，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激進與落后，白銀帝國數(shù)十年對外通商聚集起來的財富，依賴“帝國主義”貿易傾銷逐步成長的買辦階層，各自為政的外國人社群，與底層民眾的赤貧，鮮活地并存于這遠東第一大都市之中。在三百多萬人中，居住在不同治權下的居民享受著截然不同的城市與設施，例如：能夠享受自來水供應的上海居民僅有六萬戶，煤氣用戶兩萬戶不到；上海的幾個華洋電廠，輸電各有標準、互不統(tǒng)一，租界到了夜晚仍燈火通明、車馬喧囂（“夜上海”），而南市和閘北如中國內陸廣大鄉(xiāng)村一樣，隨著日落即陷入黑暗之中。在每平方公里二十萬人的密度之上，普通市民的公共衛(wèi)生和健康狀況極為惡劣。 鮑立克是一個設計師，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痛恨二十世紀上半葉在歐洲催生了納粹的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生活在公共租界并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外國人，他不可避免地對這個快速膨脹、充斥著混亂沖突的多元文化社會持有俯視的優(yōu)越感和技術精英的社會責任感——一個矛盾的“貴族精英和社會主義者的混合體”。 他最初為上海的有錢人提供高端定制家具，擔任沙遜的御用設計師，但對勞苦大眾充滿同情。因為身份和語言的限制，鮑立克所看到的中國圖景帶有特殊的濾鏡和視角。他大多時間不得不呆在“城中之城”，并且，在高達75%的上海人尚不識字的情況下，鮑立克的社交圈子局限在能夠以英語或德語交流的特殊社群中。 鮑立克在上海的最后幾年致力于描繪未來50年的大上海都市發(fā)展藍圖，反映出那一代人、那個特殊的群體所向往的現(xiàn)代愿景與實干精神。計劃編制成為一個契機，使得飽經戰(zhàn)爭之苦的上海市民們聚集在一起，在一步步逼近的戰(zhàn)事、混亂的金融秩序之下，面對街頭遍布的戰(zhàn)爭難民和在廢墟上不斷蔓延的棚戶區(qū)，帶著理想主義色彩規(guī)劃未來上海的重建�；仡櫮菢拥囊粋�時代，這種重建計劃工作無疑帶著堂吉訶德似的悲壯，正如編者在計劃報告序言中所寫： 這一個上海市都市計劃總圖…與其說是一種工作的完成，毋寧說是一種工作的開始。其實，時代的巨輪，從來沒有打住過；人類的進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我們是不是能夠和人家并駕齊驅，或者老是跟著后頭跑呢？這就要看我們的選擇和努力了！ 但是，在計劃完稿之際，上海已經完成政權交替。1949年10月，鮑立克離開上海，回到民主德國。 在民族主義框架的歷史敘事中，鮑立克一直處于一個局外人的位置，從而長時間被國人所遺忘。鮑立克的故事既代表了大時代特征，又是一個尷尬的“他者”。他在上海成為“淪陷區(qū)”時進入一所在汪偽政府注冊的美國教會大學——圣約翰大學做教授，有著他屬于雅利安民族的優(yōu)勢；1949年，他曾因被懷疑是布爾什維克而遭美國拒簽；回到東德，其建筑風格向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搖擺，又使他在包豪斯學派中成為另類。回溯鮑立克在上海的歷程，有助于描繪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城市及其現(xiàn)代化進程更為豐富的圖景，從而更好地理解個體與文化、政治與教育、理論和實踐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侯麗(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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