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描

　　1907年3月，一位西方探險家走進敦煌莫高窟，數個月之后離去。此人叫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是后來加入英國籍的匈牙利人。

　　1907年5月，一位西方記者走進古都長安，數個月之后離去，此人叫傅里茨·何爾謨，后來一直為英美服務的丹麥人。

　　斯坦因和何爾謨前后腳進入中國大西北，目的相同，是來盜寶。前者垂涎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精美寫經，后者覬覦的是古都金圣寺的世界名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不同的是，斯坦因得手了，他的由駱駝和馬車組成的龐大運輸隊伍，在血色夕陽的輝映下，浩浩蕩蕩地離去，把深深的車轍和坑坑洼洼駝蹄的印痕留在漫漫黃沙上。何爾謨則意外失手，他沒有斯坦因那么幸運，與他打交道的不是莫高窟那個叫做王圓篆的道士，而是古都長安忠于職守的寺廟住持，是一群文物保護意識極強的普通民眾，他運走的只是一塊仿制《景教碑》的石頭，而景教碑則被安置進碑林，成為一件重要的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國寶級文物。

　　發生在敦煌的故事，早已為人們所熟知，而發生在古都長安《景教碑》的歷險故事，人們則所知不多，屈辱和痛苦幾乎成為那個時代中國的集體記憶。其實，即使是黑夜，在歷史的天幕上，還有星星，還有月亮，還有許多閃光發亮的東西。映襯著我們對屈辱的深刻記憶，這些閃光發亮的東西，是我們保持尊嚴和感到驕傲的強大理由，否則，我們便很難修復被屈辱所鞭笞而留在身心的累累傷痕，早已迷失，早已沉淪。

　　現在，有關這黑暗天幕中星星和月亮的閃光，有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故事，終于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這就是樟葉的《石語》。

　　《石語》以丹麥人傅里茨·何爾謨企圖竊取中國珍貴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歷史事件為基本素材，再現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國往事。這是迄今為止文學作品尚未書寫過的一段往事，我認為，《石語》有諸多足以引人入勝的看點

　　首先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自身的文化價值及其大起大落坎坷曲折的命運身世。景教是唐朝時期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起源于今日敘利亞，被視為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明天啟五年（1625），西安掘出一塊石碑，正面鐫刻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并頌”，以1780個漢字撰寫，另附數十字敘利亞文，隨即引起轟動，當時西方各國不少傳教士得知后，競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譯成拉丁文寄往歐洲本國。這通記載早期基督教在中國流傳的唐碑，不光具有極大的文物價值，而且經歷數度王朝更迭，無數戰亂兵燹，最終得以保存下來，又有很強的傳奇性。其次是盜寶與護寶的沖突。這對矛盾構成本身即具有極大的懸念色彩，何況這種沖突在洋人與中國人之間展開，中間又插進京城來的文物竊賊，一盜一護，會演繹出什么樣的故事？能不揪心？三是人物關系和事態情勢的復雜糾結。洋人、京賊、當地文物販子，地方權貴勢力，或隱秘潛入，或招搖而至，或暗中勾結，或公然相助，欲火圍繞《景教碑》熊熊燃燒起來；而站在他們對面的是古城西安五行八作的平民百姓商賈店家、鋪主苦力、農夫石匠、腳夫走卒、士子僧人，等等。前者各有各的盤算，各有各的招數，各有各的路子；后者則有他們獨特的命運經歷、情愛糾葛、價值選擇、行為準則。所有這一切，都被一通石碑所激蕩，使作品具備了集中強烈展示特定歷史表情和深入細致探掘人性本源的空間及其可能性。四是與碑石相關的文物知識所特有的文化意蘊。碑石是歷史的重要物證，是獲取信息、解讀歷史的重要物質對象。中國石刻藝術不光是一門古老的技藝，而且是一種古老的文化，有著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雙重特性。《石語》中由《景教碑》引出的關于碑石文化的抒寫，讓我們看到了古老民族文化的記憶和象征，顯示了作者豐富的學養和知識。還有其他一些看點，如氤氳于整部作品中的時代氣息、生活氛圍、亂世之中的世相百態、五行八作的生存運作樣態，等等。《石語》盡管并未就筆墨觸及到的那個時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展開描寫，但就業已表現的景觀而言，確是別樣而且富有質感。一些情節的設置，一些細節的抓取，一些人物的刻畫，均有獨到之處，如“鐵葫蘆”的設置，實乃神來之筆，好多戲都緣生于這初看并不起眼的鐵疙瘩。

　　上述這些看點，已經具備相當強的閱讀魅力，但我以為《石語》最大的看點，最為成功之處，是寫出了一個城市普通民眾的群體文化人格。小說以《景教碑》為載體，以盜寶與護寶的三方交鋒、斗智斗勇為切入點，寫出了事件背后所蘊藏的巨大文化能量和人物身上所體現出的巨大內在動因，這其中蘊含了千年積淀的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和表現于個體身上的精神折光，這些普通民眾面對義與利、善與惡、情與理、是與非所做出的道德選擇與價值取向，是一個城市的脾氣秉性，是一種強大文化基因的顯性表現。也都彰顯了一種根脈深潛的文化的厚重力量，都是在一方特定文化土壤里生長并開放的人格之花。難怪連賀里默在盜碑失敗之后也不得不感嘆：這個曾經創造出燦爛文明的民族，是偉大、堅忍不屈的，是不可輕侮褻瀆的，它應受到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