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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是針對我國環境問題而形成的環境保護理念、措施和行動的總和，是一個綜合和龐大的體系。深化對中國環保新道路的認識，需要搞清楚其核心思想是什么？在本文中，作者提出“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應該是核心思想。希望作者的有關論述及見解有利于讀者對中國環保新道路的理解。
　　30多年來，我國一直在根據具體國情，努力開拓和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環境保護道路，既有成功經驗，也付出了一定代價。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是針對我國環境問題而形成的所有環境保護理念、措施和行動的總和，包含了從認識到實踐、從中央到基層、從歷史到現在等各層面、各種主體和各時期的大量相關因素。
　　當今世界，國內外經濟、政治和環境等因素變化很快，所以探索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是一個快速應變的過程，這就需要不斷深化對中國環保新道路的認識，其中，重要的是搞清楚其核心思想是什么？核心思想是靈魂，重要性不言而喻。從字面上看，“中國環保新道路”是一個中性表述，不能直接看出新道路的核心思想。
　　我們認為，這個思想應該是“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如果說中國環保新道路是一面旗幟，那么，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就是寫在這面旗幟上的文字。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的含義
　　■閱讀提示
　　把環保要求全面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使經濟發展的各環節和過程，都有利于保護環境；同時，環境保護也要積極發揮作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其主要含義就是把環境保護的要求全面地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之中，使經濟發展的各環節和過程，都有利于保護和改善環境；同時，環境保護也要積極發揮作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總之，高度融合的含義就是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不分彼此、相得益彰、互惠共贏。正如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指出的“正確的經濟政策就是正確的環境政策，正確的環境政策就是正確的經濟政策”。
　　具體而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包含3個要點:實行從嚴從緊的環境保護政策；對重要的生態系統實行休養生息的戰略部署；在特殊區域實行環境優先的戰略方針。
　　實行從嚴從緊的環境保護政策
　　■閱讀提示
　　我國特殊的國情和環境形勢決定了我國必須實施從緊和嚴厲的環境政策，要調整經濟結構，強化環境法治，更多地使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環境。
　　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高度融合，主要要求之一是實行從緊的和嚴厲的環境保護政策。所謂實施從緊和嚴厲的環境政策，是指國家在環境保護的深度和力度上有極大增強，使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包括環境標準、法律責任等)具備比過去大得多的約束力和實際執行率，比發達國家在相應發展階段上采取的環境政策更為嚴格，部分環境政策要達到發達國家當前的程度。
　　具體而言，從嚴從緊的環境政策主要是指:采取嚴格的環境監管措施，提高各種環境準入門檻；按照環境保護的要求調整經濟結構，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對排污企業實行嚴格的達標治理。
　　強化環境法治，對國家的法律體系進行生態化改造，在民法、刑法、物權法、經濟法、資源法中，全面強化對環境保護的要求。跳出環保范圍內的法制建設，不能僅局限于修改環境保護法、水法、大氣法，要在國家整個法律體系中把環保的內容充實進去。
　　更多地使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環境，使國家整個經濟政策全面“綠化”，通過綠色信貸、綠色稅收、綠色保險、綠色價格體系、綠色證券等，促使國家整個稅收、信貸、財政、價格體系朝著環境友好的方向轉變。
　　把加強環境保護能力建設作為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的重要措施，國家和地方都拿出更多的經濟發展成果來修復受到損害的環境，大幅度提高環境監管能力，形成“經濟反哺環境，環境優化發展”的良性關系。
　　為什么要在我國實行從緊的和嚴厲的環境政策？主要是基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條件和環境形勢。
　　一是我國環境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已經突破或接近我國環境可以承受的限度，“環境形勢十分嚴峻”的評價已經說了20多年了，這表明我國的發展政策、貿易政策等存在著較大問題，今后如果仍然延續原有強度的政策，則環境形勢難以扭轉。
　　二是環境問題已經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了負面影響，如果繼續延續原有相對比較軟弱和低效的環境政策，則無法改善群眾的環境福利，更無法實現環境公平和環境正義，不能體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要求，人民群眾不答應，也不符合中央提出的關注民生的要求。
　　三是未來引發更大環境壓力的各種因素仍然十分強勁，相當長時期內我國將處于“土木鋼鐵經濟時代”，對資源和環境密集型產品(如鋼鐵、水泥等)的需求高度旺盛，這些產業的發展要求消耗大量的環境容量。只有采取從緊的和嚴厲的環境政策，才能壓縮現有的環境負荷，騰出一定的環境承載力滿足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對此，我國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我國應該實行世界上最嚴厲的環境政策。”
　　四是我國人口對環境的壓力將會有結構性和突變性的增加，因為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和人均生活消費量的快速提高，都會大幅度增加對環境的排放，這比單純的人口總量增加對環境的壓力增大來得更強，在這一點上，我國比發達國家的回旋余地小得多。因此，只有采取嚴格的環境政策來引導建立持續的消費方式，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才能防止出現由于人口與環境的特殊緊張關系而出現社會危機。
　　五是經濟全球化和環境問題國際化的趨勢在客觀上要求我們大幅度強化環境保護，特別是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和要求明顯提升，對中國的國家形象(包括環境形象)要求有質的轉變，而且以付出重大環境代價為特征的貿易發展方式也逐步受到國際上的批評和抵制，這是一種逐步顯現的利益損失。這些新情況都要求在環境政策上做出重大改變，這樣才能緩解日益突出的“國家形象焦慮”，并避免重大的國家利益損失。
　　對重要生態系統實行休養生息的戰略部署
　　■閱讀提示
　　讓重要的生態系統休養生息，就要從全局出發，采取綜合、科學的措施，引導各地轉變發展觀念，從根本上緩解發展對環境的壓力。
　　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就是對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同時提出“好”的要求。經濟發展并不難，難的是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發展經濟；同樣，環境保護也不難，難的是在發展經濟的情況下保護環境，因此，要實現兩者的高度融合，必須對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生態系統進行戰略性的規劃和部署，使之長期運行良好。環境問題反映了生態系統功能的減弱或喪失，我們過去所長期沿用的針對表象采取治理措施的做法應該改革。對完好的生態系統要重在預防，對已經出現退化的生態系統要部署修復，對損害嚴重、不堪重負的生態系統則要實施休養生息。
　　回顧過去，我國在江河湖海等生態系統的治理中，試圖在不減輕環境負荷的情況下進行達標排放，效果不彰，說明這種方式存在較大局限，應該從根本上更新思路，實行休養生息的新政策。
　　休養生息是人們調整已經過于緊張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總體方針和長期策略，是我國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采用的一種利用和養護自然的方式，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生存智慧。歷史上，我國農民采取的休耕輪耕方式、北方少數民族采取的游牧方式、漁業生產中的休漁期等，都是休養生息的具體實踐。休養生息強調人類應該改進利用自然環境的方式，把人類活動的強度限制在環境的承載能力之內，要求放棄短期或局部利益而獲得長期和整體的利益。
　　讓重要的生態系統(特別是江河湖海)休養生息，就要從全局出發，采取綜合、科學的措施，對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形成強大壓力，引導各地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從根本上緩解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的壓力。對已經不堪重負的生態系統(例如流域)，必須在揚湯止沸的基礎上，施以釜底抽薪的猛藥，對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重組，從人口和產業的布局上采取措施，下決心退出一部分人口、退出一部分產業，使之調整到環境承載力更強的地方去。
　　無疑，這是一場重要的戰役，只有這樣，才能使那些特殊的地方獲得緩解和恢復，逐步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和融合。
　　在特殊區域實行環境優先的戰略方針
　　■閱讀提示
　　實行環境優先的戰略方針，要求把生態文明作為國家的優先準則之一，置于重大決策前端；以生態文明為基本要求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在國家的重大決策中，增強環保參與決策的程度。

　　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高度融合，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實現方式，對于一些特殊區域或領域，或國家發展的特殊階段，應實行環境優先的戰略方針。
　　環境優先，又稱“生態優先”、“環保優先”，是指在一些特殊區域或領域，把環境質量狀況作為指導包括經濟發展在內的各項工作的基本衡量標準之一，以環境承載能力為基礎和底線來規劃和約束各方面工作，使環境保護成為保障人民生存環境、優化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和首選的手段。
　　實行環境優先的戰略方針，要求把生態文明作為國家執政的優先準則之一，置于重大決策前端，以生態文明為基本要求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等重大發展藍圖，在國家有關發展的重大決策中，增強環境保護參與決策的程度。對區域和產業發展規劃和政策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并賦予“一票否決”的權力。
　　在具體實施層面上，環境優先主要體現在以下“十優先”:一是在制定法律法規時，優先進行環境立法；二是在編制發展規劃時，優先編制環保規劃；三是在做出發展決策時，優先考慮環境影響；四是在調整經濟結構時，優先發展清潔產業；五是在利用有限資源時，優先節約環境資源；六是在新上投資項目時，優先進行環境評估；七是將環保投入作為公共財政支出的重點，環保開支的增速要高于財政開支的增速；八是在建設公共設施時，優先安排環境設施；九是在進行技術改造時，優先采用環保型技術；十是在考核發展政績時，優先考核環保指標。
　　實施環境優先的地區，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經濟比較發達、環境容量資源已得到比較大的開發利用、環境壓力比較大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區域未來的發展主要是要改變結構、提升質量，此時實施環境優先就是為了促進這種轉變，經濟比較發達為實施這種轉變提供了條件。
　　二是在自然條件非常脆弱，難以承載大規模經濟開發活動的地區，或是在自然條件非常優越，大規模開發將毀壞良好的自然遺產的地區(我國西部地區很多地方屬于這樣兩種區域)，無論這些地區經濟是否發達，都應該實行生態優先、環境優先，禁止開發或限制開發，國家對這些地區實行生態補償和生態移民，以保障他們的發展權利和發展機會。
　　實行環境優先要弄清的問題
　　■閱讀提示
　　把握好“環境優先”與“發展是第一要務”的關系，理解好“環境優先”與歷史性轉變的關系，把“環境優先”作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的內容。
　　當前，我們提出在特殊區域或領域實行環境優先戰略，需要弄清幾個問題:
　　問題1:如何看待“環境優先”與“發展是第一要務”的關系？
　　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這里所說的發展，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環境的基礎性地位和基本要求是貫穿在所有發展過程之中的。“環境優先”就是“先行一步，走在前面”，是指在所有這些發展過程中，要首先考慮環境的起碼支撐能力和最大可能的支撐強度，基于這種能力來安排發展規劃，從而為全面和科學的發展提供充分和持久保障，這是“環境優先”也稱為“環保先行”的原因。可見，環境優先不是用“環境”否定“發展”，而是用“環境”來保障和促進“發展”。環境優先與“發展是第一要務”是互相促進的共贏關系，而非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
　　問題2:如何理解“環境優先”與歷史性轉變的關系？
　　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提出“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要并重、同步、綜合”的戰略部署，是環境保護事業的歷史性轉變。這個重大的部署是針對當時我國環境保護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而做出的，經過近幾年的貫徹實施，已經開始使環境與經濟嚴重失衡的狀況有所改變，特別是節能減排前所未有地成為各級領導者高度重視的工作，這是歷史性轉變的重要成果。
　　“環境優先”是在“并重、同步、綜合”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主要是針對未來的環境保護戰略進行的部署，從時間上看，最早也要從“十二五”開始才能提“環境優先”，所以環境優先與正在推進的歷史性轉變并不沖突。
　　應該說，“環境優先”包含了歷史性轉變所承載的內涵，即使在從“十二五”開始的一段時間內還不適宜提出實行環境優先，也不妨礙“環境優先”作為長期的環境宏觀戰略(國家發展戰略)方針。我們可以把從歷史性轉變到“環境優先”的過渡看作是“第二次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
　　問題3:為什么要把“環境優先”作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的一項內容？
　　第一，黨的十七大提出“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這是把保護環境確定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基本要求，體現了“環境優先”的含義。2006年《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也指出“在環境容量有限、自然資源供給不足而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實行優化開發，堅持環境優先”。2008年，胡錦濤總書記在考察海南省時指出“海南要堅持生態立省，堅持把建設生態文明、保護生態環境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位置，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環境優先作為一個長遠的要求，對全國很多地方具有指導和引領作用。
　　第二，國際經驗表明環境優先具有改善環境和優化經濟的雙重作用。“環境優先”的提法原來是在日本20世紀60年代的公害防治立法實踐中出現的，當時日本經歷了1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大量公害事件，成為當時世界有名的“公害列島”，民眾身體健康和生活環境受到極大損害，強烈要求立法防治污染。1970年日本第六十四屆臨時國會修改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刪除了“維護生活環境要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條款，實際上是否定了“經濟優先”原則，確定了“環境優先”原則。從此，日本的環境立法力度加大，迫使企業大幅度增加公害防治投入，到1975年企業公害防治投資額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從而使日本從“公害列島”的困境中走了出來，成為受到世界贊譽的“公害防治先進國”。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產業界積極開發污染輕、效率高的新型技術和設備，對原有產業結構和技術路線進行大幅度改造，使日本產業技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形成了強大的產業競爭力。日本的這段歷史說明，一種正確和適時的發展理念及其立法原則的確立，會對發展的路徑和實績產生多么大的影響。
　　第三，我國一些地區實施環境優先戰略已經取得了明顯效果。2004年，廣東省明確提出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實行環境優先的總體方針，要求珠三角各城市按照環境優先的原則來布局和安排“十一五”規劃，創新思維，細化措施，科學指引，用實際行動建設“和諧廣東”。經過幾年來實施以環境優先為宗旨的《珠江三角洲環境保護規劃》，珠三角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們又可以在珠江游泳了，同時經濟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2005年，江蘇省開始在全省范圍內實行“環保優先”的發展方針，這是根據江蘇省經濟發達但環境問題十分突出的具體省情條件做出的選擇，具體表現為“十優先”。
　　2006年，上海浦東新區正式把“環境優先”作為浦東今后的發展方針，努力建設“生態城區”。在10年前開發開放浦東時，《浦東開發“八五”計劃和十年設想》明確提出了“堅持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協調統一的開發原則”，從此以后，按照這一開發原則，浦東在人口數量劇增、國民經濟平均每年以約20％的速度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實現污染物排放總量逐年削減，萬元GDP能耗、水耗都達到國內先進水平。10多年來，浦東依托環境、養育環境、利用環境，使環境成為吸引人才、支撐產業、發展事業的重要資源，從保護環境中獲得了豐厚回報。
　　可以看到，環境優先是一種旨在促進發展的環境保護戰略方針，其目的是通過實施嚴格的環境保護措施而提升經濟質量，以更好更快的方式實現發展目標。對于發達地區，實行環境優先的目的不僅是出于保護環境，而且是為了通過實施環境保護措施而提升經濟質量。對于欠發達地區，實行環境優先是為了吸取其他地方的經驗教訓，直接達到較高的發展起點，以更好更快的方式實現發展目標。有些欠發達地區對于全國具有生態屏障的作用，所以保持這些生態服務的價值，就需要由全國來分擔相應的壓力。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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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環保對經濟發展的引導和調控作用，把環保理念和要求納入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是環保新道路要達到的主要目的。
　　溫家寶總理在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上提出了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要并重、同步，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保護環境”為內容的歷史性轉變，其核心是塑造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這個要求是對環境保護的基礎性和長期性的部署，而非對短期工作的部署。所以，作為對我國環境保護具有長期意義的中國環保新道路，應該把這個要求作為核心思想來貫徹。
　　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首先提出并多次使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高度融合”這個表述，比較集中和深入地體現了“并重、同步和綜合”的要求，形式上比較簡練和通俗，所以用作環保新道路的核心思想表述應是合適的。
　　在環境問題的成因分析中已經得到結論，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引起我國環境問題的首要原因，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中國環保新道路的首要任務和主要措施。
　　怎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環境保護對經濟發展的引導和調控作用，把環境保護的理念和要求納入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之中，這是推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途徑。所以，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全面和深入地融合在一起，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這是環保新道路要達到的主要目的。
　　如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幟上寫著“以人為本，科學發展”這樣的核心思想一樣，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這面旗幟上也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核心思想。“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高度融合”是一個比較凝練的歸納，有利于人們直觀和明確地把握中國環保新道路的核心主張，也有利于向中央報告和向社會宣講。

《中國環境報》201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