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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災難就像一個老師。但它不是那種循循善誘的好老師，而是冷酷的、暴戾的、不可捉摸的壞老師。它從不會明確地告訴你答案，而是在暗處潛伏著，等你犯下致命的錯誤。你不能裝作它不存在，因為它會用教鞭狠狠地抽你。你不能太健忘，因為你不知道它究竟有多么惡毒。而我們的錯誤，可能恰恰在于，我們總以為災難是偶然的和盲目的，因此省略了反思的痛楚，直到下一次災難猝然降臨。
 文/李國平 目前中國是典型的“短記憶社會”，無論多么驚天動地的事情，當時群情激憤或感動無比，等事件結束之后，很快就會被大眾逐漸淡忘，到后來就好像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天津濱海新區港口危險品倉儲火災大爆炸事件，目前爆炸早已結束，大火也被撲滅，讓人聞風喪膽的危險品要么被炸完燃盡要么轉移走了，事件進入了善后和追責的階段。民眾的情緒從恐懼、關切、質疑、憤怒，逐漸轉化為等待的心態：等待政府對大家有個“滿意的交待”。 正如我在上周平談《這一場城市災難，我們該反思什么？》中所言，目前媒體都把所有焦點放在挖掘出事公司的神秘背景上，揭露到底什么樣的人物以及多大的后臺，才讓這個顯然不合理、罔顧百姓安全的危險品倉儲地點經營合法化的。這當然是必要的，徇私枉法以及相關的官員腐敗必須要徹查及嚴懲。從目前陸續披露的情況來看，結果未必如媒體和一些民眾所期望的那樣，能挖出一兩個“大老虎”。但其實我想說的是，即使能牽出并處理“大老虎”（近來中國官場貪腐的“大老虎”也被打了不算少），就這個事件似乎對大眾有了“滿意的交待”，可類似這樣的城市災難，難道就如大眾對這個事件漸行漸遠的記憶那樣，從此遠離我們而不會再卷土重來嗎？ 也許長期從事城市開發運營咨詢工作的關系，加上參與了天津的許多具體項目，對這個城市相對比較熟悉并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在火災大爆炸的那個夜晚徹夜未眠！一方面從微信朋友圈和新聞報道中關注事件的進展，一方面就不由自主地開始思考：這樣的城市災難，除了具體層面人為的違法亂紀的直接原因，在我們的城市規劃及執行管理、城市發展理念和戰略層面，是否有更多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地方？而這些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否才是引發我們城市有可能更多的危機、甚至是災難的原由？ 按照我上一篇文章的題目，其實就想針對這個問題一氣呵成地討論闡述。之所以寫到一半就草草結尾，一方面是當時救災尚未結束，不想在大家關注的熱點中“添亂”，另一方面也有朋友善意地提醒，事件中有那么多人遇難，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在“頭七”里先關懷人，然后再去討論事。 由于我和我的同事們之前未能有機會參與濱海新區整體的城市功能定位和規劃的工作，所以本文討論所依據的文字和圖片資料均來自于網絡的搜索，都是政府部門和相關單位發布過的公開信息。我想自下而上、先從局部再到整體來探討這些問題。 首先，當大家在質問普通倉儲如何涉嫌違規轉變為“危險品倉儲”時，我所質疑的是這么一個大規模的居住社區為何能建在工業港口區域？從我們所看到的天津市濱海新區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年）中的“用地布局規劃圖”，一條交通主干道加上綠化隔離帶將港口區域分隔在塘沽城區與“天津經濟開發區”之外，港口區域除了主體灰色的港口用地外，只規劃了少量紫色的倉儲用地和紅色的公共配套用地。這樣的總體規劃是沒有什么毛病的，符合通常的科學規劃原理。
問題顯然出在后來具體地塊“修建性詳細規劃”對總規的調整上。從現在披露的信息來看，離爆炸地點最近的、位置處在港口區的萬科海港城，是萬科與天津港務局下屬的地產開發企業的合作項目。我們可以推測的過程，是港務局也要開發房地產業務，于是在歸屬自己的港口用地上提出調整用地性質，改為“商業、住宅用地”，找來萬科進行合作并提交方案，并最終獲得了濱海新區政府規劃部門的批準。  在具體地塊的使用上，也就是土地出讓之前的“修建性詳細規劃”，當然應該是可以調整總規的。因為總規所覆蓋的時間往往長達15至20年，在具體時間段執行的時候，由于快速的發展，許多市場和社會環境都發生了變化，所以適當的、科學的、可執行的調整是必須的。但是，總體規劃中那些重要的、基本的原則是不應該輕易、隨意地突破的，否則就失去了總體規劃指導性、科學性以及嚴肅性的法規意義。而在這個案例中，濱海新區總體規劃將中心城區、開發區與港口區域分隔開來，是一個極其重要、完全不應該被突破和改變的規劃原則。 這其實是一個目前中國城市發展帶有普遍性的現象與問題。在做城市總體規劃的時候，經過專業教育培訓的規劃師就不用說了，即使是再外行的領導，基本上也不會犯那種明顯不合理的“戰略上的低級錯誤”。但是，在具體執行的時候，在具體地塊的使用性質上，無論是因為政治形象還是企業利益的驅動，說難聽點就是“利令智昏”，往往無視總體規劃中的重大的、必須堅守的原則，犯那些“戰術上的高級錯誤”！ 這種帶有普遍性的城市規劃執行、管理問題，已經或者將要在中國各個發展的城市埋下許多“隱患的雷區”，在未來不同的時間段將會或多或少、或重或輕地引發城市管理、運營的混亂，有的甚至可能是災難。天津濱海新區的規劃執行管理問題原本只是其中之一，不過這次是被惡性地“引爆”成了一場世人矚目的災難。 我們接著往上一個層面來討論。萬科海港城的確是處于港區，并且離爆炸倉庫才幾百米的距離。但是，在一兩公里的范圍內還有不少開發完成的房地產居住社區，還有兩所醫院，然后還有會展中心、著名的泰達體育場，甚至不遠處還有據說是中國最大的計算機中心……其實，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按照一般遠離城市中心區的港口區域，即使企業有開發房地產的利益驅動，即使有萬科這樣的房地產企業品牌，建造出來的房地產項目也不會有足夠的市場支撐。
而濱海新區的實際情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從總體規劃圖上看到的那一大片橙色的、工業用地性質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現在除了之前的工業企業之外，已經開發、建成了大量的科技研發、商務辦公樓，城市商業配套，包括五星級在內的多家酒店，以及我們上面提到的那些市政公共配套設施，當然少不了眾多的住宅房地產項目。也就是說，與天津港口區一路之隔、緊緊挨著的，實際上是已經建成的、副省級天津濱海新區的城市中心區！  其實，濱海新區真正的CBD并不我們以上說的經濟開發區，而是位于同樣與港區只隔著海濱高速的塘沽城市的延展部分——海河邊上的響螺灣商務中心區和于家堡金融中心。上面這張百度截圖，紅色標示集中的就是目前已經高樓林立的響螺灣，而其往東離港區更近的中央大道東側海河邊的區域就是藍圖更加宏偉、雄心勃勃的于家堡。 一個實際上已經建成的新城中心區，加上一個初具規模的商務中心區（CBD）以及將要開發的金融中心區，卻和一個中國北方最大的、仍在高速運轉中的港口放在了一起。這種奇特的、極具沖突、格格不入的城市空間組合，絕對不是當今世界任何一種城市規劃體系所能輸出的方案，然而卻是天津濱海新區目前發展真實的結果與現狀。
要反思這種矛盾而令人費解的城市發展結果與現狀，我們可能還不得不再上一個層次，從天津市整體的城市發展戰略以及當初對濱海新區的城市功能定位來探討。下面這張是我們從網絡上能夠搜索到的，濱海新區在天津市整體發展戰略之中的規劃圖（2005-2020年）。  天津并沒有像北京那樣選擇“攤大餅”的城市發展模式，也沒有自然條件像上海那樣能夠越過一條黃浦江“就近”開發浦東，而是選擇了沿海河向東，在四十多公里之外，以具有悠久歷史和城市人口基礎的塘沽為中心，開發濱海的新城區，上演一出城市發展的“雙城記”。這種“跨越式”的發展戰略，雖然曾經也有人質疑，但現在看來也是一種有魄力、能夠適應城市高速發展并給未來留下更多變化空間的不錯的模式。 關鍵是這種雙城發展的模式，濱海新區應該是怎樣的城市功能定位？從公開收集的資料可以看到，十年前政府規劃部門給濱海新區的定位有這么幾條：“現代制造和研發轉化基地；我國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區域現代服務業中心和休閑旅游目的地；服務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宜居的生態城區。” 從這個定位來看，濱海新區核心發展是“現代制造和研發轉化基地”和“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這也就是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天津港口持續發展的定位。而“服務業”和“宜居的生態城區”則是以上兩個核心產業的配套。所謂“休閑旅游目的地”那是放在北部的漢沽區域。之于“改革試驗區”則是政治口號和政策屬性。 今天回過頭來看，濱海新區當時的定位是務實而合理的。可問題出在，隨著濱海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GDP從落后于上海浦東新區到趕上、甚至超越，各級領導的“心態”也開始發生變化。天津當時提出的城市定位是“北方的經濟中心”，也許他們已經不滿足于經濟指標超越上海浦東，而是要在更高層次的領域，在城市形象上追趕、甚至超越上海浦東，那目標就不是張江、高橋和金橋，而應該是陸家嘴了。 我當時由于參與了許多天津城鎮發展的具體項目，在和各級政府官員、企業領導的溝通、交流中，發現“曼哈頓”成了大家口中的“熱詞”。于是，2008年的11月份，我在北京《地產》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給天津一個定位》的文章，基本意思是表達天津與北京、上海相比，優勢還是在發展高端制造業以及與此相關的科技研發產業。因為在商貿、金融方面，天津與上海相比完全沒有優勢，甚至在我們國家的體系中，金融業都根本無法與北京這個政治中心之中的“副業”來競爭。 然而，天津在濱海新區追求“更高目標”的步伐一直在馬不停蹄地加速進行，從爭取“三板交易中心”到自貿區，從響螺灣CBD的強行上馬到于家堡金融中心的藍圖，原來對濱海新區的城市功能定位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其實，李克強還是副總理的時候去濱海新區考察，記得當時中央媒體就報道過其講話，大致意思是提出了“是否CBD都要建成曼哈頓那種形式？城市現代化就一定要是高樓大廈？”等一系列問題，可見有些中央領導人對于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模式也是心存疑慮的。 如果濱海新區真能順利建成商貿和金融中心，那么天津港就有可能成為“雞肋”了。據說天津的規劃部門也安排做過幾輪天津港的改造方案，基本方向是逐步弱化貨運港口的功能，“退二進三”發展商務辦公，甚至港口的外部改造成類似舊金山漁人碼頭這樣的休閑、娛樂商業中心等等。 問題是響螺灣CBD的建設結果并不那么遂人意，高樓林立卻毫無人氣，于家堡金融區的發展計劃也因此推延。經濟開發區除了制造業之外，產業升級的所謂“科研轉化”部分也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 在這種情況下，港口的貨運和物流業還不得不作為重要的支柱產業而難以割舍。“退二”暫時無法實現，可“進三”卻沒有擋住，于是就有商業以及住宅房地產的項目“擠進”了港口的區域。另一方面，為金融和商貿所進行的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所付出的成本，只有通過出讓更多的土地開發房地產來進行財政的平衡。于是，大量商業、住宅房地產項目的開發區、過于超前而人氣渙散的CBD和依然繁榮的貨運港口就這樣“不期而至”地集合到了一起。 我們一直在提倡所謂的“科學發展觀”，而目前中國政治生態圈中冒進的、過度超前的發展欲望和目標卻仍然大行其道。也許這一代的官員和企業家，大部分是讀著毛澤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語錄長大的，再加上中國經濟這二十年的騰飛，大家骨子里有一種“沒有什么奇跡是不可能發生”的信念在作祟。 我們國家的經濟已經進入了轉型的時期，而我們的創新和產業升級的能力還遠遠沒有跟上。這種過高的“盲目自信”和過度超前的發展目標，與我們實際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能力正在發生激烈的沖突和矛盾。這種沖突與矛盾體現在我們的城市發展戰略及規劃執行與管理上，就會演化成城市空間形態的矛盾、變異與混亂，而當這一切最終“擠壓”到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人群，就有可能會引發危機、甚至是災難！而這才是我們在這場城市災難中應該深層次反思的重大的、更加長遠的社會問題。
（本文來自高策地產研究院，作者為高策地產服務機構首席策略官、高策地產研究院院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