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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把城市的發展放在兩個重要的關鍵詞之下來考察：全球化與大國。
人口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極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把城市人口作為政府政策調控的指標，大部分國家基本上把人口作為一個經濟發展的結果 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存在著普遍的城市化憂慮。很多人都持有這樣的觀點：城市化的速度已經開始放緩。但根據近期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比較人類歷史上不同階段的城市化進程可以發現，越晚進行城市化的國家，其城市化的速度越快。所以你不能把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和100年前的西歐國家進行比較。另外一個誤解是，當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超過50%以后，中國的城市化速度應該會放緩。但是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這一點也得不到任何支持。實際上，越晚開始城市化的地區，城市化放緩的時間節點也來得越晚。根據統計數據以及國外既往發展經驗來看，一國的城市化水平在達到70%之前，其城市化的速度是不會有明顯的放緩的跡象。 盡管如此，全世界各地都出現對于城市發展，尤其是特大城市發展的恐慌。在上世紀90年代的東京曾經做過首都功能的分散計劃，日本國內認為東京人太多了，要把人口和產業往外搬。這一計劃曾經一度使東京的人口規模有了微降。在今天的中國，對上海和北京人口膨脹的擔憂非常普遍，與此同時，韓國的首爾，印度的孟買都存在著類似的對大城市發展的擔憂。 在中國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政策關系到大城市的發展：戶籍與土地。在戶籍政策方面，三中全會的公報里講到要合理確定大城市的落戶條件，要嚴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從建設用地指標的安排角度來看，國土資源部稱除了生活用地及公共基礎設施用地，原則上不再安排城市人口達到500萬以上特大城市中心城區的新增建設用地。當然，這里面有很多的用詞值得仔細琢磨，但是其主旨十分明確：中國的特大城市必須要控制規模。 那么，應不應該這樣呢？城市人口的數量到底是應該成為一個政府政策調控的目標，還是一個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的預測指標呢？放眼全球，極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把城市人口作為政府政策調控的指標，大部分國家基本上把人口作為一個經濟發展的結果，從而使人口成為一個城市未來制定公共政策的預測目標。比如紐約，紐約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但根據紐約市政府的預測，未來紐約人口還要增加100萬。再比如新加坡，新加坡也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比較高的地方，但是根據新加坡政府的規劃，未來人口可能要從現在的550萬增長到700萬。也就是說，即便對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來講，它也沒有把人口的增長作為一個必須通過政府政策來進行縮減的指標，這是我們首先要澄清的問題。 如果城市人口是實施公共政策的人口預測指標的話，那么有沒有辦法預測城市的人口呢？這是我們在科學研究里有待于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可以預測的話，我們在制定城市公共政策時就可以心中有數。但是，眾所周知的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總是提前很多年打破政府所設定的人口控制目標。出現這樣的情況時，政府不去反思當時制定這個目標有什么樣的錯誤，而是武斷認為大城市的承載率已經被突破。對于這樣的論斷，我要問一個問題，假如人口承載力已經被突破，那現在超過承載力的人口是怎么被承載的？對這個基本問題，我們的政府并沒有把它解釋清楚。 我認為城市人口是可以被預測的。這里我介紹一個齊夫法則，英文把它翻譯成叫做Zipf’s Law，根據這一法則，一國最大的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兩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類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 盡管經濟學家和城市學家到目前為止也不太清楚Zipf’s Law的原理是什么，但從經驗數據來看，Zipf’s Law已經被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數據所驗證。這個經驗性的規律實際上在各個國家都普遍存在。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萬廣華老師最近的一個研究表明：由于中國原來是計劃經濟國家，在改革開放以前政府實施很多的政策把中國人口從大城市遷往小城市，從沿海遷往內地，導致中國的人口總體來講是比較分散分布的。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在人口分布當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城市和城市之間的人口分布越來越趨向于剛剛所講的Zipf’s Law。 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如果上海人口有規律可循，我們就可以去預測未來上海人口的規模。如果是Zipf’s Law越來越適用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話，我們基本可以推測中國未來的城市人口。每一個城市，只要找到它的排序就可以基本上預測這個的城市人口。 發達國家的經濟集中度都很高 中國的經濟活動不是太集中而是太分散了 在談我自己的研究之前，我想快速地介紹一下其他學者的研究來幫助我們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和人口的空間分布的情況。 首先我們看一下美國，圖1用紅色和藍色區分了美國經濟活動的分布，其中用紅色表示的地方占據了美國GDP的50%。
圖1 美國一半經濟活動分布
圖2 美國經濟高度集聚在東部和西部
圖3 日本、英國、法國經濟的高度集聚 圖3展示了英國、法國和日本這三個發達國家的情況。同樣，日本經濟也是高度集中在三大經濟區，其中最重要的是東京；英國也同樣如此，經濟也是高度集中在倫敦附近；另外，法國要更加集中，形象地說法國經濟就像埃菲爾鐵塔，基本上是集中在巴黎的周圍。
圖4顯示的是包括印度、南非、巴西等與中國經濟發展程度比較相近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也是一樣的。我們在討論人口集聚時比較容易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國家人口密度不高，地價就不會很高，人口也會相對分散，可是從澳大利亞的情況來看，即使其國土面積很大同時人口又非常少，但其人口和經濟活動仍然高度集中在少數地方。這些例子說明，經濟集聚其實是跟經濟規律是緊密相連的。
圖4 印度、南非、巴西、墨西哥、埃及、俄羅斯和澳大利亞的經濟集聚情況 唯一略顯不同的是德國（圖5），德國的經濟看起來相對比較分散，這跟德國的歷史非常有關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德國分裂成東德和西德。由于這樣的歷史背景，德國不應該成為我們思考中國問題的主要參照。
圖5 德國略顯不同 接下來再來看圖6顯示的中國，也是Nordhaus教授畫的。粗看上去，中國也比較集聚。但請大家不要忘記，中國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胡煥庸線（璦琿—騰沖一線）。根據2000年中科院國情研究小組的研究，從胡煥庸線（璦琿—騰沖線）的東部集聚了中國94%的人口和96%的GDP，這一比重從1920年代胡煥庸線發現到現在，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這意味著，當我們討論中國的人口集聚的時候，其實可以把中國胡煥庸線（璦琿—騰沖線）左邊的整個西部忽略掉，我們討論的是胡煥庸線（璦琿—騰沖線）的東部。在這一前提之下，如果把中國的情況和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國家相比較的話，中國的經濟活動恐怕就不是太集中而是太分散了。
圖6 中國經濟必將繼續集聚
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的國際經驗 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會使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帶來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時候，導致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接下來我要陳述的是我們自己的研究。首先我們來討論首位城市的人口（一個國家最大的城市叫首位城市）。 我們首先看一下世界上各國的首位城市人口在總人口比重的狀況： 在美國，紐約作為一個大城市，人口和面積都比較大，紐約人口占到美國總人口的2.7%，接近于3%。我這里所講到的紐約只是在行政區劃上的紐約市，并沒有包括紐約已經連成片的、非紐約管轄區域的其他周邊地區，其實它已經是紐約城市的一個部分。如果僅僅按這個非常狹義的紐約市就已經2.7%了，如果同樣的集聚程度發生在中國，如果中國人口是15億的話這意味著什么？ ■英國倫敦占英國人口總數的13.1%。 ■僅用小東京的概念，東京都的人口已經占全日本人口的10.3%。如果再用東京圈的概念，它的人口基本上是3600萬，也就是說，每三個日本人里面有一個住在東京圈之中。然而，圈的面積僅相當于上海全境加上蘇州的面積。也就是說，日本的人口，1/3集中在這么狹小的一個國土面積上。 ■法國人口的比重，有相當一大部分是集中在巴黎的，達到了15.9%。 ■相對來說，比較小的國家更是如此，由于人口的集聚發展，首位城市占國家城市人口的規模比重就更高了。比如韓國有2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首爾，奧地利有2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維也納，秘魯首都利馬的人口占到整個秘魯人口的25%。 給大家看圖7，這張圖主要看兩個變量，橫軸是2012年國家的總人口（取對數），縱軸是每個國家最大城市的城市人口（取對數）：
圖7 國家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的決定因素
我們從中得到了以下重要信息： 第一，這張圖的擬合度（R-squared）相當高。R-squared表示的是多大程度上我們能夠擬合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85%的R-squared意味著什么？85%數據變動可以用這條線來解釋。經濟數據有兩種，一種是截面數據，一種是時間序列數據，時間序列數據想得到80%的R-squared還是比較容易的，比如說把匯率和利率做一個相關性分析，比較容易得到80%的R-squared。但如果是截面數據R-squared，能夠達到30%的對于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已經是相當高了。我現在用的是截面數據居然可以解釋85%的變動，這是極其罕見的事情。這意味著首位城市人口的解釋力非常強大，可以說是一個經濟規律。除了這個經濟規律以外，還有其他什么規律可以使一個國家人口高度集中于首位城市，還有待于研究，但不管怎么樣，這經驗數據所呈現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 第二個，有的聽眾可能會問，如果國家人口多，大量的人口都集中于首位城市，這個首位城市就會誕生很多社會問題。這種“城市病”的數量越多，難道不會導致人口的分散化嗎？這樣的話，為什么還要到城市的中心去呢？大家可以這樣來看，一個城市人口有多少、你最后待不待在大城市由你自己去決定。假如人口比較多的國家，大量的人口都集中在首位城市的話可能更會導致“城市病”的發生和房價的上升。但是根據我做的這個研究，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的過程是會慢于這個國家人口增長的過程。這模型里面的系數其實是小于1的，是0.76。這說明，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增長1%的話，這個國家的首位城市的人口只增長0.76%。也就是說，這個線的擬合里面，隨著國家人口規模的擴大，人口向首位城市的集聚速度其實沒有這個國家人口增長速度來得快。這是我必須要強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三個，根據這張圖我們得到的結論恐怕是上海太小了，而不是太大了。大家可以比較下圖7中上海和孟買所在的位置，如果你相信這個經濟規律，相信一個城市的人口是由國家的總人口來決定的話，這個城市不會離這個線太遠。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模型上有一個陰影帶，學習統計的人都知道，這個叫做置信區間，而孟買和上海都落在這個陰影帶之外，這說明兩座城市有其他的因素使其偏離國際的規律。這就意味著大家通常認為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太多時，更多是跟國內橫向比較的結果，但是和未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首位城市人口規模相比，上海還將長大。 剛才給大家看的全世界人口的橫向比較，其中包括142個觀察點，基本上覆蓋了世界上主要國家和我們所有能夠收集到的數據。接下來我們把亞洲單獨拿出來，亞洲單獨拿出來以后，我們對于上海問題的判斷會稍微樂觀一點。從全世界范圍來講，亞洲國家的平均人口密度相對來說比較高。當一個國家平均的人口密度比較高的時候，大量的人口往首位城市集中的時候，這會帶來更加嚴重的首位城市“城市病”。 于是我們就把亞洲國家的樣本單獨進行分析（圖8）。結果是第一個信息仍然是非常高度的正相關，兩個變量的關系基本上是在擬合線上面，只不過R-squared降到了75%左右，但也仍然高度相關。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是解釋變量的系數降到了0.63。這是亞洲國家的特點，在這樣人口密度相對比較高的國家，如果人口按照全世界的規律，往大城市集中的時候，大城市的地價、房價上升更快，或者是產生“城市病”的速度更加快，這會阻滯人口的流入。所以，亞洲樣本的相關程度和系數會下降一點。在這些城市的發展過程當中，在市場的作用下，城市人口集聚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體現在城市的人口數據的變化上。相對樂觀點的是，如果我們把亞洲樣本單獨拎出來，上海就落到了陰影帶里面，也就是剛剛講的95%的置信區間里面了。我們就說，上海即便說它是太小了，也沒有小得那么嚴重。
圖8 國家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的決定因素（亞洲）
圖9 國土面積是雙刃劍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規律，眾所周知：一個國家如果要是以農業為主，其農業人口將占到大量的比重。當一個國家的農業占到大量比重的時候，其最主要的生產投入要素就是土地，而農業土地是不能在空間上移動的，這會導致一個國家的農業比重越來越高，人口分布就越分散。當工業和服務業比重提高的時候，人口就會更加集中，因為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就需要人口的集聚。這就意味著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會使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帶來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時候，導致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接下來考慮的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和這個國家的首位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關系。在圖10里面，橫軸是這個國家在2012年城市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占的比重，這是城市化率的度量標準，縱軸是一個國家的首位城市人口在國家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你可以看到這條線也是向右上傾斜的，表示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高，這個國家首位城市的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占的比重也越高。就是城市化的進程會推進人口向首位城市所代表的大城市集中。這里圈圈的大小代表著所在國家的人口總規模，你會發現，對小國家來說，當國家的城市化水平提高時會大量出現人口向首位城市集中的趨勢，大國的情況會稍好一些。但總的來講，城市化是推進人口進一步集聚的正向推動因素。 同樣的，這個假設在亞洲也是成立的（圖11）：總體都是右上傾斜的關系。對于人口規模比較大的中國和印度，還有像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基本上都在這條線下面，總的來講也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時候，會提高這個國家首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
圖10 城市化進一步加劇人口集聚
圖11 城市化進一步加劇人口集聚（亞洲）
（注：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教授。本文系陸銘于2014年3月12日在“鴻儒論道”2014年第9期的演講“全球化時代的大國大城市”（上），題目為編者所加。“鴻儒論道”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與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聯合發起的雙周論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