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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是城市發展的總體計劃，是城市建設的前瞻性部署。它通過確立城市的性質、規模和發展方向，為合理利用土地與資源，協調城市空間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總體性框架。科學合理的城市規劃，能為城市建設和發展帶來巨大的綜合效益。城市規劃是保證城市合理地進行建設和城市土地合理開發利用及正常經營活動的前提和基礎，是實現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手段。城市規劃直接關乎一個城市的日后管理與運營，一個科學的城市規劃，會給城市治理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空間。 對于城市規劃，目前學術界尚無統一的界定，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 其一，城市規劃是一種決策行為，其目的是解決城市中各種物質要素在空間布局與時間序列上的各種矛盾，使其各得其所，有機聯系，以取得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 其二，城市規劃是在一定時期內城市發展的目標和計劃，是城市建設的總體部署，也是城市建設管理的依據。 其三，城市規劃是政府干預城市發展的一種手段，由于是有意識的干預，因而也就是實踐，即行動。 其四，城市規劃的工作對象是城市社區，其手段是對城市物質環境的布局與設計，其目的是滿足全社會的現實需要和促進全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城市規劃的基本特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綜合性。城市規劃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涉及多個規劃部門的參與和通力合作，它需要地理學、工程學、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支持，它需要兼顧城市經濟、社會、環境多重目標間的協調與權衡。 二是前瞻性。城市規劃是對未來城市各項建設的總體設想，是指導城市建設的藍圖，其目的是使城市各項建設與未來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相適應。城市規劃要綜合分析影響城市發展的各種限制性因素與非限制性因素，統籌規劃，全面協調，使城市自身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具有較強的適應力。 三是權威性。城市規劃是城市各項建設的綜合部署，它的制定和實施必然會涉及政府各個部門，城市規劃范疇中的若干問題，如城市性質定位、城市規劃的確定、城市各類用地分配，都是重大的公共問題，要由作為公權力機關的城市國家機構來制定和監督執行城市規劃；與此同時，為確保城市規劃的執行，必須實現城市規劃的法制化。 四是動態性。城市規劃本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永遠沒有“完工的一天”，這是因為城市在城市體系中的地位是動態的，城市規劃的理論和技術是動態的，城市建設的材料和工藝是動態的，所以城市規劃作為一個專門行業的法規，也應是具有彈性的。 五是特殊性。每個城市都有其特定的地理位置、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淵源與文化積淀，在進行城市規劃時，要因地制宜，努力體現城市的特色，打造獨特的城市品牌和形象，這不僅有利于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城市旅游業的發展。
國外城市規劃理論發展 城市作為產業聚集的平臺，作為滿足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復雜系統集成空間，決定了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規劃。城市規劃中包含了人類對理想的居住空間和生活方式的選擇，所以隨著城市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人類對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斷選擇，決定了城市規劃理論和思想的不斷發展。 綜觀近代以來城市規劃的基本理論，具有代表性并有深遠影響力的有以下幾種：一是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田園城市是為解決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城市問題而設想建設的一種新型城市。19世紀末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提出了田園城市的概念，他在著作《明日，一條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認為應該建設一種兼有城市和鄉村優點的理想城市，他稱之為“田園城市”。田園城市實質上是城與鄉的結合體。1919年，英國“田園城市和城市規劃協會”經與霍華德商議，明確提出田園城市的含義，田園城市是為健康、生活以及產業而設計的城市，它的規模能足以提供豐富的社會生活，但不應超過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農業地帶圍繞，城市的土地歸公眾所有，由一個委員會受托掌管。 霍華德于1899年組織田園城市協會，宣傳他的主張。1903年組織“田園城市有限公司”，籌措資金，在距倫敦56公里的地方購置土地，建立了第一座田園城市——萊奇沃思（LETCHWORTH）。 1920年又在距倫敦西北約36公里的韋林（WELWYN）開始建設第二座田園城市。田園城市的建立引起社會的重視，歐洲各地紛紛效法，但多數只是借取了“田園城市”的名稱，實質上是城郊的居住區�；羧A德針對現代社會出現的城市問題，提出帶有先驅性的規劃思想，針對城市規模、布局結構、人口密度、綠帶等城市規劃問題提出一系列獨創性的見解。田園城市理論對現代城市規劃思想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對后來出現的一些城市規劃理論，如“有機疏散”論、衛星城鎮的理論頗有影響。20世紀40年代以后，在一些重要的城市規劃方案和城市規劃法規中也反映了霍華德的思想。 二是格迪斯的“進化城市理論”。生物學家格迪斯1915年出版《進化中的城市》。格迪斯倡導區域規劃思想，認為城市與區域都是決定地點、工作與人之間，以及教育、美育與政治活動之間各種復雜的相互作用的基本結構。這些思想對大倫敦規劃和美國田納西流域規劃產生影響。他主張在城市規劃中應以當地居民的價值觀念和意見為基礎，尊重當地的歷史和特點，避免大拆大建。格迪斯還視城市規劃為社會變革的重要手段，運用哲學、社會學和生物學的觀點，揭示城市在空間和時間發展中所存在的生物學和社會學方面的復雜關系。城市規劃工作者應把城市現狀和地方經濟、環境發展潛力與限制條件聯系在一起進行研究，再作規劃。他的名言是“先診斷后治療”，由此形成了影響至今的“調查—分析—規劃”，即通過對城市現實狀況的調查，分析城市未來發展的可能，預測城市中各類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然后依據這些分析和預測，制定規劃方案。 三是昂溫的“衛星城市理論”。衛星城是指在大城市郊區或其以外附近地區，為分散中心城市（母城）的人口和工業而新建或擴建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城鎮。它是一個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共有現代城市性質的獨立城市單位，但同時又是從屬于某個大城市的派生物，因其圍繞中心城市像衛星一樣，故名“衛星城”。按其與母城的關系分為完全從屬型、半獨立型與獨立型。通常，與母城相距較近的衛星城市，居住職能強，依附性強；距離較遠的，工業職能強，獨立性強，人口規模也大，有時甚至可達到中等城市規模。按霍華德田園城市思想，衛星城市距母城不論遠近，均應以綠帶包圍，與母城在地域上相分隔，但實際上兩者間常因發生膨脹而連成一體。衛星城市理論是從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發展而來，根據霍華德的設想，1919年英國規劃設計第二個田園城市——韋林時，即采用了衛星城鎮這個名稱。20世紀20年代，英國建筑師昂溫為倫敦地區制定咨詢性規劃，提出大規模把倫敦的人口和就業崗位分散到附近的衛星城鎮去。當時，之所以采用衛星城鎮的名稱，主要是因為田園城市已被用于泛指城市“開闊的郊區”或“田園式市郊區”；其次，也為了表明韋林之類城鎮同倫敦在經濟上有緊密的聯系。之后，“衛星城鎮”一詞便流傳開來，并被廣泛運用，有時還被用于稱呼大城市邊緣那些規劃良好的工業郊區。 四是佩里的“鄰里單位理論”。這是適應現代城市因機動交通發展而帶來的規劃結構的變化，改變過去住宅區結構從屬于道路劃分為方格狀而提出的一種新的居住區規劃理論。1929年，由美國規劃師佩里首先提出鄰里單位這一概念，它針對當時城市道路上機動交通日益增長，車禍經常發生，嚴重威脅老弱及兒童穿越街道，以及交叉口過多和住宅朝向不好等問題，要求在較大范圍內統一規劃居住區，使每一個“鄰里單位”成為組成居住的“細胞”，并把居住區的安靜、朝向、衛生和安全置于重要位置。在鄰里單位內設置小學和一些為居民服務的日常使用的公共建筑及設施，并以此控制和推算鄰里單位的人口及用地規模。為防止外部交通穿越，對內部及外部道路有一定分工。住宅建筑的布置亦較多地考慮朝向及間距，該理論對20世紀30年代歐美的居住區規劃影響頗大，在當前國內外城市規劃中仍被廣泛應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小區規劃”理論。 五是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論”。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泰勒通過對德國南部城市的深入考察和理論研究，1933年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論，率先論證了城市體系之城市規劃的影響。“中心地”指的是在一個城市體系中，大、中、小城市都有各自的經濟中心作用，較大城市的經濟中心作用包含著較小城市的經濟中心作用。每個城市的規劃，既要看到本市的經濟中心作用，又要看到與其他城市的分工協作關系。這一理論提示了城市的主導產業對城市規劃的決定性影響。 六是伊利爾 沙里寧的“城市有機疏散理論”。芬蘭建筑師伊利爾沙里寧為緩解由于城市過分集中所產生的弊病而提出的關于城市發展及其布局結構的理論。沙里寧認為衛星城確實是治理大城市問題的一種方法，但他認為并不一定需要另外新建城市來實現這樣的目的，對于大城市而言，通過它本身的定向發展，使其進行有機的疏散同樣可以達到目的。沙里寧在他的《城市——它的生長、衰敗與未來》一書中對有機疏散論作了系統的闡述。他認為今天趨向衰敗的城市，需要有一個以合理的城市規劃原則為基礎的革命性的演變，使城市有良好的結構，以利于健康發展。沙里寧提出了有機疏散的城市結構的觀點。他認為這種結構既要符合人類聚居的天性，便于人們過共同的社會生活，感受到城市的脈搏，而又不脫離自然。有機疏散的城市發展方式能使人們居住在一個兼具城鄉優點的環境中。 有機疏散的兩個基本原則是：把個人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即沙里寧稱為“舊�；顒�”的區域，作集中的布置；不經常的“偶然活動”的場所，不必拘泥于一定的位置，則作分散的布置。日�；顒颖M可能集中在一定的范圍內，使活動需要的交通量減到最低程度，并且不必都使用機械化交通工具。往返于偶然活動的場所，雖路程較長亦屬無妨，因為在日�；顒臃秶饩壘G地中設有通暢的交通干道，可以使用較高的車速迅速往返。 有機疏散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歐美各國建設新城，改建舊城，以至大城市向城郊疏散擴展的過程有重要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些發達國家城市過度地疏散、擴展，又產生了能源消耗增多和舊城中心衰退等新問題。 國外城市規劃的重要思想 20世紀30年代以來，在城市規劃思想和規劃理論演變的過程中，亦出現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現代規劃思想，它們是1933年的《雅典憲章》，1977年的《馬丘比丘憲章》，1981年的《華沙宣言》和1992年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 �。ㄒ唬堆诺鋺椪隆罚�1933年） 在20世紀上半葉，現代城市規劃基本上是在建筑學的領域內得到發展的，甚至可以說，現代城市規劃的發展是追隨著現代建筑運動而展開的。1933年在雅典召開了第四次國際現代建筑會議（CIAM），會議主題是“功能城市”，會議發表了《雅典憲章》。 《雅典憲章》在思想上認識到城市中廣大人民的利益是城市規劃的基礎，因此它強調“對于從事城市規劃的工作者，人的需要和以人為出發點的價值衡量是一切建設工作成功的關鍵”，在憲章的內容上也從分析城市活動入手提出了功能分區的思想和具體做法，并要求以人的尺度和需要來估算功能分區的劃分和布置，為現代城市規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建立了現代城市規劃的基本內涵。 《雅典憲章》的思想方法是建立在物質空間決定論的基礎之上的。這一思想認為，建筑空間是影響社會變化的工具，通過對物質空間變量的控制，就能形成良好的環境，這樣就能自動地解決城市中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促進城市的發展和進步。在這一思想引導下，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城市規劃的方式主要是物質空間規劃。 《雅典憲章》最為突出的內容就是提出了城市的功能分區。它認為，城市活動可以劃分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活動，提出這是城市規劃研究的“最基本分類”。憲章中闡述道：“城市規劃的四個主要功能要求各自都有其最適宜發展的條件，以便給生活、工作和文化分類和秩序化。”功能分區在當時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它主要針對當時大多數城市無計劃、無秩序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尤其是工業和居住混雜導致的嚴重的衛生問題、交通問題和居住環境問題等，而功能分區的方法確實起到了緩解和改善這些問題的作用。另一方面，從城市規劃學科的發展過程來看，《雅典憲章》所提出的功能分區也是一種革命，它根據城市活動對城市土地使用進行劃分，對傳統的城市規劃思想和方法進行了重大改革，突破了過去城市規劃追求圖面效果和空間氣氛的局限，引導了城市規劃向科學的方向發展。當然，《雅典憲章》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但這是由于歷史局限性造成的。其一，機械的功能分區，犧牲了城市的有機組織，使復雜、豐富的城市生活走向單一化、簡單化，與人類的需求背道而馳。其二，城市規劃是描繪城市未來的終極藍圖，一并在這種終極狀態下平衡各類用地，這顯然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不協調。 �。ǘ恶R丘比丘憲章》（1977年） 上世紀70年代后期，國際建筑協會鑒于當時世界城市化趨勢和城市規劃過程中出現的新內容，于1977年在秘魯的利馬召開了國際性學術會議。與會的建筑師、規劃師和有關官員以《雅典憲章》為出發點，總結了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城市發展和城市規劃思想、理論和方法的演變，展望了城市規劃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在古文化遺址馬丘比丘山上簽署了《馬丘比丘憲章》。 該憲章申明，《雅典憲章》仍然是這個時代的一項基本文件，它提出的一些原理今天仍然有效，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城市發展面臨著新的環境，《雅典憲章》的一些指導思想已不能適應當前的形勢的發展變化，因此需要進行修正。 《馬丘比丘憲章》首先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對城市和城市規劃的重要性，并將理解和貫徹這一關系視為城市規劃的基本任務。“與《雅典憲章》相反，我們深信人的相互作用與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據。城市規劃……必須反映這一現實。”《馬丘比丘憲章》摒棄《雅典憲章》機械主義和物質空間決定論的思想基礎，宣揚社會文化論的基本思想，它認為，物質空間只是影響城市生活的一項變量，而且這一變量并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而起決定性作用的應該是城市中各人類群體的文化、社會交往模式和政治結構。從人的需要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出發，《馬丘比丘憲章》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指導意義的觀點。 其次，《馬丘比丘憲章》在對40多年的城市規劃理論探索和實踐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雅典憲章》所崇尚的功能分區“沒有考慮城市居民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結果是城市患了貧血癥，在那里城市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單元，否認了人類的活動要求流動的、連續的空間這一事實”。憲章提出：“在今天，不應當把城市當作一系列的組成部分拼在一起考慮，而必須努力去創造一個綜合的、多功能的環境”，并且強調，“在1933年，主導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組成部分，在1977年，目標應當把已經失掉了它們的相互依賴性和相互關聯性，并已經失去其活動和涵義的組成部分重新統一起來”。 第三，《馬丘比丘憲章》認為城市是一個動態系統，要求“城市規劃師和政策制定人必須把城市看作在連續發展與變化的過程中的一個結構體系”。20世紀60年代以后，系統思想和系統方法在城市規劃中的運用，直接改變了過去將城市規劃視作對終極狀態進行描述的觀點，更強調城市規劃的過程性和動態性。《馬丘比丘憲章》在總結一系列理論探討后，進一步提出“區域和城市規劃是個動態過程，不僅要包括規劃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規劃的實施。這一過程應當能適應城市這個有機體的物質和文化的不斷變化”。第四，《馬丘比丘憲章》提出公眾參與對城市規劃的極端重要性，“城市規劃必須建立在各專業設計人員、城市居民以及公眾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系統的、不斷的互相協作配合的基礎上”，并“鼓勵建筑使用者創造性地參與設計和施工”。 （三）《華沙宣言》（1981年） 1981年國際建筑師聯合會第十四屆世界會議通過的《華沙宣言》確立了“建筑—人—環境”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并以此來使人們關注人、建筑和環境之間的密切的相互關系，把建設和發展與社會整體統一起來進行考慮。 《華沙宣言》強調一切的發展和建設都應當考慮人的發展，“經濟計劃、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和建筑設計的共同目標，應當是探索并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從這樣的前提條件出發，“改進所有人的生活質量應當是每個聚居地建設的綱要”。宣言將生活質量作為評判規劃的最終標準，建立了一個整體的綜合原則，從而彌補了《雅典憲章》以要素質量進行評價的缺陷以及《馬丘比丘憲章》對整體評價的忽視。 《華沙宣言》繼承了《雅典憲章》和《馬丘比丘憲章》中的合理成分并加以綜合，提出“規劃工作必須結合不斷發展中的城市化過程，反映出城市及其周圍地區之間實質上的動態統一性，并確立鄰里、市區和城市其他構成要素之間的功能聯系”。它沿用了《馬丘比丘憲章》中的內容甚至是語言，認為“規劃是個動態過程，不但包括規劃的制定，而且包括規劃的實施”，并強調規劃實施過程中的實施效果的檢測，“任何一個范圍內的規劃，都應包括連續不斷的協調，對實施進行監督和評價，并在不同水平上用有關人們的反應進行檢查”。只有這樣，城市規劃才可能在原有基礎上得到發展。 《華沙宣言》同樣強調了城市規劃過程中公眾參與對于城市規劃工作成功的重要性，提出“市民參與城市發展過程，應當認作是一項基本權利”。通過廣大市民的參與，可以“充分反映多方面的需求和權利”，從而使城市規劃能夠實現為人類發展服務的職責；另一方面，只有公眾參與了規劃的編制和決策過程，才會對規劃的實施具有責任感。因此，宣言中提出，為了達到規劃的目的，“規劃工作和建筑設計，應當建立在設計人員同有關學科的科學家、城市居民，以及社區和政界領導系統的不斷地相互配合和共同協作的基礎上。” 《華沙宣言》在強調人和社會的發展以及規劃和建筑學科作用和職責的同時，尤其關注環境的建設和發展，強調對城市綜合環境的認識，并且將環境意識視為考慮人和建筑的一項重要的因素。在對環境問題普遍關注的20世紀80年代，《華沙宣言》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并且進一步強調了對環境進行保護的思想在城市規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四）《環境與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1992年)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環境與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其中心思想是：環境應作為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必須對環境和發展進行綜合決策。宣言和議程還針對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討論，確立了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主題。 《21世紀議程》中明確提出：“……可持續發展包含了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因素……”，并要求各國政府“做到在尋求發展時統籌考慮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確保經濟上有效益，社會上做到公正和負責任，又有益于環境保護”。針對許多國家的決策體系中存在的問題，議程特別強調在制定政策、規劃和實施管理時，應當將經濟、社會和環境因素綜合在一起，不能分裂開來，“既考慮環境，又考慮發展”，并應當“把重點放在各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及共同作用上”。要改進規劃和管理體系，要“將政策手段用作規劃和管理的工具，在決策中揉進效率的標準，并應定期檢查和調整這些手段，以確保其繼續有效”，同時建立起“一體化的環境與經濟制度”，在規劃和實施的過程中有可能充分運用法律、市場和政府的協同作用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總之，從19世紀末開始，現代城市規劃學作為一門有特定研究對象的學科創立以來，城市規劃經歷了理想主義、功能主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人文主義與現代主義結合，注意充分滿足居民住房、教育、娛樂、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上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城市規劃觀念又經歷了一次新的變革：重視社會經濟因素與城市規劃的結合，對城市結構認識進一步深化，用環境觀點規劃和建設城市，將城市規劃看作是引導城市有序發展的一種手段。如何適應城市居民的各種需求，已成為城市規劃的一個主要特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