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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關系現代化的成敗，一直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賀雪峰教授多年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在多年調研、深入了解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基礎上，對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提出了獨特的思考，對我們了解和思考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具有極強的啟示意義，同時對提高我們對我國社會現實的認識也有極大幫助。 賀雪峰認為，中國城市化應告別激進。在全文的論述中，賀雪峰從國際城市化的對比中尋找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獨特性，進而從現代化的視角探索出正確的選擇——穩健的城市化道路，并詳細分析了中國穩健的城市化道路的前提——中國城市化奇跡的經驗、關鍵——避免幾種誤區、路徑——制度基礎上的“三輪驅動”。 一、中國城市化的獨特性 1、兩種不同類型城市化的對比 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的過程。在當前國際范圍內，以歐美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以亞非拉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效果呈現出巨大的反差。前者不僅城市化率高達80%左右，而且進城人員可以在城市安居樂業，生活保障程度高；后者則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情況，不僅城市化率參差不齊，如巴西在上世紀80年代城市化率就高達80%，而印度當前才30%多，非洲很多國家則只有10%多一點，而且普遍出現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城市貧民窟現象。出現這種反差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制度的差異，而在于兩者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也即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也不同。 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不平等的結構，而形成這一結構的核心在于核心技術。盡管全球化讓世界趨于平等，但由于發達國家壟斷高新技術，壟斷了高附加值產業，發展中國家由于沒有或缺少核心技術，在整個國際分工體系中只能進入壁壘較低、易標準化的產品和加工環節，也就是低附加值產業，這從空客與褲子的貿易、芭比娃娃的產銷等案例中得到明顯的體現。高附加值產業為發達國家提供了企業高回報、工人高工資、政府高稅收，低附加值產業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企業低利潤、工人低工資、政府低稅收。這形成了一種惡性：企業低利潤就趨向偷稅漏稅、減少治污成本、降低工人工資；工人低工資就只能年輕時進城務工，年老時返鄉或淪入城市貧民窟，無法在城市體面地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政府低稅收就無法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而隨著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將進一步固化這種不平等結構。所以，出現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種不同類型的城市化。 2、一種新類型：中國的城市化 以上兩種不同類型的城市化基本可以涵蓋世界上所有國家，但是，中國卻又呈現出另一種情形，即城市迅速發展，在城市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并未落下，沒有出現其他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貧民窟現象。這可以被稱為城市化的中國道路。 中國的城市化有其特殊性，這可以從城市化率可以體現。按戶籍人口計算的話，中國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按居住地計算的話，2012年中國城市化率已達52%。這兩個數據之間的差異達到17%，這是因為2.6億左右農民工及其家屬常年在外務工經商所致。因此，進城農民與家鄉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正是這種聯系及造成這種聯系的特殊制度成就了我國獨特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其秘密在于中國獨特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其中尤為關鍵的就是小農經濟、土地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具體而言，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制度安排，保證了農民長久不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免費獲得且無償使用的宅基地，并形成了當前“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為我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優質、廉價勞動力，成就了“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土地制度安排上采用的土地公有、地利共享的方式，消滅了土地食利者階層，形成了當前以城郊農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歸公為核心的土地制度，保證了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來源，使我國城市化進入了良性循環；城鄉二元結構則由過去的剝削性結構轉變為保護性結構，使進城務工經商失敗的農民可以選擇返鄉繼續務農，這使我國城市沒有出現貧民窟，使得農村真正成為了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二、穩健的中國城市化道路 1、基礎——中國城市化奇跡的經驗 我國城市化奇跡的經驗在于三大比較優勢——廉價勞動力、工業生態、產業集群和基礎設施以及彈性的勞動力供給。我國勞動力廉價的原因首先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勞動力價格自然不高；其次我國特殊的勞動力再生產方式決定了我國比一般發展中國家更能接受低工資的農村勞動力。我國實行土地公有，所以地方政府可以“低價征地、高價賣地”，形成的土地財政收入用于保證城市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國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產業間相互支撐的產業集群優勢和適合現代工業發展的工業生態，為我國實現產業升級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由于我國勞動力再生產的特殊性，可以根據勞動力的剩余或短缺調整勞動力價格，形成農民工自由往返城鄉的彈性勞動力供給。 發展中國家令人觸目驚心的貧民窟現象是劣質城市化的表現。我國沒有城市貧民窟，沒有形成城市二元結構，是因為我國現存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有效消解作用。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民的制度性限制大為減少，決定農民是否選擇進城安居的關鍵是就業與收入保障，因為在戶籍和社會保障方面，除了北上廣等大城市之外，戶籍基本放開，城鄉的差異逐步縮小。而且，當前的制度安排對城市資本和城市人口下鄉也有一定的限制，使得農民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為農民提供了進城失敗時返回家鄉的通道，所以我國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并且在經濟危機時保持了社會的穩定。 我國城市化奇跡的經驗決定了我國未來的城市化發展必須走穩健的而非激進的道路。 2、關鍵——避免幾種誤區 首先，鼓勵農民進城的政策加大了城市化的風險。當前積極推進農民不可逆進城的政策有很多，如“三集中”[①]、土地換戶籍[②]、四步同化[③]等，這樣政府的鼓勵和農民的向往促成了農民到縣城購房的洪流，農民在縣城買房但無法安居，另外，中西部地區正在興起的鄉鎮房地產熱也沒有充分考慮在純消費性的前提下如何為購房者提供就業機會和穩定的收入來源，所以要推行穩健的城市化道路。要讓農民進城成為自發自愿的行為，是理性選擇的結果，而非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鼓勵，因為城市化的核心是就業和收入而非居住，如果有了穩定的就業和較高的收入，農民就會自發選擇在城市定居。 其次，逆城市化的城中村改造。當前我國大中城市普遍存在城中村，城中村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因為其被城市所包圍，且居住條件差、房租低廉，所以成為進城農民的首選之地，被一些人稱為“城市之瘡”。所以，地方政府對城中村改造有很大的動力，往往采取直接投資、市場化運作等方式對城中村進行改造。對于城中村改造，政府要投入巨資，使村民得利益、政府得形象，但政府往往缺乏資金，通常采用市場化運作的方式運行，希圖形成政府不出錢、企業有盈利、農民得利益的多贏格局。但這是不現實的，因為城中村所建的大量商品房增加了城市房地產市場的商業供給，稀釋了房地產的價值，另外市場化運作中政府是通過損失潛在的土地財政收入的方式來投入巨資的。最后，城中村改造使得以前城中村的租客缺乏安身之處，成為利益受損群體。 第三，趕農民上樓的政策笑話。最近幾年，全國各地農村發生了一場撤村并居、趕農民上樓的運動。基本原理是：拆舊村建新居、復墾節余宅基地、減去新居所占耕地，形成新增耕地面積，然后按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進而形成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最后地方政府以此指標征用農地形成城市建設用地。這緩解了地方政府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實現了地方政府的目標，但沒有考慮撤村并居農民上樓對農民進行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影響。而且，增減掛鉤政策將農民宅基地與農村建設用地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土地混為一談，拆舊建新則造成了驚人的浪費。所以，地方政府要以規劃為導向進行新農村建設。 最后，本末倒置的“保增長、保就業”。當前我國有許多學者認為，如果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低于8%就會出現就業問題，引起社會不穩定，進而導致嚴重后果。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我國經濟發展突破的關鍵是改變比較優勢，實現產業升級，這就要考慮兩個問題，一是國家能否將主要資源集中到改變比較優勢實現技術革新、產業升級的戰略上來，二是中國社會是否有或者有多大將主要資源集中到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上的承受能力。而如前所述，我國體制性的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使我國具有極強的應對經濟發展周期和利益調整的能力，也具有極強的承受失業的能力和承擔經濟調整沖擊的能力。所以，關鍵是實現技術革命，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產業升級，進而擴大第三產業產值和就業比重。 3、路徑——制度基礎上的“三輪驅動” 通過對中國城市化奇跡的經驗的分析，以及對當前幾種比較普遍的認識誤區的批判，賀雪峰提出，穩健的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就是在制度基礎上的“三輪驅動”。 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其實也是實質性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可能通過制度的改變而消解，因為我們無法忽視農民的理性，除非政府推進不可逆的強迫農民進城的政策。但也如前所述，正是這種體制性的城鄉二元結構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由剝削性轉向了保護性，能夠為進城失敗的農民保留退路，同時限制資本下鄉，限制城市人到農村買房，防止資本下鄉對農民利益的侵害，進而影響農村乃至整體社會的穩定。 中國的小農經濟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如前所述，即年輕子女外出務工、年老父母在家務農的勞動力再生產結構，是一種相當穩定且具有再生產能力的結構。這是理解中國經濟奇跡和中國模式的一個關鍵，即為“中國制造”提供彈性的優質、廉價勞動力供給。另外，小農經濟還為9億農民（包括進城農民工）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可能面臨的失業再就業保障。最后，一些暫時無法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在農村中已形成相當比例的中堅農民，有能力也有積極性關心村莊事務，往往是村組干部、村民代表，如此形成了“中堅農民+老人農業”的結構，進而保持了農村社會的穩定。 土地作為基本的生產要素，具有資源屬性、經濟屬性、社會屬性、自然屬性、政策屬性和法律屬性等，這說明土地完全不同于一般性的商品，土地資源不可能完全由市場來配置。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大改造，消滅了土地食利者階層，形成了我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一是土地公有，二是土地服務于國家和全體人民。這成為了我國相對于土地私有制國家推進現代化發展的一大優勢，提高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競爭力，為我國趕超型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基礎。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發展把我國從農業大國建設成為擁有完整國民經濟體系的工業國家，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我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就是要掌握核心技術，進行產業升級，提高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實現由“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跨越。這就要求在未來三十年的發展中采用三輪驅動的現代化戰略，進而實現城市化的發展：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小農經濟繼續為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發揮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以“中國制造”為基礎的出口導向戰略要長期堅持，為實現產業升級提供資源、技術和資金支持；通過小農經濟提供的穩定的社會基礎和“中國制造”提供的支持，發展高新技術，推動“中國創造”成長，實現產業升級。
誠然，城市化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選擇一條穩健的城市化道路，因為不可逆的農民進城如果沒有解決好生存與發展問題，勢必將影響未來城市社會的穩定，因此，穩健的城市化道路必須能夠保證進城人員能夠在城鄉之間根據生存生活狀況自由、有序流動，為良好城鄉關系的形成提供道路支撐，這也將為我國現代化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