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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底特律“破產”以來，城市之間為何會貧富殊途，便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這其中既有著產業布局變遷的影響，又受城市所處歷史發展階段的制約，更由城市自身的政經架構所決定，其間的起伏興衰，足以折射世界政經大勢的潮起潮落。可以說，讀懂了窮城市和富城市，人們對全球政治和經濟史的理解會深刻許多。 城市類型的變化來源于在技術變革的背景下勞動力和資本各自擁有的權力的變化，以及政府的規模和角色的改變。在凱恩斯主義城市出現之前，世界上大多數城市都可以被視為原始積累型城市，即整個城市的性質都定位于創造和維持利潤，城市生活條件讓位于謀利或積累的需要。這類城市當然不只局限于資本主義工業化早期。 凱恩斯主義的城市指的是那些資本和勞動力關系有所改變的城市。由于勞動力的組織程度更高，也更有影響力，勞動力階級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大有改善。在維持和改進生活水準，以及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消費的組織方面，政府都扮演著更有力的干預者的角色。凱恩斯主義城市之所以與眾不同，在于勞動者在此能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并且該類城市能穩定地供給高品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當然這已經是過去式了。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國家政府普遍減少了對于公共支出的承諾，給予資本的權力比給予勞動的更多，而且政府支持和維系城市的公共特征的能力被削弱了。 這一方面是由西方國家產業變遷的政治經濟學所決定的。隨著硅谷的興起，福特主義時代巨無霸型的大型制造業公司逐漸式微。在后福特主義城市，相對于由少數大型生產單位構成的市場，勞動力市場更像是由許多小廠商組成，勞動力打斷生產進程的影響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在這些小型生產單位中，大規模的生產線技術被更加靈活的生產系統所取代，有組織的勞動力的權力也就相應地減小，其中還存在著向低工資水平或更高強度勞動的轉變。勞資關系的轉變也是“新自由主義”城市政府出現的背景，他們減少福利供給，對公共服務的投資也不足，且變化方向被各種形式的私有化所主導。 在20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新技術的進步讓工業變得更加自由，不再受制于傳統的動力來源，也不再依賴于熟練工。對于資本來說，一個至關緊要的因素就是廉價的、便于控制和管理的勞動力。在許多老工業中心，勞動力組織非常強勢，使得工資保持在較高水平，也限制引入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技術。這對于資本的影響之一就是使得它們流向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和地區。在美國，銹蝕帶的衰落和陽光地帶的興起就是由于資本從東北部城市撤走而投向西部和南部城市。 此外，新一輪全球化所引致的產業轉移也加劇了類似底特律這樣老工業中心城市的衰落。在新一輪全球化之前世界有明確的分工：制造產品的工業中心和出口原材料、進口制成品的外圍地區。到了20世紀中后期，這一布局被外圍地區的工業化徹底顛覆。隨著生產技術的標準化、運輸方式的進步和國際資本投資環境的相對寬松，世界成為了眾多現代公司而非單一國家的決策舞臺。 位于老工業中心的勞動力越來越貴，而且對引進會增加勞動強度或者會減少勞動需求量的新技術更加抗拒；再加上工業生產可移動性增強，其直接后果就是工業從中心到外圍的全球性轉移。而凈效應就是部分外圍地區的工業化和中心地區的產業空洞化。新的國際勞動分工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常規制造業的生產和就業都在第三世界的城市中完成，而舊的工業中心卻經歷著就業的減少和經濟基礎的收縮。這種下降在美國的底特律、英國的伯明翰等汽車城表現得十分顯著，并給當地經濟帶來了負面的乘數效應。 與制造業中心衰落相映成趣的新一輪商業地產開發的熱潮，這是由資本回報率的此消彼長所決定的。發達國家制造業投資回報率持續下跌，原因包括：勞動力短缺及由此造成的勞工階層斗志昂揚，原材料成本上漲，來自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競爭。當然，各原因的具體組合形式在各國略有不同。 與此同時，流動資本的供給量卻保持增長。流動資本儲備量的增長則明顯地體現在諸如銀行、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快速發展上。從國際層面上看，固定匯率制度崩潰，國際金融市場化誕生，這意味著資本能夠實現全球范圍內的轉移。美國的跨國公司在歐洲賺得的美元可以經由倫敦投資到亞洲的商品生產或者澳大利亞的房地產開發中去。 資本要求更高回報率，自然會投給城市商業地產，這是因為隨著制造業的萎縮，服務業和金融部門要擴張，對于寫字樓的需求越來越熱，在國際大都市中尤其如此。商業地產之所以成為熱捧的投資對象，其原因在于：它能吸收大量的資本（這一點對于需要找地方投放巨額資金的大型投資基金很有吸引力）；對它的需求旺盛；由于空間具有絕對性，其產品的稀缺價值可以得到保證，許多地方政府的規劃控制更是強化了這一點。 在世界城市對政治權力和社會意義的競爭中，新城市秩序逐漸成形。中心地段商業競爭激烈，投資方式影響力越來越大，新社會群體出現。與此同時，逆工業化進程給窮人造成巨大壓力，出現被經濟變化邊緣化的下層階級。 那些衰落中的制造業城市也想分一杯羹。對大多數此類城市而言，中心城區的新投資就是酒店、體育場館和其他旅游景點，市政府希望借此找到可以替代制造業的由消費導向為中心產生的稅收。 但這些市區的振興項目，如新體育場館和酒店，并不總是成功的。對于老工業城市來說，改造廢棄的中心地區一直是一項重大挑戰。底特律中心的廢棄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可能是最大的挑戰之一。一個新的體育娛樂區在20世紀90年代成長起來。但歌劇院、棒球場和足球場對周邊的街道幾乎沒有影響，而且，極少有其他商業，更不用說居民，被吸引回失去發展。確實有些城市新居民被吸引回市區，但20世紀90年代多數大城市的大部分居住增長仍是發生在外圍的街區、城郊附近的街區，城市中心幾乎沒有增長。 底特律的沒落標志著上一輪工業化進程中勃興的凱恩斯主義的、福特主義的制造業中心的沒落和轉型乏力。但在中國等東亞國家，似乎也有一些制造業城市經過商業資本的“置換”迎來了新的生機，這其中的奧秘又在哪里呢？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