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城市主題文化設計院院長 付寶華

    一場舉國上下的城市文化大討論自2003年席卷中國大地后，至今已有3年時間了。可謂時間跨度之長，涉及范圍之廣，參與人數之多，討論熱情之高，這在中國城市發展進程中是從未有過的現象。
    這場城市文化大討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城市特色危機問題，可為什么城市文化大討論已經討論3年了，而城市特色危機問題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會愈演愈烈呢？這不能不讓人對這場城市文化大討論產生懷疑，是城市文化大討論的形式錯了，還是城市特色危機問題根本就不應該通過城市文化大討論來解決。而是應該通過一場對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來解決，這兩個問題不搞清楚，城市文化大討論就可能成為一場文化作秀，而一場真正推動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運動就會被一場文化作秀所代替。其城市深層次的城市舊規劃體制變革問題和理論創新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觸及，反而給城市又增添了一場文化作秀的迷亂。
    從當前城市文化大討論的形式來看，城市文化大討論還流行于一種城市文化作秀層面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就是城市對城市文化大討論在認識上還存在著不足，認為城市特色危機問題，就是一個簡單的文化問題，而文化問題一討論，城市特色危機問題自然就解決了，而根本不需要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所以，把解決城市特色危機問題寄托在了城市文化大討論上，而沒有把解決城市特色危機問題提升到一種對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的思想高度來加以認識，導致了一場城市文化大討論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認識上的錯位，促使這場城市文化大討論只能在一個浮淺的層面上流行于一場文化作秀。
    為什么說城市文化大討論是流行于一場文化作秀呢？就是我們的城市把城市文化大討論首先寄托在了一些文化學者的身上。而嚴格的講，這些文化學者充其量是個文學范疇內的學者，而不是城市文化學者。讓文學學者充當城市文化學者，這本身就是一個認識上的錯誤，讓文學學者講城市文化更是錯誤的錯誤。一旦把這些文學學者當成城市文化明星后，把文學當成城市文化，這將對城市文化大討論產生思想上的誤導和概念性的錯位，更把城市文化大討論引向歧途，讓城市文化本源失去真正的面目。
    文化學者和城市文化學者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文化學者大多數是研究文學、藝術的，而城市文化學者是研究城市文化、城市經濟、城市管理、城市規劃的。真正能稱為城市文化學者或城市戰略專家的，應該是上個世紀美國的劉易斯•芒福德和加拿大的簡•雅閣布斯。他們既懂城市文化、城市經濟、又懂城市管理、城市規劃。所以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化學者和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戰略專家。而這樣的城市文化學者，在我們的現實中少而又少。所以，武漢大學規劃設計院張在元院長針對這種情況提出：城市需要真正的戰略專家。
    而我們的城市在沒有找到真正的城市文化學者和真正的城市文化戰略專家之后，把城市文化大討論寄托在了一些文化學者身上。結果，這種文學、藝術上的城市文化大討論和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化大討論根本不是一個概念，可謂風馬牛不相及。而我們的城市錯把這種假的城市文化大討論當成了真的城市文化大討論。這樣的城市文化大討論，能解決城市的特色危機問題嗎？答案是肯定的——根本解決不了城市特色危機問題。
    為什么我們的城市都轟轟烈烈的搞了城市文化大討論，都舉辦了城市文化論壇，而城市特色危機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問題呢？其根本原因：一是城市文化大討論概念模糊，二是城市文化大討論找錯了人，三是城市文化大討論目標不明確。造成了錯把文學、藝術討論當成城市文化來討論，這樣的城市文化大討論只能成為一場文化作秀，而對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化構建不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這不能不讓人想到這樣一件事情：一位很有名氣的文化學者，被南方某沿海開放城市聘為文化顧問。本來這座沿海開放城市經濟很發達，而文化上被稱為沙漠。在經濟上這座城市可排在中國城市的前列，可在文化上要排在中國城市的后面了。可這位文化學者不顧這種經濟現狀和文化現狀，硬說這座城市是中國二十一世紀文化的橋頭堡，有對中國二十一世紀文化的結算權……等等，一個被稱為文化沙漠的城市經過這位文化大師一番點撥，像變戲法似的成了中國二十一世紀文化的橋頭堡和文化大都市了。而實際上這座文化沙漠城市在短時間內，既成為不了中國二十一世紀文化的橋頭堡，更不會對中國二十一世紀文化有任何結算權，這完全是一種文化學者幻想式的推論和毫無根據的臆想。這是一件城市文化大討論非常典型的文化作秀事件，這種低級的文化作秀行為不但沒有提升這座城市的文化品味，反而給這座文化沙漠城市增添了一種荒唐感。如果一個城市文化建設這么簡單，那么還需要城市文化大討論干什么？這就是這場文化大討論文化作秀給城市帶來的迷亂。可是這種幼稚的文化作秀事件不只是在這一個城市發生，而是很多城市做了這樣荒唐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城市對城市文化大討論的片面理解和錯誤認識，城市文化作秀幾乎成了一種時尚的文化鬧劇，它既熱鬧，又省時省力。至于什么通過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來構建城市文化，那樣既麻煩又費力的事，還是等著后人去干吧！所以有些城市寧可熱衷于城市文化作秀，也不搞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面對這場城市文化大討論，我們要有科學的理性，要把握這場文化大討論的本質問題。否則，我們的城市連城市文化大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本質問題都沒有找到，連城市文化大討論的目標和路徑都沒有搞清楚，我們的城市文化大討論能解決城市特色危機問題嗎？恐怕再討論幾年，城市特色危機問題也解決不了，這就是城市特色危機問題愈演愈烈的原因之所在。
    我們的城市不是沒有城市文化，關鍵是我們在這場城市文化大討論中，沒有把城市文化、城市經濟、城市管理、城市規劃這幾個問題來一起討論，沒有把這場城市文化大討論上升到一場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上的高度來加以認識，沒有把真正的城市戰略專家請到城市中來傳播創新的城市發展戰略思想和理論，沒有認識到真正解決城市特色危機的方法，是通過城市舊規劃體制變革和理論創新才能解決的道理。而是把城市文化大討論賦予簡單化、浮淺化和表面化。
    我們的城市也不是沒有特色文化，而是缺少一個統領城市發展的文化主題，缺少一個創新的城市主題文化戰略發展規劃，城市主題文化發展戰略規劃不是文化明星所能構建的，而是需要真正的城市戰略專家來構建的。
    城市文化戰略研究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是一個難以攻克的課題，不然，世界性的城市特色危機問題就不會越來越嚴重，它需要是一種真正的城市戰略專家潛心研究和攻克的難題，它絕不是靠寫幾部文化著作的文化學者就能解決的。如果文化學者能解決城市特色危機問題，那還需要城市戰略專家干什么呢？文化學者和真正的城市戰略專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化學者我們國家可以有很多很多，而真正的城市戰略專家可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
    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是這場文化大討論的關鍵問題和戰略問題，我們的城市文化大討論，不是請文化學者出點子，而是請真正的城市戰略專家為城市提供一套具有創新意義的城市發展戰略規劃，這種創新意義的城市發展戰略規劃必須是把城市文化、城市經濟、城市管理、城市規劃融合在一起的一種全新的城市發展戰略規劃，這是解決城市特色危機問題的根本出路。這種城市舊規劃體制不變革和理論不創新，城市特色危機問題就永遠得不到徹底解決。所以這場城市文化大討論，不是一場文化作秀，而是一場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
    好在這場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一批真正的城市戰略專家已經在城市舊規劃體制變革和理論創新方面提出了大膽的突破和創新。像國家建設部仇保興副部長提出的：城市規劃八大理論突破；武漢大學規劃設計院張在元院長提出的：城市規劃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主題規劃；中國國際城市主題文化設計院提出的：城市主題文化發展戰略規劃。可以說，是對城市舊規劃體制進行的最大變革和理論創新，為解決城市特色危機問題提供了科學的解決方法和理論創新體系。我們相信有了這些科學的解決方法和系統的理論創新體系，我們的城市一定會從城市文化大討論的文化作秀中走出來，把城市特色文化建設建立在一種創新的城市發展戰略規劃機制上和理論上，從而使城市文化大討論變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城市舊規劃體制的變革和理論創新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