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第二屆歷史建筑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國際會議論文集》有感
由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筑保護委員會、天津大學、北京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主辦，法國圖爾市市政府、天津市外國專家局等支持的第二屆歷史建筑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國際會議不久前在天津舉行。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在會議致辭中強調，建筑文化遺產是城市的生命，我們借此次國際會議的機會，在展示中國建筑文化遺產成就的同時，也要學習各國先進的保護理念，尤其是運作機制及操作方法，絕不能再以城市更新和經營為名亂拆亂建，絕不應再出現沒文化的“城市保護性建設”行為。筆者認為，在建筑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上倡導可持續發展觀，這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它至少表明在建筑文化遺產的保護上要拓展觀念，尤其不能視保護為一成不變的模式，要用現代的物質與非物質遺產觀、用以人為本及文化至上的觀念去對待保護與傳承。 世界各國文博專家的保護與傳承觀 澳大利亞麥考里大學的戴維·思羅斯比在“建筑遺產的經濟分析”中認為：遺產保護與恢復再利用，大多是建筑師、規劃師、遺產保護者、建筑史學家等的責任。而文化遺產經濟學應用的研究已經提出了“文化資本”這一相對較新的概念，它用來描述遺產建筑物或建筑群的文化資產，無論擁有何種經濟或商業價值，它們都體現或帶來文化價值。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達納·阿諾德從《天津：1925年畫報史略》這本典籍出發，描述了天津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初的城市與建筑發展歷程，特別針對天津英租界的城市設計，探討如何對這獨特地塊采取更為有效的可持續的保護方式。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的村松伸探討了城市環境文化資源的評價手法的建構與循環模式。他曾與清華大學已故汪坦教授等共同對中國16個城市的近代建筑進行了普查，其動機是發現城市的遺產價值并對此進行評價。英國諾丁漢大學的蒂姆·希恩發表了“19世紀英國歷史工業區的復興與保護”的論文，他指出現在英國大城市都通過建筑遺存保留了工業革命的遺產，可在大多數案例中，由于發展的壓力、高速公路項目的擴展，使不少歷史街區并沒有完整地保留下來。不過這些城市繼承了可觀的工業遺產，并引入了城市文化復興的規劃設計政策，使有獨特歷史城鎮景觀的部分重現生機，已成為21世紀商業、旅游、住宅社區的新歸所，英國諾丁漢的花邊社區正是其中成功的例子。 我國建筑文博專家的保護與傳承觀 天津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路江副局長在“天津歷史風貌建筑之居住建筑概述”中說，天津市政府已批準的746幢、114萬平方米的歷史風貌建筑中，居住建筑有560幢，無論是從數量還是類型上，居住建筑都占有顯著的位置。天津現存歷史風貌建筑中的居住建筑，建成較早的有石家大院（始建于1875年）、徐家大院（19世紀90年代）等，建成年代較晚的是利華大樓（1943年）。在這約70年的時代跨度中，經歷了清朝末年、北洋軍閥、九國租界、中華民國、抗日戰爭等朝代更替和連年戰事，從保護與傳承上講有五大典型：中國傳統合院式住宅如石家大院；西式獨立式住宅，歐化的技術設備、西式住宅式樣和中國舊宅的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構成復雜的綜合體，其代表作為原法租界的李吉甫舊宅；院落式里弄住宅，它是在北方傳統三合院空間基礎上，受西方聯排式住宅的影響發展起來的，如古文化街的通慶里；新式里弄住宅，多集中在意租界和英租界內，一般為二、三層，各分戶單元聯排布置，代表作為五大道地區的安樂村；集合式公寓住宅，20世紀20、30年代出現的住宅類型，較傳統住宅層數多，代表作為五大道地區的民園大樓。 天津大學張威從“不許動”、“不愿動”、“不敢動”三種制約建筑遺產合理利用的形式出發，對深層原因進行了反思：“不許動”是片面強調保護，做到“原汁原味”，是對建筑文化遺產有效保護的誤讀；“不愿動”如大量民居建筑因缺乏資金和保護技術而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及合理的利用，這些建筑雖看上去“美”，但年久失修，安全性沒有保證，更無法滿足現代人對居住環境舒適性的要求，僅滿足現代人對“傳統”的好奇心的觀念，是一種不尊重人權的表現；“不敢動”，主要是基于技術等方面的原因。 在歷史風貌建筑保護利用調研上，華僑大學建筑學院丁樹瑞研究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廈門鼓浪嶼近代建筑群整體的保護修復及改造利用過程；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筑學院杜雪以有百年歷史的長春天主教堂為例，研究了如何進行宗教文物建筑的保護與再利用。在建筑文化遺產保護運作上，山東建筑大學齊魯建筑文化研究中心姜波的“大毀滅與再生”一文，描述了2007年濟南市開展的大規模“棚戶區”改造；青島理工大學于江霞等在“青島劈柴院歷史街區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性改造研究”一文中詳細介紹了劈柴院歷史街區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改造情況，闡述了“遷而不拆，修舊如舊，復興民俗文化”的成功改造劈柴院的保護策略；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周小棣等“長城的建造技術特征與建造信息保護”認為：長城是一種分布廣闊的線性文化遺產，從保護策略到修繕技術都應深入研討。 在對建筑文化遺產保護的信息獲取上，業內如今日益關注“口述史”的作用。對建筑文化遺產尤其是匠作研究，不能僅僅是符號學的觀察，要有文化空間視角下的深刻審視。浙江大學楊曉龍認為：口述歷史是通過有計劃、有準備、以錄音錄像器材為工具的采訪，記錄、收集和整理直接或間接當事者口述的具有保存價值或迄今尚未發表的原始資料，以此進行闡釋。事實上，口述歷史也豐富了地方志。地方志對歷史的記載有連續性、具體性和全面性的特點，能夠彌補一般文獻之缺，參歷史之錯，詳史書之略，敘史書所無。筆者尤其認為，志書對建筑歷史人文背景、建筑歷史片斷及特定歷史建筑類型的記載有重大意義。 (責任編輯：楊宇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