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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病，指的是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就業壓力、生活壓力、越來越冷漠的親情及人際關系……當這些“城市病”爆發時，生活在這里的你，有著多少幸福感？離開，不舍；留下，太累太辛苦！幸福似乎很近，又似乎很遠。 “北上廣”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國經濟最發達、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適度卻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經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甚至有觀點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
    城市病的概念
    所謂“城市病”是指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表現在：城市規劃和建設盲目向周邊攤大餅式的擴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銳。
    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問題也稱為城市病，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問題形成的原因很復雜，首先是經濟原因。城市病是幾乎所有國家曾經或正在面臨的問題，但城市病的輕重可以因政府重視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城市病的具體表現
    根據世界城市發展的一般歷程，城市發展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即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發展階段，如果人口的過度集聚超過了工業化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就會發生某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過度城市化”現象，產生了一系列被稱為“城市病”的矛盾和問題，國際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人口膨脹
    特大型城市通常對人口具有強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為各大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過程中，一旦城市建設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長的需求，導致各類城市基礎設施的供給滯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長，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矛盾，出現環境污染、就業困難、治安惡化等城市病。例如，19世紀末前后，英國城市人口急劇膨脹，造成住房短缺，貧民窟比比皆是；公共衛生設施奇缺，空氣及水源污染嚴重，環境惡劣；就業競爭激烈，工人處境艱難；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又如拉美地區，在20世紀中葉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甚至超過發達國家，出現城市化速度大大超過工業化發展速度的“過度城市化”（或稱為“超前城市化”）。
    交通擁堵
    交通問題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問題之一。迅速推進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劇膨脹使得城市交通需求與交通供給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現為交通擁擠以及由此帶來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問題。在倫敦，由于市中心區域集中了政府機關、法院以及大量的企業、金融機構和娛樂場所，并有超過100萬個就業崗位，每天在高峰時段有超過100萬人口和40000輛機動車/小時進出中心城區，造成該區域嚴重的交通擁擠，區域內平均車速只有14.3公里/小時，成為全英國最為擁擠的區域。在巴黎，上世紀60年代，由于采取了“適應小汽車發展”的政策，結果私人小汽車與日俱增，導致市區交通嚴重阻塞，1973年環城快速路開通后不久就出現了持續性的擁擠。在曼谷，由于車速過慢，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停車場，甚至出現過3個月內有900名孕婦因堵車被迫在轎車中分娩的情況。 交通擁堵不僅會導致經濟社會諸項功能的衰退，而且還將引發城市生存環境的持續惡化，成為阻礙發展的“城市頑疾”。交通擁擠對社會生活最直接的影響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時間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僅影響了工作效率，而且也會抑制人們的日常活動，城市活力大打折扣，居民的生活質量也隨之下降。另外，交通擁擠也導致了事故的增多，事故增多又加劇了擁擠。據相關統計，歐洲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達500億美元之多。第三，交通擁擠還破壞了城市環境。在機動車迅速增長的過程中，交通對環境的污染也在不斷增加，并且逐步成為城市環境質量惡化的主要污染源。根據倫敦20世紀90年代的檢測報告，大氣中74%的氮氧化物來自汽車尾氣排放。交通擁擠導致車輛只能在低速狀態行駛，頻繁停車和啟動不僅增加了汽車的能源消耗，也增加了尾氣排放量，增加了噪聲。據英國SYSTRA公司對發達國家大城市交通狀況的分析，交通擁塞使經濟增長付出的代價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交通事故的代價約占GDP的1.5～2%，交通噪音污染的代價約占GDP的0.3%，汽車空氣污染的代價約占GDP的0.4%，轉移到其他地區的汽車空氣污染的代價約占GDP的1～10%。
    環境污染
    近百年來,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全球的氣候與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水資源短缺、生態系統退化、土壤侵蝕加劇、生物多樣化銳減、臭氧層耗損、大氣化學成分改變等。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的預測,未來全球將以更快的速度持續變暖,未來100年還將升溫1.4℃～5.8℃,對全球環境帶來更嚴重的影響,比如農作物將減產、病蟲害發生頻率和危害速度將明顯增加、水資源短缺將惡化等。環境污染使得城市從傳統公共健康問題(如水源性疾病、營養不良、醫療服務缺乏等)轉向現代的健康危機,包括工業和交通造成的空氣污染、噪音、震動、精神壓力導致的疾病等。環境污染對城市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世界銀行曾對此做出過估算,認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產力的損失大約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到5%。
    資源短缺
    2002年在南非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上，一致通過將水資源列為未來十年人類面臨的最嚴重挑戰之一。聯合國環境署同年在《全球環境展望》上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度減少或被嚴重污染，世界上80多個國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嚴重缺水。如果這一趨勢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內，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將面臨水荒”。在缺水型國家或地區中，大城市的水資源緊缺問題最為嚴重，據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到2010年，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的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達、洛杉磯、華沙、開羅、拉各斯、達卡、圣保羅、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將面臨嚴重的水荒。此外，土地資源緊缺問題也是國際大都市在城市化進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問題。由于土地存在供給的絕對剛性，在大量的人口和產業向中心城區集聚過程中，像東京、紐約、倫敦等大都市都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土地緊張問題，土地對現代化大都市可持續發展的制約作用更加突出。如何開辟新的發展空間、拓展地域范圍已成為各大都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貧困
    貧民窟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特有現象，貧困人口多數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貧民又大部分住在貧民窟，如印度孟買、巴西圣保羅等。
    貧民窟帶來的社會問題主要有：一方面，貧民窟居民大部分人處于貧困線，享受不到作為公民所應享有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居住、出行、衛生、教育條件極差，不僅影響當代人，也影響下一代人的發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造成國民感情隔閡，加之貧民窟游離于社區和正常社會管理之外，一些貧民窟為黑社會所控制，成為城市犯罪的窩點。1900年紐約市近400萬人里就有150萬居住在4.3萬個貧民窟里，直到21世紀紐約還有哈萊姆貧民區的存在。目前，孟買1600萬人口中有60%居住在僅占城市土地面積十分之一的貧民區和路邊的簡陋建筑中，貧民窟已經成為這個世界著名港口城市以及印度經濟中心城市的最大特色。 
    貧民窟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本城市內人口的收入差距過大所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土地占有嚴重不平等，造成大量無地農民。以巴西為例，巴西絕大部分土地一直為少數大地主所控制，大量無地農民向城市流動遷移，且這種流動是單向的，他們不可能再回流到農村。二是城市化過程中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失業、就業不足、就業質量差，是造成城市貧困人口長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往往把工業重點轉向資本、技術密集的部門，造成勞動力大量進入第三產業中的傳統服務業和非正規部門，而在非正規就業部門的工資一般只相當正規部門人員工資的一半，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障，得不到法律保護。三是城市規劃、建房用地、基礎設施、社區發展沒有充分考慮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在城市貧民窟居住的人80%收入低于最低工資標準，他們很難在城市獲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農村，只能非法強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頭、城鄉結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簡陋住房，搞違章建筑。四是公共政策不夠完善。如國家教育開支向中、高等教育過度傾斜，初等教育相對萎縮，在中等教育階段重視普通教育和人文學科教育，而輕視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和師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階層子女受教育和就業狀況。
    城市病產生的原因
    “城市病”禍起城鄉營養不均
    大城市病了嗎？當200米的路，你開車要走半個小時；當孩子上個幼兒園還要支起帳篷，擠著報名；當“安居樂業”中的“安居”在大城市成為一個要用畢生為之奮斗的理想；當你在城市里已經很難再看到滿天的繁星，我們的城市至少是什么部位不舒服了。 
    以北京為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提供的數字是，按照資源、環境承受力，北京市能夠承擔的極限人口是1800萬，但現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900萬，瞬間人口已經達到2100萬。這多出來的300萬人口負荷所有的吃喝拉撒，都足以讓一個城市巨人肌體發生病變。 
    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早從古代就已經開始，到了現在工業文明的社會里，這種流動就突然加速、加量，不再是小溪流，而是成了洪水，蔓延各地。一個合理、冷靜的城市化進程，應該是在城市范圍擴張的同時，還能和城市之外的鄉村保持一種生態性的平衡，城市和鄉村、鄉村和城市之間應該是一種對流的關系；但我們現在的城市化進程是什么？城市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用無限的吸力把它周邊的資源、人力都統統一股腦給吸附了過去，吸進肚子之后，卻又發現自己并沒有足夠寬容的腸胃把這些都給消化吸收掉，最后鬧到醫院那兒，少不了一個“消化不良”的診斷證明。 
    并不是每一項決策都能照顧到這種平衡。這樣一種“城市病”也不是具體哪一項決策就可以產生的，它是一種長期的、綜合的病癥。所以，我們未必奢望一個藥方就能藥到病除，而且船大不好掉頭，即使一個長期的決策，也要在很長時間內才能起到作用。但，這至少要引起決策者療治的注意。
    資源過度集中是“城市病”癥結
    大城市的不幸福，早在幾年前我的一位同學就成了先知先覺者。畢業那年，她原本打算留在北京。實習期，每天早上天剛蒙蒙亮，她就從宿舍出發，輾轉兩次公車，路上行程將近兩個小時去上班。一天工作結束，當她返回宿舍，已經是星星點燈。吃飯洗漱完畢，幾乎沒有個人閑暇，就必須入睡，因為第二天必須得早起上路。如此往復兩個月下來，她只剩下一個執著的念頭，離開北京，回到那個二線城市的老家。 
    同學有二線城市可回，她后來的發展也還不錯。但那些只能向城市尋求未來的年輕人呢？國慶長假，我回了趟老家，偌大一個村莊，秋收時節，尋得見的年輕男勞力卻少于以往，年輕的孩子們都外出打工了。他們涌向大城市的勞務市場，工地、廠房。這是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城市和鄉村已成兩個日益懸殊的世界，他們是這個時代所謂農民工輸出和轉移的龐大分母中的一個罷了。 
    渴望發展的年輕人都在紛紛涌入大城市。和勞動力一起涌入大城市的，還有資金、技術、政策、資源。以及這種種要素混合產生化學反應生成的所謂“發展機會”、“居民福利”。這二者都和個人的未來幸福相關，怎不令人趨之若鶩？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發展的不均衡、城市和鄉村之間發展的不均衡，讓越來越多的人涌入一線大城市，尋找自己的幸福。這些經濟最發達，資源最集中的大城市，當人口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居民又開始抱怨人口的過度擁擠帶來的生活質量問題：堵車、買房、看病……但即便要忍受種種生活的不適、即便前一陣“逃離北上廣”叫得很響，涌入一線城市，卻依舊是年輕人的主流選擇。 
    只有一線城市——因為集中了全國幾乎所有優勢資源——才是最有可能孵化年輕人夢想的所在。與個人事業發展相比，與作為這座城市的居民所享有的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社會福利等相比，交通堵不堵、房價高不高，這些生活成本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并不能削減大家對大城市的涌入熱情。從這個角度看，那個頗能引發同感的“生活在大城市還有多少幸福感”之類的討論，無論如何都難掩其中的矯情。 
    “我國將進入城市病集中爆發期”，未來存在諸種社會問題的大城市確實令人望而卻步。要預防可能到來的城市病，除了專家給出的城市應有長遠規劃、城市生活功能概念必須突出等意見外，必須看到，城市間、城鄉間發展不均衡、資源投入不平等的事實，才是造成城市病的最大緣由。解決城市病問題，也只能追根溯源從這里做起。
    不平衡發展是導致“大城市病”的誘因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與此同時，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正成為困擾我國進一步提高城市化進程的重大障礙。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大城市病”的集中爆發：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學難、就醫難等問題層出不窮，已經成為眾多大城市的“痼疾”。盡快消除“大城市病”，不僅是城市發展自身的要求，也是我國實現城市化、現代化的迫切需要。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城市化是通往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按照新經濟地理理論，人口和產業向城市地區聚集，不但可以縮短各個經濟行為主體彼此之間的距離，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勞動分工的演進，而且在知識外溢效應和勞動分工效應的作用下，使城市經濟具有收益遞增的特點。世界銀行的研究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有10%可以歸因于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的進程也是農民流入城鎮的過程，有專家測算后發現，我國農村轉移勞動力每增加1人，GDP總量平均增加2.34萬元。總體而言，在近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增長中，農村勞動力流動對GDP的貢獻率在15%以上。 
    雖然城市化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諸多的正面效應，但不可忽視的是，許多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大城市病”。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總體而言，發達國家的“大城市病”絕大多數已經得到了有效地緩解，而發展中國家卻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大城市病”困擾。究其原因，發展中國家出現“大城市病”的根源并不在于寬松的戶籍管理制度所導致的人口自由流動，而是城鄉二元經濟和地區經濟差異過大所致。 
    很顯然，中國的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依然存在，更讓人擔心的是，這種差距并未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縮小，反而在一些方面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比如城鄉差距，2009年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3.33比1，考慮到各種福利差距，這個差距可以達到6比1或更多；在地區差異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從1992年的0.15擴大到2007年的0.21。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鶴立雞群”，形成了極大的城市集聚效應。相比之下，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區乃至周邊地區的發展便成了發展的“洼地”。比如前幾年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就環繞著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 
    在中心城市的強大吸引力下，其他地區的人口源源不斷地涌過來。事實上，外來人口已經成為了一些中心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例如在北京每年的新增人口中，有70%來自于流動人口，21.7%屬于戶籍遷入。而按照北京市的資源、環境承受力，能夠承擔的極限人口是1800萬，但現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900萬，瞬間人口已經達到2100萬。 
    由此可見，要治理我國目前出現的“大城市病”，除了大城市自身需要大力加強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扭轉國民經濟不平衡發展的模式。只有盡快縮小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才有可能真正根除令人頭痛的“大城市病”。
    曲解城鎮化必引發城市病
    我國一線城市城市病日益嚴重，影響居民幸福感。其實，這是曲解“城鎮化”必然帶來的惡果。
    有人在“城鎮化”的口號下反常地擴張城鎮人口的容量，隨之而來的是房價奇高，學校膨脹，汽車繁殖加快，擁堵令人頭疼，各種刑事案不斷發生。隨著人口的增加，城市各方面建設的投入也要相應加大。這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城鎮化”，但不是真正意義的城鎮化。真正意義的城鎮化應該有個明確的對象，即到底要把誰化為“城鎮”。這個對象當然不是高山大海，沒必要把它們化為城鎮；更不會是城鎮，沒有把城鎮“化為”城鎮的說法，那么城鎮化的對象肯定指的就是農村了，據筆者的理解，城鎮化就是把農村建得大致具有城鎮味的人居地方。由于不正確理解城鎮化，把大部分可用于改變農村村容村貌的財力物力放在城鎮增容上，結果城鄉差距越來越大，農村人越來越不安心農村，拼命往城市里擠，城市人被壓得喘不過起來，性急的人開始罵娘。 
    城市當然要建設、要發展，但城市的發展不是通過滿城都是人來體現，更多的是通過城市的文明程度來體現，如整潔的街道、整然有序的交通狀況、適量的高樓大廈、和諧的人際關系、良好的社會治安、濃厚的文化氣氛、充足的商品供應等等。一般地，許多城市是地方的政治、經濟、商業、文教衛生中心，折射出這個地方的文明程度，因此重視城市建設并沒有錯。但不可忽視的是，城市發展和農村發展是國家發展的兩條腿，僅靠一條腿走路很難走得太遠。畸形的發展城市，嚴重的忽視農村，是一條腿走路，是木桶理論的翻版。 
    因此要醫治城市病，應盡快注重農村的建設，對農村的路徑小橋、人居環境來一番徹底改造，讓人走進村再也看不到斷垣殘壁，看不到滿地垃圾，雨天看不到滿是泥漿的小路，看不到隨處都有的出恭處。農村人居環境上了檔次，文化生活豐富多彩后，當然仍會有農民進城打工，但可以是“白天在城里打工，晚上回家吃飯”，這樣就能較多的減輕大城市的許多壓力。
    結語
    城市病屬于當今社會發展中的“疑難雜癥”，癥狀多樣、病因復雜。然而，在城市病表象的背后，是經濟發展模式和各項社會制度亟待改革、完善。治理城市病，需要改變人口、資源向大城市單向流動的現狀，引導資源向中小城市和農村配置，將大城市從“資源高地”的高壓態勢中解脫出來。 
    城市病的治愈是一個系統的過程，而且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但是，即使治愈城市病的過程再復雜，其基本的藥方也只有一個，就是以人為本，從人居的角度去打造城市，而不是其他的標準。只有如此，城市化的過程才不會誤入歧途，城市病的治愈才能有一個真正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