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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提前10年突破1800萬控制目標……如不加強控制，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將突破2500萬。”入夏，《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2004-2020)》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其受關注程度一度超過洪災、高溫等熱點。 
    大家討論的焦點多在未來，但有個疑問一直未解：當時確定1800萬的人口目標的依據(jù)是啥？與之相關的是：為何人口實際增長大大偏離預期目標？北京到底能容納多少人？ 
    北京人口1800萬目標從何而來？ 
    “當時，其他機構也有做人口預測的，但站在今天來看，差別都不大。”北京社會科學院的副研究員梁昊光回憶，1800萬提出時也曾被質疑過高或過低，但“那時，即使是最激進的人，也想不到北京的人口會增長得這么快，誰也不敢做這么大的預測。” 
    2005年初通過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2004-2020)》明確指出，2020年北京的總人口規(guī)模要控制在1800萬。北京社科院是這一數(shù)據(jù)的主要提供方，梁是相關課題的負責人之一。 
    “(認識)是循序漸進的”，對于北京人口提前10年突破1800萬的消息，梁昊光并不感到意外。早在2008年底，他已根據(jù)發(fā)展趨勢，提前做出“北京2020年的人口總量將達到2500萬人”的預測。 
    當時，為什么提出1800萬？ 
    梁昊光回憶，2003年到2004年年底，北京社科院經濟所、管理所、城市所的9名專家為摸清人口情況，跑遍了北京18個區(qū)縣。“從鄉(xiāng)鎮(zhèn)的數(shù)據(jù)、街道的數(shù)據(jù)推算區(qū)的數(shù)據(jù)，把18區(qū)縣人口的特點、結構、趨勢基本摸清楚了。這個基礎上，再到市政部門調研他們的發(fā)展計劃，例如哪些項目會在哪個區(qū)落地，帶動這個區(qū)的發(fā)展，比如CBD、金融街，由這些信息判斷人口變化的可能性。” 
    梁昊光說，1800萬主要基于對經濟發(fā)展的預測，通過對當時水資源、就業(yè)、人口綜合增長等各方面的情況綜合計算所得。 
    例如，就業(yè)方面，根據(jù)當時經濟發(fā)展的速度和形勢，采用數(shù)學模型預測方法，預計2020年北京就業(yè)崗位需求量約為810萬個，年常住人口規(guī)模應該在1747萬-1857萬之間。 
    北京是個嚴重缺水的城市，當時預測2020年北京可供水資源量為54.2億立方米。根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分析，人均水資源量300立方米/年是現(xiàn)代小康社會生活和生產的基本標準，按此標準，北京水資源可承載的人口為1800萬人左右。 
    …… 
    然而，之后的幾年，北京經濟高速發(fā)展，自然資源承載力、就業(yè)需求等各項指標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人口增長比2004年預測時已經超過太多了”，到2008年，梁昊光已經意識到：1800萬被提前突破已是必然。 
    “比算命還難算準”，但“非做不可” 
    人們如果翻看歷年的數(shù)據(jù)，會發(fā)現(xiàn)北京人口規(guī)模預測的歷史，用兩個字概括，是“不準”的歷史，人口控制目標，四個字，是“屢設屢破”的數(shù)字，而人口規(guī)劃的過程，用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段成榮教授的話說，是“步步為營，節(jié)節(jié)敗退”的過程。 
    198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對〈北京市城市建設總體規(guī)劃方案〉的批復》指出，要“堅決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規(guī)模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僅僅3年后，1986年北京市總人口已達1000萬。 
    1993年批復通過的《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方案(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萬左右，事實是，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1382萬人。 
    如此看來，1800萬的人口控制目標提前10年告破，堪稱慣性使然的“往事重現(xiàn)”。 
    “準確預測城市未來的人口規(guī)模是極其困難的，城市規(guī)劃師不是算命先生。”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在2005年的城市總體規(guī)劃修編工作會議上這樣說道。 
    “比算命還難算準”，梁昊光感嘆，“沒有辦法預測準，但又非得去做不可的。” 
    作為一個開放系統(tǒng)，城市和外界不斷發(fā)生著各種交流，從外部獲取各種資源，而即使在特定條件范圍內，資源相對既定，城市的人口承載力也與人均消費水平的高低相關。談到城市人口預測，諸多專家都坦誠“很困難”、“特別復雜”、“不確定性太大，影響因素太多”。 
    人口規(guī)模預測如此困難，為何還必須一次次進行預測？ 
    仇保興在其講話中簡單回答過這一問題：“因為國家的土地調控政策需要根據(jù)城市人口規(guī)模對用地進行審批管理……原來地方政府是"跑部錢進"，現(xiàn)在不要錢了，也不要項目，就要城市人口規(guī)模指標。” 
    不僅用地審批，城市的其他數(shù)據(jù)也要圍繞人口指標進行調整。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北京志》中有這樣一句話：“人口指標是制定經濟社會發(fā)展計劃和規(guī)劃的基礎。北京市從"一五"計劃開始的各個五年計劃，都把控制城市規(guī)模和人口增長列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的重要內容”。 
    段成榮認為，正是因為每一輪人口容量目標都會成為指導新一輪城市規(guī)劃和建設的基礎，而每一輪人口容量目標，無論是1000萬、1250萬或1800萬，又總是很快過時，成為歷史，城市的生產生活又開始圍繞新的數(shù)字進行配置，才導致北京的城市建設呈現(xiàn)“攤大餅”的環(huán)狀結構，隨之造成生產和生活設施布局的嚴重脫節(jié)，住宅的嚴重擁擠，水電氣等基本生活資料供給的嚴重不足，以及城市交通的嚴重擁堵。“就像給小孩買鞋，老買緊繃繃的，剛穿上就小，不停買不停換，一開始就買大點的不就好了嗎？” 
    1800萬不是極限——在人口膨脹的同時，城市承載力也在提高 
    回顧過去的新聞，往往有助于我們理解新的現(xiàn)實。 
    “北京作為一個資源稀缺型城市，目前的人口已經接近各種資源的承載極限。”這是2010年6月媒體報道中沉重的判斷。同一句話曾只字不差地出現(xiàn)在2005年的媒體報道里。
    “步步為營、節(jié)節(jié)敗退”的人口攻防戰(zhàn)中，北京城懷著巨大的焦慮，在同樣巨大的人口紅利與人口壓力下高速飛奔，愈跑愈快。人口膨脹再膨脹，城市極限似乎就在眼前，“一旦超過這個數(shù)字，城市就會崩潰”，但“這個數(shù)字”屢屢變更，過了1800萬時，人們忽然發(fā)現(xiàn)，這依然不是這座城市的極限。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王廣州打了個比方：看城市能裝下多少人口，就像看往一個杯子里能倒多少水。開始，只能盛下一整杯水，你在杯子底部接個管子接上另一個容器，它就能倒進去更多的水。“討論城市可承載人口是要放在特定條件之下的，條件不斷變化，人口承載力也隨之變化”，現(xiàn)在的問題是“人們在討論城市人口承載力時，是去掉前提條件來討論。” 
    事實上，人口膨脹的同時，城市本身的承載力也在提高。 
    “人們常常習慣于將一個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當成一個既定的一成不變的數(shù)量來看待”，2005年，段成榮就撰文指出：“在人口已經大大超過原來認定的最大人口容量的今天，北京市的社會經濟發(fā)展不但沒有出現(xiàn)根本性的問題乃至災難，相反，今天的北京市所達到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已經大大高于提出人口控制目標和最大人口容量時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他的結論是：隨著技術進步等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本身也在不斷地變化和發(fā)展，因而要發(fā)展地看待這一問題。顯然，直到今天，人們在討論城市人口承載力時，依然經常忘記這一結論，每當人口超過既定數(shù)字，就一味奔走相告“人口已近城市極限”。 
    不可否認的是，特定條件下，城市的人口承載力總是有限的。“如果目前的資源供給能力不發(fā)生變化，人口無限增長，那么遲早會達到極限。”王廣州說。 
    對這個問題，梁昊光的看法比較樂觀，“把城市本身的承載力提高上去，承載2500萬人口沒有問題，北京可以接受這個挑戰(zhàn)，并且生活質量還可能比現(xiàn)在的更高。”他認為關鍵是要疏散城市功能。 
    “北京集中了太多的資源，太多的機會，”段成榮說，“要徹底解決人口問題，必須首先解決國家整體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的問題，讓更多的城市具有類似北京這樣的吸引力。這不是現(xiàn)有模式下，僅靠控制低端人口就能解決的。” 
    有學者對照美國的城市，指出北京已經成為中國的華盛頓，中國的好萊塢，中國的波士頓和中國的硅谷。在美國由不同城市承擔的各項功能，在中國都由北京一力擔負，人口的增加便也在情理之中。 
    或許對北京而言，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非膨脹的人口，而是高度集中的功能。這也是當前包括上海、廣州、武漢在內的許多區(qū)域性中心城市共同存在的問題。這方面，北京如能率先做好，其管理模式必將給國內其他大城市帶來寶貴經驗。 
    “未來10年到15年，北京的發(fā)展速度會比過去10年更快。這15年決定著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能不能實現(xiàn)。從現(xiàn)在開始，人口問題勢必成為政府應急管理、危機管理關鍵中的關鍵。”梁昊光說，如果不能疏散城市功能，提高城市人口承載力，未來人口的積聚雖然不會立刻導致城市的崩潰，但必將嚴重影響市民的生產生活。 
    他有句話頗具黑色幽默意味：“極限在調整，人的心理預期也在不停調整，中國人的抗壓能力更強吧。” 
    毫無疑問，不會有人愿意通過犧牲自己的生活質量，提高自身的抗壓能力來解決城市的人口問題，這也絕非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78歲老北京：首都不需要那么繁華 
    78歲的馮廣聚搖頭咋舌，被關于北京歷年常住人口的一組數(shù)字嚇了一跳：“沒覺出來，沒覺出來”。好比呆在逐漸煮沸的水里的青蛙試不出水溫變化，常年泡在北京城里的“老北京”們，對北京的人口變化也很可能“覺不出什么”，即便是像馮廣聚這樣再地道不過的“老北京”—— 
    “爆肚馮”第3代掌柜，賣地道北京小吃，說地道北京話，住地道胡同四合院，生在同仁堂后門，長在大柵欄胡同。 
    馮廣聚說不清北京人口的變化，但他記得一條路的變化。前門、永定門、宋家莊，這條路連接著他在前門胡同里的家和上班的地方：位于宋家莊的儀表機床廠。1956年到1986年，馮廣聚騎著自行車把這段40分鐘騎乘的路來回走了整30年。 
    他記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路上車少、人少。從家里穿胡同騎到前門那段路人挺多，上了前門大街往南走，騎到永定門，人逐漸少點，等過了永定門往宋家莊走，人就更少，“慢慢就到農村了，邊上有農田，破馬路坑坑洼洼，騎著七扭八歪的，汽車一次只能過去一輛。那時候車少，人也和平，沒那么多毛病。說人少吧，也是走幾步就能碰個人。” 
    到七八十年代，永定門外的老馬路展寬重修，有了雙行道，自行車好騎了，汽車也多了，農村慢慢縮小，工廠的樓慢慢多起來，“路上遇到的人比五六十年代能多一倍”。 
    馮廣聚估計，1986年北京的人口應該是解放后的兩倍左右。事實是不止兩倍，1949年北京常住人口420.1萬，1986年這個數(shù)字升至1000萬。 
    “有1000萬真沒覺出來，可能人口增加，馬路也增加，感覺不出變化。”80年代，馮廣聚對人口增多最深的體會是“胡同里孩子太多，房子太少。就那么條小胡同，每家好幾個孩子。” 
    上世紀90年代后，來北京的外地人多了，“烏泱烏泱的，一條胡同能來7、8間外地人。” 
    馮廣聚開始越來越不愛出門，“哪兒哪兒都改造，哪兒哪兒都變化，現(xiàn)在我一出城，好么，什么都不認得了。偶爾出去，車一停半個多鐘頭。” 
    他挺懷念80年代的城市，覺得北京住上八九百萬人的時候“比較不錯”，“首都需要安靜，不需要那么繁華。什么全蓋北京，北京成什么了？汽車一多，你修條馬路，汽車方便了，歷史沒了。” 
    說到如今北京1972萬的常住人口，“一人一張嘴，都得呼吸，連同汽車排的廢氣，都讓這1900萬人享受了，我是習以為常了。”至于未來，“愛怎么發(fā)展怎么發(fā)展吧，誰也沒什么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