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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經這樣說。在古希臘的城邦(city-state)時代，城市也具有“國”的意味，那時的城市具有軍事防御、祭祀、消費的功能，也為人類文明貢獻了藝術與哲學。 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則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13世紀的地中海岸，米蘭、威尼斯、巴黎等，都是重要的商業和貿易中心。工業革命之后，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農民不斷涌向新的工業中心，城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在笛卡爾的筆下，被稱為存在“無限可能”的城市，城市化成為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19世紀的倫敦、20世紀的紐約，當代的上海、孟買，這些偉大的城市是一個充滿想象的地方，吸引著志向遠大的移民、家庭和企業家。 中國正在步入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歷史轉折，13億人正在從一個農業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進程中，這一進程將影響世界經濟的未來。2009年的世界經濟正處于一個新的起點——陷入衰退的全球經濟，開始企穩，后危機時代，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哪里——一方面是，新興國家將貢獻世界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二，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動力。這些國家的崛起所產生的巨大的對資源的巨大需求，如何解決?另一方面，當今世界，氣候變暖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這兩股力量的交織，正在醞釀新的技術革命、能源革命和產業革命。 這就是“地球村”在今天面臨的新的處境和挑戰，這些問題值得人們很好地思考、研究和找到解決的辦法。10月17日，由本刊主辦的“環球國際(2009秋季)論壇”在北京舉行，論壇的主題為“上海世博會——新生活、新環境、新能源”。論壇設立了三個分論壇，圍繞上海世博會的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討論城市在新生活、新環境和新能源方面的現實與遠景。 來自國內外的著名專家學者，對中國在城市化過程中的熱點，如房價、水價、軌道交通建設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對如何建設“綠色城市”，轉變單純追求GDP的城市建設理念，如何建設環保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視角;對中國的新能源戰略進行了前瞻。 與會專家提供的一組數據，可以證明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速度。截至2008年底，中國的城鎮人口已經達到6.07億，城鎮化的水平為45.68%，比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0.6%，提高了35個百分點，比1982年的21.13%，提高了24.55個百分點。到2008年末，中國地級以上的城市有287個，全國共有650個城市，其中400萬人口超大城市13個，200萬到400萬有41個，100萬到200萬的大城市有81個。 人們帶著“城市夢”走進城市，在享受了現代化的生活、取得更多發展機會的同時，也被急劇的城市化進程所裹挾，感到力不從心、焦慮和困擾。 急劇的城市化，首先給人們帶來的最直觀的感受是住房和交通問題的壓迫。2008年末，中國城市建城區的面積達到了3.63萬平方公里，比2000年增長了一倍;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2080個人，是2000年的4.4倍。這意味著城市的規模在擴張，人口密度在增加。同時，城市的機動化也在加速。2009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和消費國，總量超過美國。以北京為例，現在有380萬輛機動車，明年2月份將達到400萬輛，從300萬輛到400萬輛，只用了兩年多一點的時間。于是，飛漲的房價、堵塞的交通廣為人們所詬病。 在論壇上，專家提出，調控房價最終靠的是提供更多的房屋和土地，直到中國的人口高峰期結束，或者說到城鎮化進程基本達到60%到70%左右，這個時候可能是房屋出現價格比較穩定的時期。到2020年，最晚到203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高峰。而對于城市交通問題，與會專家普遍傾向于認為軌道交通建設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并不存在所謂的“一哄而上”，相反地，是建得還不夠。 城市化中的問題不僅是中國獨自面對的，目前全球有65億人，其中32億人住在城市。世界上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這些人每天要吃飯、喝水、制造垃圾、排出大量二氧化碳……世界各國都意識到了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應對之道：2009年美國克林頓基金會下屬的克林頓氣候行動計劃，宣布推出一個全球性的克林頓氣候友好型發展計劃，將支持一系列大型城市項目、氣候友好型的建筑開發項目，將力爭使建筑的二氧化碳排量降為負值。2009年2月，歐盟的400多個城市共同簽署了一份“市長盟約”，正式承諾將帶領各自城市成為歐洲減排節能的先鋒。在論壇上，專家指出，近年來伴隨生態環境的日益全球化，國家間、城市間的競爭，已經呈現出濃烈的綠色背景。綠色已經成為城市的競爭力，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城市的核心競爭力。為了提升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必須改變單純追求GDP的發展體系，在體系中導入清新的空氣，潔凈的水體，高效的交通，廢棄物的安全處置等等一系列新的環境指標，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無論城市的綠色，還是未來的經濟增長，當下，新能源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議題，這是未來發展的“戰略高地”。如何搶占這個高地?專家指出，目前，中國已經把新能源上升到戰略高度，新能源是一場革命。革命性在哪里?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30年以后經濟快速發展，可以稱為濃縮式的發展，工業化的速度也很快，城市化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能源消耗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放眼全世界，從石油危機以后到現在，世界的科技革命發展也很快，信息革命、納米技術等等都發展很快，這些革命推動新能源迅速地發展。過去在實驗室做的事，現在逐步能夠被工業化、商業化，而且有些可以規模化，比如過去的風機，70年代世界上的風機沒有幾個，現在好多國家都是大規模地開發風機，而且它的成本下降速度非常快。因此，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新能源的基礎，未來的戰略制高點，需要大量的科研投入，需要科技政策和產業政策的扶持。 中國的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有學者指出，能夠把全球經濟帶出金融危機的陰霾，能夠在這個世界貿易格局中率先開發出增量需求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這13億人的需求，這13億 人從鄉村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變的需求，是對全球、全人類的偉大貢獻。城市實際上代表了人類兩個最古老的夢想——一個是有關城市的夢想，一個是有關生活的美好愿望。城市不僅擁有并消耗著一個國家或地區大部分的資源與機會，同時也承載著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繁榮的重任。
一問：什么讓一座城市更“宜居”?
《環球》雜志記者/劉新宇 英國經濟學家智囊團的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顯然冷落了美國——只有匹茲堡的排名相對靠前，在140座城市中位居第29位。“美世生活質量調查”的排名也頗為相似，檀香山僅僅躋身前30名…… 對于熱心的美國市民而言，2009年的各種“宜居城市”排名似乎遠遠不能達到他們的預期。 排名靠前的，主要是歐洲一些環境優美且保存完好的古城，如維也納、蘇黎世、日內瓦、哥本哈根、赫爾辛基和慕尼黑。而大多數發達的美國城市，居然沒有競爭過津巴布韋的哈拉雷。 于是，有人問，究竟是什么讓一座城市變得“宜居”甚至“偉大”? 每個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宜居城” “一個宜居的城市不應該對人有所壓制。” “鏈接了過去和未來，它尊重歷史的烙印，尊重我們的后代。” “它是社會組織的元素能夠被保存和更新的城市。” “能有健康的生活，有機會能夠輕易地交通，對孩子和老人來說很安全，能夠輕易地接近綠地，宜居城市是所有人的城市。” …… 或許，有一千個關注城市發展的人，就有一千個宜居城市的想像。為了找到一個“標準答案”，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曾經委托調查公司四處尋訪。 然而，自英國工業革命后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有限的城市居住容量帶來一系列環境和社會問題以來，對于“宜居城市”(livable city)的內涵，至今還未形成統一的觀點，爭論始終不絕于耳。 似乎是為了終結有關“什么是宜居城市”的爭論，近年來，全球各種機構紛紛推出了“樣板城市”排行榜。 從城市設計的角度出發，《美國城市文化》列出23個項目對全球16個城市的“宜人性”進行打分評比。 考慮到經濟、社會、文化等綜合要素，英國經濟學家智囊團(EIU)的評價體系包括了社會穩定、健康保障、文化與環境、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等5組指標，被媒體廣泛引用。 德國新崛起的綜合雜志《單片眼鏡》則提出，“世界宜居城市”須滿足11個基本條件：擁有設計良好的國際機場;犯罪率低;國家提供優質的教育;有高素質的保健醫療服務;氣候宜人;通訊系統良好;社會容忍度高，能容忍同性戀、不同種族，并讓婦女平等就業;凌晨1時仍能買到酒;公共交通包括出租車的收費合理且服務上佳;當地媒體及國際報章雜志數量可觀且品質優秀;城市規劃可讓市民接觸到大自然，并盡量避免污染和生態破壞。 …… 然而，不幸的是，“宜居城市”尚未界定清楚，名目繁多的排行榜為人們的爭吵又增加了一個題目：到底有沒有統一的評價標準? 面對這樣的問題，北京大學城市規劃系主任呂斌坦言，“沒有，也不可能有。” “頂多有一些指標大家共同來看待，但每一個主體對宜居的判斷是不一樣的，你的宜居未必是我的宜居。” 10月17日，在《環球》雜志舉辦的環球國際(2009 秋季)論壇上，呂斌教授如是說。 單片眼鏡下的“標準” 可是，為了理解那些令美國人相當頭痛的排名，仍然有人堅持弄清他們所使用的評判標準。 喬爾·科特金，美國查普曼大學的城市研究學的校長級學者。比較了經濟學家智囊團、美世生活質量調查及《單片眼鏡》近期出爐的幾種“宜居城市”排名，他發現，排名結果嚴重偏向于發達地區的緊湊型城市。 這些城市社會底層人數很少，兒童的數量也相對較少。它們大多處于出生率較低的國家，如瑞士。該國的平均生育率在1.4左右，位居全球最低行列，比美國整整低了50%。 這位《福布斯》雜志“新地理”欄目的專欄作家分析，“這些地方是各種團體理想的觀光場所，如旅行中的企業高管、學者和研究人員，他們也正是這些調查的對象。” 檀香山之所以排名靠前，是因為它更多的是一個度假勝地，而非熙熙攘攘的商業中心。 匹茲堡，這個英國“經濟學家”投票支持的美國城市，曾經是容納眾多公司總部的鋼鐵之城，如今已鮮有企業問津，只能依靠非營利性機構、醫院和大學得以支撐。 “匹茲堡正是發展緩慢的歐洲城市在美國的縮影。這或許能夠吸引那些榜單的整理者們。 “然而，這些是評價一個城市的最佳標準嗎?”喬爾問道。 如今，匹茲堡很少有大批移民遷入，該市的外來移民比例在大都市排名中幾乎墊底。當地資深專欄作家比爾·斯泰格沃德寫道，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匹茲堡的人口死亡率已經超過了出生率。 它能代表美國的未來嗎? 有研究認為，到2050年，將有2000萬甚至更多的人遷往美國，其中大部分或許會落戶于紐約、洛杉磯、休斯敦、鳳凰城等更具活力的城市。 這些城市像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引著美國內外不安定的人們，它們也和歷史上偉大的城市一樣，喧囂、生活節奏快、缺少舒適感甚至污濁。但經濟的繁榮卻使人們對這里的忙碌和污濁趨之若鶩。 “各種不同的文化在這里碰撞交織，這里有精明的企業家，就算有黑手黨也在所難免……無論是紐約、洛杉磯、倫敦、上海、孟買，抑或是迪拜，這些城市或許無法在更加優雅的排名中名列前茅，但它們卻呈現出我們城市最有可能的未來藍圖。” 對于經濟學家智囊團、美世生活質量調查及《單片眼鏡》的排名榜，喬爾認為，答案和這些調查的評定標準一樣，往往都帶有主觀色彩，是狹隘的，甚至還帶有誤導性。一座城市的上榜理由，可能也是另一座城市的致命傷。 中國式反思 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筆下的阿姆斯特丹是一個充滿想像的地方，存在“無限可能”。 可是，中國的《宜居城市科學評價標準》出臺后，相關爭議接踵而至。 一種意見認為，“標準”是工業時代批量生產的產物，它的另一個含義就是千篇一律，試圖以固定化的模子刻鏤和復制出一片新世界。這很容易導致個性各異的城市削足適履，“千城一面”。 對于《環球》雜志的提問，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智力引進辦公室主任杜平認為，“它(《標準》)是不是把我們束縛住了?如果城市的發展都是一個模式的話，那就很糟糕了。” 不過也有人認為，廣受抨擊的“千城一面”主要是指城市的建設風格和城市外貌，而宜居城市標準關注的主要是環境、資源、公共安全、社會文明等軟性指標，這些跟“千城一面”關系不大。 《標準》自2007年對社會發布以來，“宜居城市”果然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甚至有媒體想當然的說，“XX市XX指標達到宜居標準”。 其實，三年多前就有學者質疑，《標準》有可能被曲解或濫用，變為評價城市或考核地方政績的依據，并與部分人的利益產生聯系，而競相攀比，則會導致各種評選活動雪上加霜。 “中國經濟發展有個特別重要的特征，地方政府是一只特別強力的推手，地方上的競爭成了中國發展的一個巨大原動力。”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對本刊說，“這個過程中有正面的作用，但負面效果也不小。” 因《標準》由原建設部科技司組織評審驗收并得以通過，有輿論認為，這成了“權力在三維空間上”的又一次體現。“如果某市評上了‘宜居城市’，但市民卻不認可怎么辦?”這種意見引用美國專家蘇解放的話說，“城市是為人民建的，而不是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當成幾何玩具的神仙們建的”，因此，“宜居城市”應該補齊民意短板。 于是，又有專家認為，《標準》之外還需符合其他標準：尊重“人”的權益，因地制宜，與時俱進…… “盡管宜居標準存在這樣那樣的爭議，但這種創造或者努力畢竟是值得肯定的。”杜平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在中國現階段，提供一種城市發展的方向，至少是一個積極的引導。
二問：居者都能有其屋嗎?
吳林 如果不是因為房子，在大城市居住的人們的想象力恐怕沒這么豐富。日前一位網友在網上發起千人集資買房行動，發帖召集1500人每人出資100元，湊齊首付買房，然后大家通過抽獎、搖號等方式來決定房子歸屬。這一行動的合法性暫且不談，但在絕望中迸發出這樣的奇思妙想，也足見住房對大城市里的人們的壓迫程度了。 在美國加州帕薩迪娜大學任教的帕內拉也存在著類似的壓力，她的丈夫在一家非贏利組織當律師，兩人想在洛杉磯的高地公園附近安家置業。但31歲的帕內拉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因為她還未獲得大學的長期任教資格，“如果兩人中有一人失業，另一人的工資起碼要付得起貸款，我們要保證收入能負擔得起生活。” 多項最新數據表明，美國房市的衰退即將結束，美國各大城市的房價正開始上升。美國房地產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7月房屋銷量較去年同期上升5%，為2005年11月房地產市場觸頂后的首次同比上升。有評論指出，如果現在不出手，5年或10年之后，當經濟危機已經成為歷史，美國的房價再度升溫，很多人會后悔錯過了一個絕佳的買房時機。 剛性需求是美國房市復蘇的助動力，然而，很多急需購房的美國人卻遲遲不出手。 繁榮與泡沫 三年前，來自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市的凱西·雪琪在短短的5個月內買了7套房子，而她只不過是一位24歲的網絡設計員。她謊報了自己的收入以獲得“無證貸款”，而且她不用提供任何所謂已過時的證明作為保證。 彼時，美國房地產市場炙手可熱，凱西·雪琪寄希望多套房產能在高房價下獲得巨額的收益。她實在很了解美國房地產市場過多的泡沫成分，卻不小心撥響了格林斯潘的如意算盤。這位美聯儲前主席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斷促進經濟繁榮，房地產行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特效藥。為此，格林斯潘在任期的最后幾年甚至縱容了房地產行業泡沫的形成和發展。 很快，房價下跌，次貸危機爆發，凱西·雪琪未能如愿以償，卻背負了220萬美元的債務，她的3所房子被收回。為此，她開設了名為“我正在面臨抵押品贖回權喪失”的網站，它甚至成為那些深陷抵押貸款危機的人大吐口水的好去處。 不可否認的是，次貸危機前的美國房地產同樣包含了真實的需求，但寬松的貨幣政策卻催生了虛假的購買力。當危機襲來時，一場收回房產、將欠債人強行趕出家門的風潮席卷了美國。僅僅在2008年7月一個月時間，就大約有30.38萬戶收到了至少一次與房產查封相關的通知。據估計，2009年底之前，280萬美國家庭將面臨失去房屋的命運。 美國次貸危機還將房地產的禍水引到了別國——去年，英國房價持續加速下跌，中國房地產業也步入低迷，還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場困境、全球信貸緊縮及金融市場的嚴重破壞。 危機還未遠離，全球房地產市場回暖的消息卻已經傳來。國際房地產顧問公司Knight Frank在針對32個國家的調查顯示，半數國家的房地產價格皆有上升。 關鍵問題在于，回暖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真實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各國的救市政策?Knight Frank也警告，房市依舊脆弱，信用還是緊縮，許多國家未出售的房屋仍然供過于求。 不斷飆升的房價 房地產的回暖往往會被當作全球經濟復蘇的一個跡象，給人以鼓舞。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樂意看到房價的上漲。 45歲的英國母親蘇珊就感到房價下跌是個好機會。她的大女兒22歲，有一定經濟能力，但現在還沒有房子。去年，蘇珊決定趁房價下跌，幫女兒買了一個小房子。 然而，對于那些將房屋用于投資，而非自住的人來說，房價上漲才是利好，而這樣的人不在少數。美國《基督教箴言報》有一篇文章提到，之所以現在有許多老人買不起房子，流落街頭，是因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錢人在城里大炒房地產，導致房產價格火箭般攀升，一些黑心房東為多掙房租，在合同到期后逼迫原房客搬走。 與那些黑心房東一起招致諸多罵名的還有房地產開發商，在中國，這一現象尤其明顯。從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至今，中國城鎮住房價格飛漲，很多開發商一夜暴富。 然而，開發商也有開發商的委屈，他們站出來為自己辯護，指稱房地產暴利的時代早已過去，而現在房屋價格居高不下，有很大一部分成本貢獻給了土地，今年，中國土地交易價格持續攀升，“地王”不斷出現。 而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0%，漲幅比6月擴大0.8個百分點。這是今年以來該數據環比連續第5個月、同比連續第2個月上漲，漲幅也有逐步加大的趨勢。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坦言，“現在的房地產市場已偏離了住房的本質。” 過度市場化? 中國房地產的現狀，是與住房的市場化改革相伴生的。在此之前，絕大部分城鎮居民都在“等、靠、要”中度日———等國家建房、靠組織分房、要單位給房。 福利分房制度的終結，使很多人的住房發生了過去不敢想的變化。但房價的飆升，也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尹中立認為，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出發點更多是為了用國內住房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而不是著眼于老百姓的安居上。在此后的政策措施中，政府更是片面強調房地產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功能。 相比十年前住房需求大、供給卻有限的狀況，現在則是只要能用足夠的購買力滿足需求，供給永遠在不遠處向你招手。無疑，住房消費已經極大拉動了經濟的增長，卻也留下了一個對未來構成極大威脅的隱憂。 在2007年的一次房地產展覽上，行為藝術家梁克剛將頭和手緊緊鎖在住房平面模型的枷鎖中，頻頻走到各大房地產開發商的展臺，表達自己的行為藝術。他影射的是中國當下的“房奴”。 “房奴”并非重點，美國人說，我們中有70%是房奴。重點是，國內很多大學生，一畢業就成了房奴，很多人是舉全家之力，甚至動用了父母的養老金，徹底地淪為了房奴。 難怪一位旅居英國的劍橋大學講師感慨，國內的消費水平早已超越了國外。他所處的系7個40歲以下的同事里，只有兩個買了房，比起國內年輕人有房有車的境況，“實在汗顏”。 只是，這些靠“啃老”買房的年輕人也許從未想到，一旦父母年歲更大，早已將養老金供給給子女的他們，生活能否有保障?而淪為房奴的自己又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給他們提供相應的保障?隨著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這一隱憂將越來越顯現。 誰來保障他們? 依然回到美國，回到次貸危機爆發的那一刻。一位名叫波克的90歲老婦企圖舉槍自殺，原因是法院將查封她住了38年的家。危機之中，波克交不出房屋貸款，警方多次前往她的住處，勒令她遷出那所樸素的獨棟房子。 即使沒有次貸危機，依然有很多老人流離失所，不僅僅在美國，而是在全球幾乎所有的國家。 尹中立反對住房過度市場化的一個原因是，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需求應該得到滿足，而住房的保障制度應該由政府提供。 環視全球，很多國家確實都有保障性住房的制度，其中尤以新加坡表現最為突出。早在上世紀6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成立建屋局，計劃大力推動租賃組屋的建設，并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揭開了建屋局大規模興建自住組屋的帷幕。 從當時的嚴重屋荒，到今天鱗次櫛比的組屋樓群，新加坡政府為440萬總人口中的逾八成提供住所，令新加坡成為全球惟一擁屋率接近100%的國家。 美國政府則將“居者有其屋”寫進法律，設定為政府要完成的法定目標，并將低息、低首期以及為銀行提供擔保作為美國政府的住房三大支柱政策。 在中國，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應力度，也已經成為重要的戰略。從以往的經驗看，由于有人開著寶馬去買經濟適用房，保障性住房如何得到公平分配，一度被熱議。 在美國，次貸危機將人們從他們的房子中趕出來后，很多人連出租房都難以找到，不得不住進帳篷，甚至是躺在街邊。哪怕是法律，有時候也只是看上去很美。 住房自誕生之日起，最先滿足的就是人們遮風避雨的需求。但對在城市化進程以及房地產的發展中被逐漸邊緣化的人們而言，這一需求卻逐漸變成了奢望。 房價和什么有關系? 在《環球》雜志舉辦的環球國際(2009秋季)論壇上，中國房地產協會秘書長朱中一指出，房價問題是一個社會敏感度很高的問題，房價問題不僅跟項目的成本和企業利潤有關系，還跟市場供求關系，跟市場預期有關系;不僅跟住房制度有關系，還跟土地供應管理制度，房地產的稅收制度，住房的金融制度，還有社會的分配制度都有關系。 現在社會上都在講房價高，實際上從2003年調控以后，政府就一直把控制房價問題，穩定房價作為一個重要的任務，但實際上這幾年房價還是一直在穩步的漲，它不光是涉及到經濟，涉及到土地，也涉及到項目成本、企業的利潤問題。 中國的住房目標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研究中心主任陳淮表示，中國的房地產政策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公共政策、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政策。中國短期和未來的“十二五”規劃期間，到2020年全面小康建設目標中，住房目標仍然是“住有所居”。“住有所居”包括三層意思：讓所有人都有房子住;讓大多數人的住房條件得到改善;讓越來越多的人擁有自己產權的住房。 聯合國說人人有權享有適當住房，其中包括兩層意思：一個是人人，不是99%，是100%，這就是住房保障體系和應保盡保。第二層意思，適當住房是指，富人的住房不應該太奢，窮人的住房也不能太簡，這也是我們的住房建設上的目標。
三問：新能源真的能擔綱重任嗎?
《環球》雜志記者/謝黎 如果有一天，最后一噸煤燒完，地球會陷入黑暗嗎?至少丹麥是不會的，因為20年之后，丹麥50%的電力將來自風車的轉動。 如果有一天，最后一滴石油耗盡，城市交通會癱瘓嗎?至少美國是不會的，按照奧巴馬的計劃，到2015年前，將有100萬輛美國本土生產的充電式混合動力汽車投入使用。 事實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會讓自己陷入狼狽的境地，在傳統能源日益枯竭的情況下，太陽能、風能、核能、海洋能等新能源都已粉墨登場，并將成為未來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 發展新能源是對傳統經濟的一種承接與升級，并且承載著巨大的國家戰略利益。近年來，許多國家將新能源推向前臺，并賦予其緩解環境壓力，拉動經濟走出低谷、帶動新一輪技術革命等眾多歷史使命。那么，新能源產業，是否真的能擔當重任? 國家戰略你追我趕 “我們將利用太陽、風和土壤來為我們的汽車和工廠提供能源”，面對經濟危機的余波，世界要找到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奧巴馬給出的答案就是新能源。在奧巴馬新政中，超過1500億美元資金將聚焦新能源技術。目前，在風能領域美國已經成為世界裝機量第一;而在光伏領域，美國第一太陽能公司(First Solar)的薄膜電池技術已經非常領先，估計2009年它會躍居全球產能第一。 歐盟則啟動“精明的投資”，意在加速歐盟轉型為21世紀的、充滿活力的低碳經濟。據預測，其新能源汽車領域將獲得至少50億歐元的投資。而歐盟各國也有自己不同的新能源發展重點。丹麥在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中首推風能，在其制訂的最新能源計劃中，明確提出到2030年能源構成將是風能占50%，太陽能占15%，生物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占35%，某種程度上，丹麥將成為靠風“驅動”的國家;芬蘭選擇充分利用國內豐富的森林資源，走生物能源之路，如今芬蘭已經建立起了配套完善的生物能源商業鏈，全國大約有400個大中型能源工廠使用生物燃料發電供熱;冰島的重點將是利用地熱資源，其目標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不使用化石燃料的國家。 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憑借其新能源開發技術優勢，也在加快步伐爭奪新能源開發的主導權。資源短缺的日本多年來一直積極開發太陽能、風能、核能等新能源，特別是對太陽能的開發利用寄予厚望。 富有的海灣產油國在新能源的開發上同樣興趣濃厚、不惜重金。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海灣國家正在或即將建設的替代能源發電工程已超過100項，總投資已超過1600億美元。 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國家也針對自己的條件和資源優勢開始制定相應的戰略布局。比如，巴西把生物智能作為重點發展領域，而印度則把光伏規劃為未來的重點產業。 當然，在全球這波發展新能源的浪潮中，中國也在積極地行動。中國是繼德國之后第二個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國家。在這個立法之后，中國又陸續出臺了多個細則，涵蓋上網電價、太陽能光伏補貼，新能源項目特許權招標等多方面。新能源產業在多方推動下發展得如火如荼。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韓文科向《環球》雜志介紹說：“中國在新能源領域圈了幾個重點，有核電、風電、太陽能和生物質能，同時中國也沒有放棄其他方面的探索，如潮汐能、地熱等方面，我們也在跟蹤。” 當投資熱情遭遇窘迫現狀 新能源不僅在國家戰略層面上受到熱捧，在投資界，它一樣是寵兒。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即便次貸危機以來投資者心態普遍保守，以可再生能源為投資對象的基金產品的規模和數量還是翻了一番。就連Google也按捺不住對新能源的熱情，它與專注于太陽能的eSolar公司和專注于風能的Makana合作，前后分別投資了1.3億美元和500萬美元。另外，Google還向太陽能發電公司Bright Source投資了1000萬美元。Google做的正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呼吁的：“你們可以在拯救世界的同時賺到錢。” 然而，新能源一方面讓各國決策者和投資者躍躍欲試，另一方面也讓部分人擔心它會成為一個巨大的泡沫。 與其他各行業不同的是，新能源行業十分倚重政府資金和政策扶持，其自身競爭力往往難以承受市場考驗，而經濟壓力又讓政府補貼不可能長久進行下去。有經濟學家對其抨擊稱，“現在新能源企業沒有一個可以不靠補貼生存，這樣的行業要想成為主流是不可能的。” 此外，為了使用新能源，汽車、供暖、電力設備等都需要改造。因此，新能源泡沫一旦破裂，所導致的社會影響將不亞于房地產等泡沫的破裂。它將波及政府、企業、民眾等各個層面，影響金融、基建、電力等相關行業。 據媒體報道，美國蘭德公司的報告稱，整個可再生能源部門仍屬幼稚工業，目前很難與傳統的能源行業進行市場競爭。太陽能、風能發電成本為火力發電的3~10倍，如無強制性規定，根本無法進入市場。麥肯錫咨詢公司統計，平均每個可再生能源技術企業的創業資金約需1400萬美元，中期投資約在1億~2億美元，且需要更大規模的基建與之配套，很多一窩蜂上馬的企業根本沒有這樣的實力。因此，這個行業的健康發展令人擔憂。 中國新能源的“相對過剩說” 由于政策鼓勵、財政支持，近年來，中國的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火熱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風電裝機第二大國、太陽能電池生產第一大國。 許多地方政府紛紛出臺新能源規劃以支持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據了解，全國超過一半的省份在打造新能源基地，或者把新能源作為支柱產業來發展，上百個城市在做新能源發展規劃，大批企業紛紛上馬新能源及相關產業。 拿風電來說，其在中國受到的追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熱度，甚至有人將風電稱為“瘋”電。國企、民企、跨國公司，甚至連沒有電力設備制造基礎的企業，都趕著上馬風電生產線，唯恐落為人后。而光伏、核電、生物質能等產業，也顯示了類似的“躁動”。 據了解，這些產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光伏產業供需失衡，市面上硅料和光伏組件產能都已經大大超過需求，行業洗牌在加劇，此外，光伏發電在成本上與火電相比沒有競爭力，其發展規模還要看國家支持的力度;風電的成本同樣居高不下，只能依靠國家政策與補貼來盈利，大部分風電運營商長期在虧損和微利中掙扎;核能產業也面臨著問題，三代核電技術尚未自主化，燃料難以自給自足，相關技術人才缺乏…… 8月底，國家發改委網站更新了《鼓勵進口技術和產品目錄》，其中，“2兆瓦以上風力發電設備設計制造技術”以及太陽能光伏發電組件的最重要原料“多晶硅”，已經從《目錄》中刪除。此外，“2兆瓦以上風電設備制造”也已從“鼓勵發展的重點行業”中刪除。此舉立刻被市場人士解讀為向已有過熱之嫌的部分新能源產業“潑冷水”。 那么，中國的新能源產業是否過熱了呢? 國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史立山表示，新能源產能是否過剩、產業是否過熱，是相對的問題，但從當前市場的需求上看，確實存在現實的威脅。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石定寰也同意“相對過剩說”。他認為，與傳統能源比較來看，新能源并不“過剩”。但“重復建設、無序上馬”的問題的確存在，目前國內新能源產業在市場準入上不夠規范，標準尚不明確，使得各路資本紛紛涌入，產品、水平良莠不齊。在這種情況下，及時向企業和投資者發出一些預警，作出行業判斷，是必要的。 在《環球》雜志日前舉辦的環球國際(2009 秋季)論壇上，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韓文科強調說：“許多發達國家因為已經站在一個很高的起點上，所以會把大量的投資投在新能源的技術革命上。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要解決自己的貧困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等，因此對未來投資的能力是有限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對新能源要有個準確的認識，既要投資現在又要投資未來，在這個里面要做一個平衡。” 警惕深層次危機 “如果說有些國家提出發展新能源產業還只是一種姿態，那么對于資源匱乏、生態環境面臨巨大壓力的中國來說，這是我們的必由之路。”在環球國際(2009 秋季)論壇上，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如此形容新能源對于中國的意義。 但在中國的新能源領域，“制造環節過熱”的背后也有業內人士擔心潛伏著深層危機。 首先，當前新能源的市場規模還很小，發展空間受限。這就意味著，國家財政補貼還要支持一段時間。而人們不免擔憂，我們的財力是否能長期補貼新能源。 其次，基礎研發領域投入明顯不足，關鍵技術瓶頸始終未能有大的突破。如果無法掌握新能源產業的核心技術，未來中國將難以保證不會再次淪為“世界工廠”。一個令人尷尬的現象是，國內高校還沒有設立新能源的專業，也沒有國家級的研發機構來從事產業共性、戰略性、基礎性的研究，沒有像樣的“國家隊”。 第三，同質化嚴重，優質產能緊缺。 再者，產業潛在的安全風險巨大，市場擴張遠遠超前于技術成熟。 專家建議，今后國家在發展新能源，審批項目的時候要設立一定的標準，避免無序競爭。政府還需明確向企業告知項目上馬的潛在風險，給企業提供及時、可靠的市場信息，讓企業在信息透明，有充分風險估計的氛圍中競爭和發展。 此外，梅永紅還指出，“在新能源產業方面，國家許多相關部門有很大的熱情，愿意在這個方面有所作為。但同時讓人憂慮的是，在這樣一種類似于大躍進的狀態下，部門間各自為政、體系分割的問題也非常突出。將來怎么把這種分散的系統重新規劃，使得新能源發展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真正成為一個國家戰略，而不是一個部門戰略，是非常重要的。”
四問：水為什么會成為一個問題
《環球》雜志記者/辛省志 水是生命之源，每天我們都離不開水。但在城市中，水卻逐漸成了一個大問題。 10月17日，在環球國際(2009秋季)論壇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城市水資源中心主任邵益生的一席話被個別網絡媒體解讀為“中國城市自來水價格面臨上漲趨勢”，引起了廣泛關注。隨之，國內主流媒體紛紛轉載，各大網站上的評論鋪天蓋地。 其實，邵益生所指的水價，不僅是指自來水價格，還包括水資源費、原水費(水利工程費)和污水處理費。邵益生認為，水源短缺、水體污染和飲用水水質標準的提高，客觀上要求增加投入，相應的成本也會提高，這就加大了水價上漲的壓力。但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基于成本的政府定價制度，水價制定除了基于成本之外，還要考慮社會承受能力等其他因素，因此，再一定時期內，成本上升并不意味著水價就一定能上漲。 但毫無疑問的是，水問題已經成了城市中人們最為關注而又極具爭議的焦點。 水價對誰壓力更大? 今年以來，各地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水價上漲大合唱：1月1日，廣東自來水價格全面上調;4月1日，南京居民生活用水價格每噸上漲0.3元，由2.5元上調到2.8元;5月6日，沈陽召開水價調整聽證會，報道稱各方在水價上漲的大方向上沒有分歧，沈陽水價上漲已成定局;6月1日起，昆明水價全面上調，居民用水每噸提高0.65元;6月20日，上海上調居民用水價格，綜合水價由每噸1.84元上調到2.30元，計劃從2010年11月20日起，將再次調高到2.80元;7月，北京水務局在答復一位市民的網上咨詢時表示，北京水價將在年內調整…… 各地水價上漲的理由雖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 一是中國的水資源緊缺，通過提高水價可以降低資源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8月4日，國家發改委就發文肯定各地上調水價的做法，認為這些措施符合資源價格改革方向，有利于促進資源的節約使用和環境保護。 二是認為中國水價長期偏低，自來水行業普遍虧損，只有提高價格，才能保證供水行業的持續發展。供水企業認為，近年來電費上漲，污染導致的原水水質下降，供水質量標準提高等，使得水處理的成本不斷上升，必須要提高水價來補償。今年1月北京市兩會期間，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自來水集團負責人崔君樂說，按照北京目前的水價，自來水公司每噸水虧損0.8元。國家統計局今年5月的數據顯示，有900多家水務企業出現虧損，虧損額高達30億元。兼任中國城鎮供水排水協會副會長的邵益生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專訪時表示，全成本回收是目前制定水價時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全成本包括成本(建設、運營)、稅收、費用和合理利潤，這是保證供水系統能夠持續穩定運營的必備條件，我國現行的《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大致也是這么規定的。全成本回收在發達國家執行得不錯。但發展中國家還有一些困難，許多情況下僅能回收運營成本。 不過，普通民眾則普遍反對水價上漲。新浪網7月份進行的一項網上調查顯示，超過65%的網民認為城市供水和水價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水價成本不透明”。他們認為，供水企業虧損更多是因為冗員和高福利等因素造成的，應該從自身管理出發，降低運營成本。 輿論認為，水作為重要的公共品，其價格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民生問題。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上調水價會給民眾尤其是低收入者帶來更多的生活壓力。但邵益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與電費、煤氣費、通訊費等日常支出相比，水費在中國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當然，水價上漲對部分低收入群體的壓力會比較大。但是這部分人的問題不僅僅是用不起水的問題，還有用不起電、用不起氣、吃不起菜等等，應該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的救濟渠道來綜合解決，”邵益生認為，水價制定不能與社會政策混在一起，水價應該基于水的合理成本來制定，當然，這個成本應當是對消費者透明的，是經過有關部門監審的。 外資“陰謀”推高水價? 輿論還將水價上漲的矛頭指向了外資水務公司。 有報道說，此前大舉高溢價收購國內城市供水企業的外資水務公司不僅成為供水漲價的主要操作者，還壟斷了中國水務市場。報道說，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員及有關專家已經就水價問題在部分城市調研，而調研的重點之一，就是外資在中國水務市場的影響，以及外資與這一輪水價上漲的關系等。 據公開資料，天津自1997年與法國威立雅水務集團合作起的10多年時間，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價格先后上調了8次，由每噸0.68元提高到3.40元，水價上漲近5倍;昆明自來水集團2005年底開始與威立雅合作，次年1月昆明市就上調水價，至2007年7月再次上調，漲價幅度和頻率都頗為驚人。在一些評論人士看來，水價上漲與外資水務公司之前的高溢價收購存在著當然的聯系。“外資陰謀論”得到廣泛支持后，某中央新聞網站甚至以“跨國水務巨頭準備‘水淹中國’?”作為其報道的標題。 但也有人不認同這個觀點。反對“外資威脅論”的人士稱，水價改革背后與外資沒有直接關系，外資在中國水務市場遠未達到壟斷地位。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從外資企業簽約項目的處理能力來說，在華主要外資企業目前所有簽約項目的供水總能力不到全國供水總能力的10%，排名第一的威立雅水務實際市場占有率不到3%。” 邵益生認為，無論是外資還是民資，資本的本質都是追求利潤的，在高溢價收購之后，必然要求較高的回報，這是無可厚非的，畢竟他們不是慈善機構。“應該反思的倒是那些決策者，要想想高溢價賣出供水系統后會留下什么后遺癥。其實，對于城市供水設施這樣的關乎國計民生的公共產品，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被高溢價收購，而在于到底該不該賣?” 自來水何時能直飲? 除了水價，人們同樣關心城市自來水的水質。北京的老陳經常看國外電影、電視劇，他對片子里經常出現的擰開水龍頭就能喝的水非常羨慕。他常常想，什么時候自己家里的自來水也能打開龍頭就喝呢? 與老陳一樣希望能喝上直飲水的大有人在。近年來，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部分社區配備了飲用水凈水系統，對自來水進行深度處理，處理后的水可以直接飲用。上海市還宣布，到2010年，世博園區將每天提供50萬噸“直飲自來水”，使游客打開水龍頭就能喝到安全、優質的自來水。而深圳特區更是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生活飲用水水質發展規劃，到2010年，特區內的自來水全部可直接飲用。 不過，邵益生指出，“直飲水”并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目前沒有一個標準說什么樣的水是“直飲水”，什么不是。而且，是否“直飲”，還有個飲水的習慣問題，不像西方人普遍喝生水，多數中國人更喜歡燒水喝。事實上，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所指的生活飲用水就是可以直接飲用的，其英文就是“Drinking Water”。邵益生介紹說，2006年通過的最新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日本、歐洲、俄羅斯等國的飲用水標準，將飲用水的檢測項目從1985年標準的35項增加到了106項，主要檢測項目的限值都不低于世衛組織推薦的標準，可以說，符合這些標準的水就是可以直接飲用的。 據了解，目前北京、深圳、廣州等許多大城市供水企業的出廠水基本能夠符合新飲用水標準，與歐美發達國家水廠的出廠水水質也相差不大。但由于中國城市的供水管網與發達國家還是有差距的，尤其是有些二次供水設施質量、衛生條件較差，從用戶水龍頭出來的水質量下降較大。 邵益生說，國家和行業協會正在鼓勵和推動供水企業采用先進的凈水工藝，更新維護供水管網，并接管原本由物業等管理的二次供水設施，將合格的自來水直接供應到用戶龍頭，以盡早實現水質達到新飲用水衛生標準的要求。 在邵益生看來，理想的城市供水狀態應該是“讓每個人都能夠享受到公共供水服務，水量充足，水壓穩定，水質符合國家標準，人人都能喝上放心水。” “當然要達到這個狀態也很不容易。”他補充說。
五問：軌道能否拯救城市交通?
閆琰 楊新苗 在人口密集的現代大都市，時效高、運量大、便捷可靠的軌道交通，早已成為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隨著城市化的發展，目前我國也進入了軌道交通建設的高潮時期。空前的建設規模和速度，也引起了人們的擔憂。 現有的熱潮是對過去的彌補 從歷史上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是受到抑制的，沒能跟上城市發展的步伐。 我國各城市申請建設地鐵、編制城市軌道網均經歷了漫長的路程，最短的七八年，最長的甚至超過了20年。繼1995年國務院發布第60號文件(《暫停審批快速軌道交通項目的通知》)之后，2002年10月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各城市地鐵的立項問題又被凍結。杭州，沈陽及上海的M8號線都被勒令停止。 實際上我國的很多城市規模已經很大，人口稠密，有著強大的交通出行需求。在韓國，人口50萬的城市就擁有地鐵，首爾更是有10條地鐵線路形成的軌道交通網。更不用說東京、紐約、巴黎這樣的國際都市。 在國外的許多城市，軌道交通的交通量占客運交通量的比例很高，紐約占到47.2%，倫敦占到36%，莫斯科占到41%，巴黎占到52.6%，并且地鐵長度都大大超過100公里，年客運量都在一、二十億人次上。而我國北京在2000年時才有兩條地鐵線路，共53.5公里，遠遠落后于北京的城市發展，也無法滿足人們的出行需求。 現在，全國擁有軌道交通的城市依然屈指可數，嚴重制約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這種現狀和過去的我們國家的政策導向有關：由于軌道交通的投資大、效益低、施工技術復雜，政府一度認為修建軌道交通不符合我國國情，因而抑制軌道交通的發展。 如今的情況已經有所改變，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加強，政府采取了積極的政策鼓勵軌道交通的發展，全國城市的軌道交通建設和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可以說，現在軌道建設的熱潮是對原有不足的一種彌補，是剛性需求得到釋放的一種表現。 6000億帶來的經濟刺激 在目前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樣是刺激經濟、拉動內需的有效辦法。國務院出臺的擴大內需十項措施中，就明確提到了加快交通建設。 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政府就曾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三大需求齊步擴張，順利走出了金融危機的困境。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就是在當時到達了建設高峰。 目前，我國的高速公路已經發展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但軌道交通與其相比卻遜色不少。因此加快軌道交通的建設，可以有力拉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引領經濟轉型升級。 軌道交通建設本身能形成旺盛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例如在地鐵修建中，機電設備投入一般能占到整個工程造價的40%左右。按照近期國務院出臺的6000億元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投資計算，可以為機電設備制造行業帶來2400億元的需求。同時軌道交通也可以帶動地產、商業貿易的繁榮發展。 熱潮中的風險 我國正處在城市化的轉型期，從國外經驗可以看到，發展城市軌道交通是加快城市化進程，形成集約利用土地的緊湊型城市和城市圈的有效手段。而在洛杉磯等以私人汽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城市，它們的結構則都是低密度、松散型的。從我國國情來看，松散型城市顯然不符合我國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 軌道交通建設之所以能影響城市發展的方向，是因為軌道交通對城市人口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大量人口會向站點聚集。而放射性的軌道交通線路則可以突破城市空間的限制，吸引人們向外發展，如北京的13號線和上海的R4線等，當然也能減輕中心區人口壓力，為推動郊區城鎮化開發提供了動力。這將對未來城市的布局起到關鍵作用。 正是看到了軌道交通建設對城市發展的這些積極作用，今年我國連續批準了約20個城市、2000多公里、近萬億的投資來進行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相信未來這樣的建設熱潮會持續一段時間。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城市軌道建設確實存在過熱的風險。第一，許多城市跟風而上，將城市軌道交通建設作為政府政績而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證和合理的規劃。城市的空間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的修建軌道交通，盲目的上馬新項目不但加重了政府的經濟負擔，也使得日后的軌道交通規劃與建設變得更加困難。 第二要想保證軌道建設工程的施工質量，需要對地質環境做充分的調查分析，對于施工技術做充分的論證。盡管現在我國現在施工技術有了很大進步，但盲目要求工程速度無法保證工程質量。 第三，軌道交通建設高潮對相應的設備和車輛制造行業也提出了挑戰。目前我國軌道交通的設備和車輛國產化的進程剛剛開始，無法滿足如此強大的需求。如果軌道交通建設在短時期內全部完成，對于日后相關行業的發展是不利的。軌道交通作為一項投資巨大，特別是政府投入占大多數的建設，應該考慮到和國內相關產業的協調發展。 對于城市軌道交通建設來說，合理、適時、可持續，比片面追求速度要重要得多，沒有發展意味著還有發展的空間，不必急于做出決定，這是一個細水長流的過程。 很多城市已達到建設地鐵和輕軌的標準 在《環球》雜志舉辦的環球國際(2009秋季)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交通所副所長吳文化表示：根據國務院2003年頒布的第81號文，一個城市如果要申請修建地鐵，GDP要達到1000億元，人口300萬以上，預算收入為100億元;申請修建輕軌，需要城市GDP達到600億元，人口規模在150萬以上，一般預算是60億元以上。如今我國2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是40多個，按照這個標準來看，很多城市都已經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研究中心主任陳淮說：特大城市的城市地鐵和輕軌，是解決城市里“奇貴的房價和奇遠的距離”矛盾的一種妥協辦法;城市之間的快速鐵路交通網，如北京到天津、珠三角城市之間的快速軌道交通網，是發展新城鎮以及解決城市群戰略所必不可少，實現的恰好是城市之間的軌道交通的公交化;大經濟區域之間的快速軌道交通鏈接，如正在建設的京滬高鐵，是實現經濟發展以及優化利用資源，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群落所不可缺少的一個手段。
六問：城市大了怎么辦?
胡垚 伴隨著工業化、全球化的進程，大城市如何在實現巨大的經濟效益的同時，通過城市規劃解決高昂的生活成本、擁擠的城市交通、惡化的城市環境等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一些發達國家的路徑或許可以作為中國的參考。 城市越大越好? 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早在1957年就提出“巨大的多中心城市區域”的概念，將其稱為城市群。他認為，城市群是城市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最高空間組織形式，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龐大的、多核心、多層次城市集團，是大都市區的聯合體。按照戈特曼的定義，城市群具有一個或多個核心城市，即人口規模在2500萬人以上、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250人的特大城市。 經過20余年的研究，戈特曼提出當時世界上的六大城市群：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歐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倫敦為中心的城市群、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群。 在工業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大城市地區具有強大的規模經濟效益，導致人口和產業向這些地區加速集聚。 東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口，即3500 萬人口擁擠在這塊不足日本總面積4%的土地上。去東京的游客，可以看到乘客被職業城鐵協管員塞進車廂的情景。數百萬人口心甘情愿地忍受著如此不堪的擁擠，是因為東京創造著日本很大一部分財富，為了從中獲益，人們不得不毗鄰而居。 同樣的，中國的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用全國約2%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38%的GDP，而從國際經驗和中國實情來看，中國城市群聚集和創造財富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不過，城市群在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大規模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幾乎與高昂的生活成本、擁擠的城市交通、惡化的城市環境、人文精神的缺失等現象相伴而生。關于城市合理規模的探討和爭議也始終與特大城市的發展如影隨形。 從目前的經驗和已有的研究來看，城市規模的擴大和生產向城市地區的集聚對于發揮規模經濟效益，提高生產效率具有無疑的積極作用。而如何在獲取特大城市帶來的經濟效益的同時，盡可能將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降到最低，則是近年來城市規劃領域關注的熱點。 城市副中心——大都市的選擇 隨著全球化大都市規模的逐漸擴大，單中心的擴散已經不能滿足大都市區空間形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多中心發展成為現代國際大都市空間格局演變的主導方向，建設“城市副中心”則成為大都市多中心發展的重要選擇。 “城市副中心”是一個僅次于城市主中心、承擔城市諸多主要功能的綜合性城市區域。東京、倫敦、巴黎等國際大城市都通過建設“副中心”解決了城市發展中的空間矛盾。 東京從1958年至今就曾三次實施“副中心”戰略。現在東京共有7個副中心，每個副中心既是所在地區的公共活動中心，同時也承擔東京作為國際城市的某些職能。 作為東京副都心之一的新宿區位于東京都中心區以西，是東京市內主要繁華區之一，僅次于銀座和淺草上野。在成為副都心以前，新宿在消費、娛樂行業方面就頗具吸引力。進入5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高速發展，作為首都東京原都心即原中央商務(CBD)的中心三區，已不能適應形勢需要，政府機關、大公司總部、全國性經濟管理機構和商業服務設施等高度集中，交通擁擠，建筑高度密集。為緩解中心區過分集中的狀態，1958年東京都政府提出建設副都心(即新宿、澀谷、池袋)的設想，并首先從新宿著手。經過近30年的規劃建設，新宿副都心已經形成。 目前，新宿副都心的經濟、行政、商業、文化、信息等部門云集于商務區，金融保險業、不動產業、零售批發業、服務業成為新宿的主要行業，人口就業構成已接近東京都中心三區。隨著新宿副都心的開發建設，尤其是東京都部分政府辦公機構的遷入，副都心的魅力大增，各行業更加積極地涌入新宿，首當其沖的是金融業。 僅在以新宿站為中心、半徑為7000米的范圍內，就聚集了160多家銀行，新宿已成為日本“銀行戰爭”的縮影。新宿車站以西的西新宿是東京政府新規劃的行政與商業新都心，東京都的行政中心東京都廳就位在此處，東京車站南口方向則是百貨公司與商店街云集的商業地區。此外，還有眾多電影院，酒吧，舞廳，餐廳。地面上建筑林立，地下也是熱鬧非凡。“西口地下街”、“小田急地下街”都是重要的購物區。歌舞伎町是新宿著名的娛樂區，以“酷馬劇場”為中心有各種娛樂飲食場所約2500家。 低碳城市之路 面臨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必然選擇。進入新千年以來，規劃領域對于可持續城市發展模式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和實踐，“生態城市”、“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等等概念層出不窮，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或許將來也不會有)統一的模式，但它們的核心內涵是確定無疑的——尋求城市生態、經濟、社會三大系統的均衡、協調發展。 “低碳經濟”最早見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做出的《斯特恩報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GDP5%—20%的損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7月,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要戰略選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2008年“世界環境日”(6月5日)的主題為“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礎的一場偉大的經濟模式創新，低碳經濟相對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主要特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碳生產率即每單位碳排放所創造的GDP或附加值比較高;二是社會的人文發展水平、生活質量比較高。技術進步、能源結構和生活消費方式三大因素決定了低碳經濟的發展水平。 作為最早提出低碳經濟的國家，英國早在上世紀末就開始了城市規劃中的低碳實踐。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由“英國合伙人”(English Partnerships)發起的新千年社區計劃。在全國范圍內按照低碳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建設了主題鮮明的7個千年社區。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位于倫敦市東南格林威治半島的格林威治千年村(Greenwich Millennium Village)。 格林威治半島最早是大片的農田、濕地和水池， 1880年以來開始大規模的工業化開發，建設了天然氣廠、化工廠和全英重要的造船基地，到1968年，格林威治半島上的綠地已經被天然氣廠蠶食殆盡。從1970年開始，天然氣廠逐漸衰落，大片土地被廢棄。1997年“英國合伙人”購買了半島的土地，并開始了大規模的重建項目，目標是將這個歐洲最大的天然氣生產基地改造為21世紀的新社區。 在格林威治半島總體規劃方案中，形成了以半島北端千年穹頂為中心的放射狀綠化廊道，以其串聯起商業、辦公和居住區，從而打造與自然共生的城市。整個半島的開發分成若干子項目，千年村即為其中之一，其目標為以可持續的開發模式建成一座生態公園、4500平方米的混合功能區(兼具餐飲、工作室和小作坊等功能)、可持續的社區學校、康體中心、超市和較高密度的住宅區。 與英國的一般房地產開發相比，千年村的初級能耗減少80%，用水量減少30%，總能耗減少50%，建筑垃圾減少50%，汽車使用減少25%。為達到這一節能目標，每戶都使用高標準的能源方式，如高效的隔熱設施、有效的節水用具、循環利用可回收物料與可再生廢物等。在建筑設計方面，盡量滿足最大數量的朝陽住宅與朝陽開窗，盡可能地利用太陽能。 同時，千年村內大面積的生態公園提供了野生動物繁衍生息的生境，小巧精致的社區廣場和活動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質，而完善的步行、公交系統保障了低收入人群出行的便利，同時也減少了小汽車的使用。最后，千年村內的住房不僅有普通商品房，也包括針對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實現了多收入層次人群的和諧“混居”。 綠色競爭力，值得用GDP來換 在“環球國際(2009秋季)論壇”上，廣東省江門市副市長李崴介紹了江門市這些年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經驗。這幾年來，江門市獲得了國家衛生城市、環保城市、文明城市、國家文明城市等稱號;人均綠地為10平方米;同時，是珠三角惟一一個沒有重污染的城市。 廣東省惟一的世界文化遺產也位于江門市;該市的國家非物質遺產，有七項，包括大家比較熟知的廣東音樂等，在民間一直保持著很旺盛的生命。 為了可持續發展，江門市在某種程度上犧牲了GDP，但是，李崴認為這是值得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