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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guī)劃學家沙里寧說：“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城市的標志性建筑因記錄著一個城市在特殊歷史時刻的內在悸動而被寫入歷史。1949年北京成為首都，就意味著這個城市將承擔著社會和政治的作用和任務，地方性風俗、習慣將被融合在一起，按照政治觀念重新塑造，成為國家的概念，所以北京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 英國《泰晤士報》不久前報道了一項建筑評比，評比世界范圍內正在建設的十大“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評論說，這些建筑工程大都規(guī)模龐大，讓人過目不忘，最重要的是，這些建筑將改變的不僅是建筑史而是這個世界。北京以奧運主會場、央視新址、首都機場3號樓占據(jù)了十分之三。 建筑也總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給人們以經(jīng)驗，賦予城市以結構。中國的城市建筑來自不同的觀念形態(tài)和政治結構，不能與之對應。從變身為現(xiàn)代國家后，城市也在發(fā)生結構性的變化。 作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開始的對天安門廣場的擴建和建設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等十大建筑。但開始規(guī)劃的十大工程其實和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不太一樣， 但沒有實施。人民大會堂建成后標志著國家政權的形象，此后整個中國被組織到一個全新網(wǎng)絡中，參加各種會議成為各黨派各階層新生活的一個基本形式，與人民大會堂意義相仿的禮堂成為城市鄉(xiāng)鎮(zhèn)的一種普遍標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確立了北京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態(tài)。 80年代建成的國際展覽中心、長城飯店、首都機場新樓、彩電中心、地鐵東四十條站、大觀園、北圖新館等務實的工程成為新的十大建筑。與50年代對比有一個區(qū)別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由市民投票、建筑專家評選推出的。這些建筑本身顯示了與中國政治政策的改變相應的民生傾向和啟動經(jīng)濟的步調。 1993年10月修訂后的《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進一步提出建設開放型國際城市的目標，城市規(guī)模開始膨脹，大幅度地向郊區(qū)轉移。土地的有償使用、基礎設施的產業(yè)化經(jīng)營，為這個城市集聚了越來越多的資金，催生著更多的建筑工程。一時間北京建筑眾生喧嘩，像整個國家一樣摸著石頭尋找著未來富裕生活的彼岸。90年代的十大建筑就在這喧嘩聲中產生，為亞運村奧體中心、恒基中心、東安市場、國際金融中心、外研社樓、中央電視塔、植物園溫室，新世界中心等。其中恒基中心似乎代表了北京向國際都市發(fā)展的第一輪努力。 這一輪努力迅速改變了北京的整體面貌，而新面貌模糊混亂，沒人會滿意這種混亂，“奪回古都風貌”的呼聲成為另一種努力方向，它使北京收獲了一批大屋頂?shù)?ldquo;民族風格”建筑。 從某種意義說，國家大劇院是個轉折。它是個跨世紀工程，1999年7月，安德魯?shù)姆桨斧@選為國家大劇院的建設方案，今年開始使用。雖然它在建筑上缺乏新意，造價、環(huán)保指數(shù)以及與環(huán)境的關系都曾是爭議的焦點，這個方案獲選后，49位院士和108位建筑師曾上書反對，但最終沒能阻止它破土動工。因為這時候，城市生活的動力和內容已經(jīng)離開了原來的支柱，北京放下了所有意識形態(tài)的抱負，在新的旗幟下聚集了力量，這個旗幟因為鮮明和強大而不可阻擋。因此，央視新址、奧運鳥巢、水立方興建必定是順理成章的選擇。正如庫哈斯在央視新址設計理念的闡述中所說：“這就是中國現(xiàn)在需要的建筑，我給你們帶來了。” 北京的開放姿態(tài)和匯集的能量吸引了全世界的建筑師。英國《建筑設計》2006年評選的100強建筑設計公司中，有32家在北京有規(guī)模不等的設計業(yè)務。庫哈斯以同樣的環(huán)轉摩天樓為不同的城市做過建筑設計，但只有北京接受了他的方案。他的合伙人舍林說，這種結構在世界其他地方獲準建造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著名建筑雜志《建筑評論》評論國家大劇院說：中國可能是安德魯遇到的最佳客戶。解構主義建筑師扎哈。哈迪德透露她的驚訝：“有什么新主意新方案要付諸實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