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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中國都市化進程年度報告》課題組、上海交通大學都市文化與傳播研究院主持完成的《2011中國都市化進程報告》近日在上海發布。報告指出，城市規劃的“過度化”、城市品牌的“低俗化”與都市主體的“離心化”，正日益演化為影響和制約中國都市化進程的三大問題。（8月5日《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這篇頭條報道的大標題就是《中國城市患上三種文化病》，報道雖未指出這三種城市文化病或言城市病的病根所在，但通過對報道的閱讀，作為一個城市的市民，稍加思考都不難找到這三種城市病的病根。 可以說，“三病”的總病根就是地方領導以追逐政績為目的的非科學發展觀。 所謂城市規劃的“過度化”就是對城市規劃不能從一而終，領導不能按照規劃一屆接著一屆干，而是一任領導一個想法，一個規劃，招商引資不是按既有的規劃引進，而是來一個稍大的項目就要修改規劃，特別是主要領導引進的項目，規劃常常要背離基本的科學常識為它們讓路。《人民日報》報道中例舉的成都傾資40億打造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園，使原建于2007年的老園僅僅3年就棄之不用，這樣的例子也許有點極端，但如果將項目資金縮小一點看看，幾乎俯拾皆是。之所以出現這種背離常情的城市病，很簡單，每一任領導都要有他的領導看得見的政績，都要體現“創新意識”。 而這種思路必然導致城市病的第二種，即城市品牌的“低俗化”。由于“一任領導一張（規劃）圖”，領導出國猶如百姓逛超市，于是你提出要建“東方威尼斯”，我提出要建“東方日內瓦”，以致如《人民日報》報道，鬧出河北的石家莊和秦皇島都提出要建“東方日內瓦”的笑話。這種被專家指為“甘做洋人二房”的心態，加上幾個城市爭搶“西門慶故里”之類的無恥，“一座叫春的城市”的“叫春”，文化底線被政績的急功近利沖擊得已蕩然無存，“低俗化”之病，必然是這些城市的“文化標簽”，或者叫“文化名片”。只不過這個“文化”只能叫“低俗文化”。 由于每一屆領導都對政績有強烈的渴求，而且要立馬兌現，大拆大建就成了城市的常態，于是各個城市的市民都不得不生活在拆了建，建了拆，“大工地”之中，看不到竣工的那一天，機聲隆隆，塵土漫天是很多城市的現實圖景。而要建設就要資金，政府除了賣地就是舉債，賣地和舉債必然導致房價物價居高不下。于是年輕人逃離“北上廣”，但回到家鄉發現已經不是記憶中的家鄉城市了，在中小城市同樣“居大不易”，又不得不返回“北上廣”，這種逃來逃去，不管是客居還是原住，都談不上對所在城市的“熱愛”，只能是與其離心離德。“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只能是一句世博口號。 要讓世博的這句經典口號變成現實，祛除城市的“文化病”，就必須找準病根，對癥下藥，如果病根不除，治標不治本，那只會讓人民付出更大的代價。 (責任編輯：白雪松) |
城市發展當汲取“圈地”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