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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革命期間，城市迅速的發展往往超出社會資源的承受力，導致各種“城市病”的出現，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嚴重、衛生狀況惡化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在英國，工業化和與之俱來的城市化如此迅速，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它所帶來的福祉和禍患同樣使人們感到措手不及，特別是在一個奉行自由放任和惟利是圖的國家，這種迅速到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引致一系列災難。因此，英國經濟史學家哈孟德夫婦用“邁達斯災禍”（邁達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夢想點石成金，但是目的達到后卻幾乎餓死。）來形容這段歷史，而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城市病”。 根據對各國城市化史的研究，我們認為，城市發展可能受三種因素的限制。首先，城市化可能受農村人不愿離開家園的限制。這種限制既可能是社會經濟方面的，也可能是社會心理方面的。其次，城市化可能受城市建設費用的限制，就是說，建設城市要耗費大量資源，而在整個工業化階段，工業發展也要大量投入，因而，這里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再次，即使撇開費用問題，城市發展也要受到缺乏組織城市生活的能力的限制。城市越大，管理就越困難。如果沒有逐步積累的經驗和系統的組織，要管理迅速興起的大規模城市是有困難的。就英國的情況來說，農業人口主要不是由農民構成，從而在感情上與土地沒有很密切的聯系，所以，城市化的第一個限制因素，在英國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這反倒可以部分地說明，為什么英國城市化能較早地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至于第三個因素，在英國城市化過程中，的確不同程度地起到了限制作用。不過，從英國的具體情況看，由于工業化的迅速進行，這些因素的影響，并不表現為限制城市化的速度，而是通過城市設施的不足和組織的混亂表現出來，即表現為“城市病”：一方面，農村人口源源不斷地離開農村涌入城市，為工業發展提供了足夠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城市設施不足和組織混亂，給早期的城市人口特別是工人階級造成極大的苦難。不過，這種情況卻有利于資本家。因為這樣既保證了資本所需要的勞動力，又可以節省必須攤付的社會資本。 城市化的費用和組織問題，從根本上說是資源向城市的配置問題。就是說，需要足夠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進行組織和建設。如果在工業化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大量人口進入城市，而相應的資源卻沒有相應地向城市集中，即資源城市化，就必然出現城市設施不足和組織混亂，即“城市病”。 在英國，工業化起源于農村，而農村工業和小城鎮的發展，是整個工業化前期的主要特征。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鄉村變成工業城鎮，城鎮變成大的工業城市，從而出現城市化的加速。不過，在資源從鄉村向城鎮，從城鎮向大城市的轉移過程中，對于城鎮的發展來說，資源在鄉村的分散，對于大城市的發展來說，資源在小城鎮的分散，都是一種不利的因素。農村工業和農村地區對資源的占用，影響城市化的進程，具體說，就是在人口迅速城市化的同時，資源的城市化出現滯后。 二、“城市病”的主要形式 人口城市化，即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和集中，一方面是工業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資本積累和擴張的需要。資本主義工業迅速擴張的能力及其周期性特征，要求有足夠的勞動力儲備。而在大工業和大工業中心形成以后，還要求這種勞動集中在城市。這種情況，不僅導致人口向城市的集中，還導致了城市的大規模失業。馬克思把這種“現代工業的中心——工廠、制造廠、冶金廠、礦山等等”存在的失業現象，稱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流動形式。 工業革命時期或者說工業化早期城市發展的病態，還表現在住宅奇缺方面。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記載：每一個大城市都有一個或幾個擠滿了工人階級的貧困窟。的確，窮人住在緊靠著富人府邸的胡同里�？墒强偨o他們劃定一塊完全孤立的地區，他們必須在比較幸福的階級所看不到的地方盡力掙扎著活下去。英國所有城市中的這些貧民窟大部分都是一樣的。這些城市中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見的是一排排的一層或兩層高的磚房，幾乎是排列得亂七八糟，還有許多住人的地下室。這些房屋每所僅有三四個房間和一個廚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國，這是最普通的工人住房。這里的街道通常是沒有鋪砌過的，骯臟的，到處是垃圾，沒有排水溝，有的只是臭氣熏天的死水洼。這里的住宅非常集中，以至于空氣很難流通，特別是很多人擠在一個小小的房間里，空氣之糟是可以想像的。 這種情況，直到19世紀五六十年代都沒有什么明顯的改善。由于工業化的迅速進行，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而住宅狀況也就越趨惡化。 城市衛生狀況的惡化，也是早期城市病的重要方面。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城市化的國家，不存在組織城市生活的可供借鑒的經驗，一切都是自然發展的，而在出現問題的初期，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問題發展到忍無可忍的程度以后，人們才呼吁加以解決，但往往為時已晚。工業革命時期的城市衛生問題，部分來自工業污染，部分來自生活污染。城市居民大都是剛剛從農村出來的農民，農村的那種散居所養成的習慣還沒有改變。如生活垃圾到處傾倒，污水隨處潑灑，不少城市居民保留著養豬的習慣，所以到處是豬圈。由于廁所不夠，人們不得不隨地大小便。根據記載，曼徹斯特的議會街，每380人才有一個廁所，在居民區，每30幢住滿人的房子才有一個廁所。在工人的家里，雞、豬、甚至馬都擠在同一個房子里。 對于城市衛生特別是較大城市的衛生來說，排水是很關鍵的問題。當時大部分城市都沒有良好的排水系統。一般污水都是通過大大小小的“陰溝”通往廁所或死水塘；情況最好的是將污水排入流經城市的河流。例如，經過曼徹斯特的艾爾克河，成了一條大污水溝。甚至在倫敦，大大小小的污水池和污水溝都到處可見。 居住的擁擠和衛生狀況的惡化，導致瘟疫橫行。對于工人居住區來說，猩紅熱、傷寒、霍亂等是最容易發生的，而一旦發生就不可收拾，往往危及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工業革命時期英國人口死亡率回升，與此有直接聯系。 三、“城市病”的早期治理 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實際上早有人注意到了，并提出過警告。不過，問題沒有發展到威脅整個國民健康或威脅到勞動力再生產的情況下，就不會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以至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 1838年，倫敦瘟疫猖獗，濟貧法委員會秘書查德韋克建議派出一個醫務委員會進行調查。同時，皮爾在艾希利勛爵和女王配偶的私人敦促下，組建了一個大城鎮和人口稠密地區衛生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作了大量調查，并起草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于1844年公布，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讀者，驚醒了有頭腦的人們，并且對衛生問題作了系統的研究。皮爾委員會對城市衛生狀況做出建議：衛生管理應交由直接隸屬于英王的地方當局單獨負責；在任何排水方案付諸實施以前，應先有適當規模的計劃和測量；地方排水區域的大小應隨時由英王加以規定；一切下水系統應由地方當局統一建造；大雜院房屋和茅舍產業的費用概由所有者負責，主管排水的當局也應負責鋪路；一切塵埃、灰燼和垃圾均為當局所有；當局應負責清掃污水池和廁所。還規定：凡住人的院子，寬不得少于20英尺，進出口不得少于10英尺；地窖和地下室必須備有壁爐、窗戶和適當的排水系統，否則不許住人；凡新建的房屋一律應裝有適當的廁所設備。還規定：當局有權為加寬道路、清理衛生和籌建公園而征收款項，有權要求充分的空氣流通，強制不衛生的房屋打掃，核發宿舍的許可證，指派衛生官員等。 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是劃時代的。它導致1848年第一個公共衛生條例的誕生和第一個中央衛生委員會的建立。從此，“國家就以一套雜亂無章的條例對疾病展開了毫無組織的戰爭”。例如，19世紀60年代的衛生法散見于地方條例、工廠條例、埋葬條例以及種痘、煤煙、食品摻假等條例之中。不過，無論如何，這些條例說明政府已開始正式介入城市衛生管理，城市衛生事業慢慢地前進著。 住宅方面也開始不少有益的嘗試，其中著名的是所謂“模范住宅”運動。這個運動是由建筑商喬治·皮鮑迪和悉尼·沃特婁發起的。由于在倫敦中心不可能人人自己有一幢房屋，因而，他們開始建造一種成排的雜院房屋。這種房屋以較低的租金出租給低收入者。他們的成功引起人們的效仿，在倫敦工人區建造了一排排的這種模范房屋。另一方面，不少市政當局開始有計劃地清理貧民窟。例如，利物浦市政當局從1860年起用市有地產建造大量工人住宅，后來又根據地方條例和國家立法，將雜院房屋以有礙公益事業而查封，并征購以進行拆毀。不過，大部分最壞的房屋的拆除，是在1882年以后的事。這時，這個城市每幢房屋不到6人，“過分擁擠”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以下。而1891年每間房屋的人數已經下降到5?68人，“過分擁擠”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0?9%�？梢姡》繐頂D的情況在慢慢改變著。 四、社會制度與“城市病”的治理 市政改革無疑對解決城市住宅、公共衛生以及城市管理問題產生了良好的作用，但這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而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不僅如此，由于這些改革，基本上是從資產階級利益出發的，所以常給赤貧階級帶來新的災難。例如，過分強調衛生，限制排污，許多生產和經營活動無法進行，工人因此飽嘗失業之苦。 不過，隨著工業化的進展，社會財富的增加，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同時，社會也將越來越多的資源集中到城市，并投入到城市建設和組織方面。所以，城市面貌還是在慢慢地改變著。1892年7月，也就是恩格斯發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后的48年，他在本書的德文本第二版序言中指出：“這本書里所描寫的那些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惡劣現象，現在或者已經被消除，或者已經不那樣明顯。下水道已經修筑起來和改善了；穿過許多最壞的貧民窟修建了寬闊的街道；‘小愛爾蘭’已經消失，‘七日規’跟著也將被清除。”這說明，“城市病”已經得到初步治理，但距理想的標準還很遠，這需要資源的投入，還需要時間。 從英國早期情況來看，“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兩個進程的資源配置不協調，而這種不協調的原因又與自由放任主義有聯系。當然，英國作為第一個進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缺乏經驗也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就告訴我們，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要合理地配置資源，使兩個過程協調。這就要求我們充分發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如加強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用立法手段對私人或企業行為進行規制等；同時，對“城市病”要“防”重于“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城市發展當汲取“圈地”教訓
